赵勇
2017年12月14日，当余光中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时，网上一片唏嘘，许多人发文字发表情以示悼念，让人真切感受到了“乡愁诗人”的威力。
现在想来，我大概是1985年才知道余光中的名字的。那一年我大学毕业，还痴迷着读诗、写诗，便于当年10月买到了流沙河先生写的一本小册子：《隔海说诗》（北京三联书店1985版）。这本书我读得还算仔细，作者开篇分析纪弦《你的名字》一文（《形式不重要吗？》），更是成为我备课的重要依据。因《你的名字》反复出现在我八九十年代的课堂上，每讲一遍就往黑板上抄写一遍，居然已被我记得滚瓜烂熟。几年前，在一个诗歌朗诵的现场，主持人也希望我能给大家“露一手”，我不假思索，报上的就是这首诗，又没做任何准备，张口就把它背诵下来了，惊得在场的诗人一愣一愣的。如今回想，其实这都是流沙河先生的功劳。他的解读文字写得精彩，方才让我这个诗歌门外汉感受到了纪弦之妙。
《隔海说诗》的第二篇是《回头遥看现在》，解读的便是余光中的《当我死时》。至今我还记得，流沙河先是呈现这首诗的前几句：
当我死时，葬我，
在长江与黄河之间，
枕我的头颅，白发盖着黑土在中国，最美最母亲的国度……
然后他又把这三句译成英语，说：“这三行以嘱咐的口吻说出来，正如英语的祈使句，其造句的方法也同英语一样，完全一样。你若把这三行译成英语，方便得很，只须把每个词译出来就行了，不须调动这些词在句子中的位置，因为这些词本来就是按照英语语法组合成句子的。”（P50）流沙河如此分析，我才恍然大悟，也才明白了读这首诗时那种特殊的陌生感来自何处。
但我当年并没有去追余光中。那个年代我还有抄诗的习惯，谁的诗好就把谁抄到一个笔记本上。比如读台湾诗人周梦蝶的《十月》，觉得它沉郁顿挫，忧伤满怀——抄！但余光中的诗我抄过吗？没有任何印象了——应该没抄过。及至后来，当《乡愁》成为余诗的代表作之一，伴随着三毛、琼瑶热在大陆广为流行时，我也只是觉得它写得机智、巧妙，却又不免暗自嘀咕：这不是现代汉诗中的流行音乐吗？怎么觉得有点像汪国真？许多年来，我都不敢把这个想法轻易示人，以免引发众怒，被人打得满地找牙。
当然，余光中是很看不上汪国真的。他曾说过：“在大陆，汪国真的诗集销得很好，但与价值不成正比。”“诗人不该去写汪国真那样的诗，应写严肃的认真的诗。”（丁宗皓：《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余光中先生访谈录》，《当代作家评论》1997年第6期）如此直白地批评他的诗歌同行，这说明余光中确实非常自信。除了那首《乡愁》，我当然也觉得余诗与汪诗不在一个档次，只是苦于找不到论据，直到最近读到于坚的这个说法：“他最好的诗不是大陆流传的那些，我在台湾看他另一些诗，非常好，大陆读者对他误读严重。”（《大陆读者错过他最好的诗》，《新京报》2017年12月15日，C03版）看来，我以后得想办法找找尚无缘得见的余光中诗篇了，否则，脑子里老是余诗与汪诗齐飞，对于余先生是极不公平的。
应该是1997年，我才第一次接触到了余光中先生的散文。那一年，《余光中散文》（浙江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以下凡引此书，只标页码）出版。书一上市，我就买回来一本，翻阅一番。此书的勒口上写着：
余光中的散文，阳刚与阴柔并工，知性与感性并济，文言与白话交融。梁实秋言：“余光中右手写诗，左手写文，成就之高一时无两。”楼肇明称余光中是“第一个揭橥变革‘五四现代散文的旗帜”，其散文“气势宏大，语言犹如阅兵方阵，排山倒海，万马奔腾，并具有深刻的幽默感。
这里的评价之高，让人不由得不生出敬畏之心。我大概就是带着这种心理读了一些，虽说不上有多喜欢，但总体感觉还行，不像我读董桥读出了一身鸡皮疙瘩。
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分，几年之后我又反复读过他的《我的四个假想敌》，并且写过几百字的赏析文字。
2003年，我们几位弟子随导师童庆炳先生编写高中语文教材。在童老师的构想中，这套教材要由古至今，从文言到白话，把各路美文选编进来。于是我们在“非典”肆虐期间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不断吃盒饭，反复开小会，完善编写框架，讨论入选篇目，力求编出一套新意迭出的教材。当时分配给我编写的单元之一是“当代散文”，如今回看这个文档，那里面选中的篇目有五：巴金的《小狗包弟》，孙犁的《亡人逸事》，史铁生的《我与地坛》，余光中的《我的四个假想敌》和贾平凹的《秦腔》。我现在能够确定的是，《亡人逸事》与《我与地坛》肯定与我的坚持有关，但其他三篇究竟是我的想法还是集思广益的产物，我已说不清楚了。
按编写要求，这五篇散文我不仅要细读，而且还要做注释，并在“作者”“题解”“阅读提示”“讨论平台”“思考与练习”的小栏目下写出相关文字。但遗憾的是，等我们编好这套教材上交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后，却没有通过这个司组织的专家小组的审核。那些专家大概觉得，这套教材的思路和编法剑走偏锋，不按常理出牌，所以必须悬崖勒马，回到“主题单元”的老路上。胳膊扭不过大腿，童老师只好带着我们重打锣鼓另开张。又经过一番漫长的讨论，“主题单元”终于成型，而《我的四个假想敌》也不知在哪个环节被筛选出局。如今，借余光中先生仙逝之机，我就把我当年写的“阅读提示”放出来吧：
此文读罢，恐怕谁也不得不承认：余光中不愧是大家手笔，写得真是太有趣了。
趣自何来？让我们先从题目说起。题目出现了“敌”字，这说明作者一开始就把女儿的男友看作了自己的“敌人”，既然要与我为“敌”，便免不了战斗或战争。作者把家庭内部的婚嫁之事上升到战争高度，既在情理之中，又是夸张之辞，幽默的序幕随即拉开。紧接着，一系列密集的军事用语出现在了作者的笔下。愿意离家“出走”的女儿是“内奸”；与女儿秘密联络的男友既是“鬼鬼祟祟的地下工作者”，又是“攻城的将士”；香港小伙子变成了“广东部队”，未过门的女婿来访成了“入侵余宅”。还有“位居要冲”，“腹背受敌”，“信箱被袭”，“电话中弹”，“寇入深矣”，“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滩头阵地已经被入侵的军队占领了去，这一仗是必败的了”……这些用语和描写混在一起，便让人觉得果然烽烟四起，战火弥漫。“敌人”既在单兵作战，又有小股部队，时而强攻，时而智取，加之里应外合，让“我军”防不胜防，疲于应付。这场“战争”打得有声有色，煞是热闹，但说来说去，却只是因为舍不得女儿的出嫁。以大说小，本来就容易产生幽默，加上作者那枝生花妙笔和故作严肃的神情，幽默感和喜剧感也就变得源源不断了。
当然，话说回来，机智、风趣、幽默云云也还是表象，作者想要表达的更应该是自己那种矛盾复杂的心情：明知女大当嫁乃必然之势，却又无端割舍不下；心里无法轻松，只好故示明达，自为宽解；已经把女儿的男友们定为假想敌，却又郑重其事地提出了择婿的种种条件。于是，心疼、小器、自嘲、豁达、无可奈何等等复杂的感情相互交融渗透，构成了文章谐趣背后的另一片风景。
《我的四个假想敌》算是余光中散文的代表作之一，读过这篇散文后，他的写法、风格、路数等，也就被我大体琢磨清楚了。这就是所谓的“窥一斑而知全豹”。
如今，打开《余光中散文》温习，忽然明白了我对余氏散文总是不冷不热的缘由了。余光中的文字确实讲究，于是意象、声音、节奏、长短句搭配也就纷至沓来，机智之思与语言之妙常常融为一体。这是他的长处，也是他毕生努力的方向。他说过：“我尝试把中国的文字压扁、拉长、磨利，把它拆开又拼拢，折来且叠去，为了试验它的速度、密度和弹性，我的理想是让中国的文字，在变化各殊的句法中，交响成一个大乐队，而作家的笔应该一呼百应，如交响乐的指挥杖。”（郭虹：《拥有四度空间的学者——余光中先生访谈录》，《文艺研究》2010年第2期）应该说，在这方面他不仅做得漂亮，而且还给人做出了某种示范。这很好，也令人佩服。
然而，余光中也有其短板。依我浅见，他出身于大户人家，除了战乱时期，一生可谓顺风顺水。职是之故，他下笔基本上就是“欢愉之辞”，即便有“穷苦之言”，也只是一抹淡淡的乡愁。韩愈云：“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余氏既无大悲大痛，也就不可能发出愁思之音，便只好在“器”的层面抖机灵、下功夫了。而这种“欢愉之辞”一不留神，或许就会出现格调问题。记得2014年，有好友约我见一位台湾老作家，其间谈到余光中。我说《我的四个假想敌》还写得不错。他说，你去读读他的《日不落家》，说的是他那四个宝贝女儿，有西班牙籍，有加拿大籍，两个在北美，两个在西欧，一家而五分，我睡你醒，不可同日而语，所以是“日不落家”。像这种文章，表面似乎是说地球村如何，但实际上却是显摆，炫耀，品位就不高。
我暗吃一惊。这么说，余光中早已不再被“假想敌”骚扰，而是开始享受“打入敌人内部”的欢乐了？
他还说，余光中在大学教书，桃李满天下。现在的台湾媒体全由他的学生掌控：或者是他的学生，或者是他学生的学生。如此重兵把守，哪个敢说他作品不好？所以说台湾还是太小了，批评的声音发不出来，也很难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你要是批评了谁，你以后还想不想往下混了？后来三大媒体又被财团控制，批评依然无法发声。
他又说，余光中过八十岁生日，轮番过了八回，这哪里是文人所为？生日是什么？是母亲的受难日，要低调。
那是我第一次听到对过生日如此解读，很受震动。而这番话由一位比余光中小不了几岁的台湾老作家说出，更是令人肃然起敬。我无从考证余光中先生的八十岁生日究竟过了几回，却觉得这位老作家说出了一个朴素的道理。一年之后，当我们也准备张罗一下，给童庆炳先生过八十岁生日时，他则反复叮嘱我，要过也行，但规模与动静都不宜太大。那个时候，我想起的就是这位老作家所言的低调。当然，童老师最终并未过成生日，在向我谈了寿辰活动的全部构想之后不久，他就与我们不辞而别了。
其实，我是没资格评论余光中的人品的，因为我对其为人处世之道一无所知。我之所以要把这点听来的“花絮”放出来，是因为他去世后，关于他的人品引发了一些争议。古人云“盖棺论定”，但许多时候，“盖棺”往往才是争论的开始。我现在想说的是，假如这位老作家所言属实，余光中在大陆形成的那种“光晕”就会消散一些。而“光晕”，按本雅明之言，又与“膜拜价值”亲同手足，因为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我不知道别人听说余先生有过如此做派时会作何感受，于我而言，他的形象就是在那一刻开始黯淡的。就是那一刻，我想到了元好问的诗，他的描述也一下子有了着落：
心画心声总失真，
文章宁复见为人。
高情千古《闲居赋》，
争信安仁拜路尘！
人品问题就此打住，我还是面对他的文品吧。余光中自称拥有“四度空间”，亦即诗歌、散文、评论和翻译他都是行家里手。除了以上所及的诗歌与散文，我似乎还可以谈一谈他的评论文章。
说心里话，余光中评论中的许多观点我还是很能认同的。例如，他说评论家也是作家，要善于把评论写成美文。例如，他说“读一本书最彻底的办法，便是翻译”（（P450）。例如，他说翻译“真是十分高明的仲裁艺术，颇有鲁仲连之风”（P457）。——我不是也说过翻译如同“老吏断狱”吗？例如，他还说过：
在一切文体之中，最可厌的莫过于所谓“散文诗”了。这是一种高不成低不就，非驴非马的东西。它是一匹不名誉的骡子，一个阴阳人，一只半人半羊的faun。往往，它缺乏两者的美德，但兼具两者的弱点。往往，它没有诗的紧凑和散文的从容，却留下了前者的空洞和后者的松散。
说得好！我是背诵过《放歌虎头山》之类的散文诗的，很知道非驴非马是什么滋味。但余先生的感受来自哪里？莫非台湾也出现过《放歌阿里山》？
在评论中，余光中有时还会穿插进自己的回忆：
我在高中时代，……给我启发最大的，却是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与《给青年的十三封信》。这两本文艺欣赏的入门书，流行于三四十年代，很少人把它当做知性散文来读。我这位高中生却一丝不苟地读了好几遍，不但奉为入门指南，更当做文字流畅、音调圆融、比喻生动的散文来体会。……日后我自己写起知性散文来，不仅注意要言之有物，更知道要讲究节奏与布局，正是始于孟实先生的启蒙。（P442-443）
读到这里时，我是很能够心有戚戚的，因为自从在大学时代抄过朱光潜后，他的著作文章就一直让我受益无穷。他说过：
领悟文字的声音节奏，是一件极有趣的事。普通人以为这要耳朵灵敏，因为声音要用耳朵听才生感觉。就我个人的经验来说，耳朵固然要紧，但是还不如周身筋肉。我读音调铿锵、节奏流畅的文章，周身筋肉仿佛作同样有节奏的运动；紧张，或是舒缓，都产生出极愉快的感觉。如果音调节奏上有毛病，我的周身筋肉都感觉局促不安，好像听厨子刮锅烟似的。我自己在作文时，如果碰上兴会，筋肉方面也仿佛在奏乐，在跑马，在荡舟，想停也停不住。如果意兴不佳，思路枯涩，这种内在的筋肉节奏就不存在，尽管费力写，写出来的文章总是吱咯吱咯的，像没有调好的弦子。我因此深信声音节奏对于文章是第一件要事。（《朱光潜美学文集》第二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年版，P303）
这个道理，朱光潜先生真是说到了根上。是不是可以说，什么时候我们的筋肉感觉参与到了写作之中，出现了奏乐、跑马、荡舟的效果，什么时候我们才算把文章的声音节奏落到了实处？余光中早早便从朱光潜那里获益，其后又在知性散文上用力不止，他也就早早悟出了散文写作的道理。在我们这个圈里，我知道读朱光潜者不在少数，但许多人读他，大都是为了吸收其观点，磨砺其思想，能像余光中那样把朱氏文章读成知性散文的估计不多。所以，余光中读成了作家，而许多人却依然只是学者。
据说，余光中的翻译也很是了得，可惜这方面我读得太少，无从下嘴评说。我倒是很想知道他是如何翻译济慈的，因为几年前我曾试译过济慈的《诗人》一诗，深知译诗不易。济慈早已被穆旦、屠岸等翻译大家译过，余译与他们的翻译区别何在？想到这里，我又有些好奇了，很可能这是我以后还要读一读余光中的主要原因。
（作者系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文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