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彦
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日记的重要性越来越受研究者们的重视。随着私人日记的不断发掘刊印，一些文学文化史上的悬案疑难问题有了新的解释。日记是最为私人化的文字，代表的是个人的观点，带有浓郁的主观性色彩的记载未必就比其他的文字记载更加客观真实，但是对于记载者个体而言，日记中的文字却是无可替代的切实的个人化体验。但是，作为私人化文字的日记，仍然有着种种的不同。从著作者的角度来说，日记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有意为公开所著日记，一种是无意公开的私密性日记。有意为公开所著日记，又可细分为两类：一类如郁达夫所撰日记，径直成为他所推崇的日记文学，随时刊印发卖；一类如胡适、鲁迅日记，写的时候并未想着拿出来发表，但是已自觉到名人之地位，自己的日记将来肯定会被公众阅读。这两类日记，写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想到公共读者，下笔时难免有所顾虑，有些文字也就抹去了棱角，有些文字的可靠性也值得商榷。与之相比，无意于公开的私密性日记无疑更为切实可信，这种可信指的不是对社会事件的记载，而是其中披露的记录者的个人的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因为记录者真正地想要将日记作为私密化的文字记载，随使日记成为个人真实思想观念与情感体验的宣泄场，一些在人前想说而不能说的话，往往就会在日记中宣泄出来。
赵南公的日记就是无意于公开的私密性日记。陈福康教授在整理郑振铎的资料时，无意间发现了夹杂其间的赵南公日记。《中华文学史料》1990年第1辑刊发了陈福康教授整理的《创造社元老与泰东图书局——关于赵南公1921年日记的研究报告》，使得郭沫若等创造社同人与赵南公的合作等诸多事宜有了新的更为确凿可信的史料佐证。2016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推出了一函六册的影印本《赵南公日记》，使得人们能够自由地阅读赵南公的日记，咸立强撰写的《中国出版家赵南公》便得益于此日记的出版，行文中颇多引证，其中郭沫若自叙与赵南公日记文字的对照式阅读更是精彩纷呈。
壹
1921年3月15日，赵南公在日记中写道：“世界白话书生意异常之好，予数步白之末尘，然已来不及矣。”字里行间透露出一种焦虑感。1919年“五四运动”后，赵南公便有意重建泰东图书局。赵南公理想中的泰东图书局便是从事新文化与文学的出版，因此他招来志同道合的张静庐，于1920年初创办了《新的小说》，出版“新潮丛书”。事情的进展初始尚可，不久便显得疲软乏力。看到同行业绩骄人，赵南公自是不甘人后。招纳新人尤其是真正懂得新文化与文学的人以图革新，这是赵南公想到的办法。
1921年1月，李凤亭从日本东京一所私立大学法政科毕业，准备到安庆任教。赵南公在李凤亭短暂停留上海期间，竭尽所能邀请对方帮助自己重建理想的新泰东。下面摘抄赵南公日记中招揽李凤亭的一些记载：
1月9日，“十一时。凤亭来。适王靖尚在。乃围炉谈心。不期终夜。予力邀凤亭相助。似有默允意。并谈以后进行种种。意甚相合”。终夜晤谈，一直到了第二天早晨八点，李凤亭才离开。18日，“凤亭来谈，镜湖来捣乱”。21日，“凤亭来”。24日，“凤亭、镜湖、理璋来”。29日，“觅无为，同凤亭晚饭于也是居”。31日，“康寄遥、马凌甫来，康言凤亭急欲一到安庆，伊不赞成。正谈，凤亭到。复力说到安庆之不适宜，彼终不能决。只打断其今晚起程之念”。2月1日，“凤亭、无为同来，适幼涛送来八十元，各结十元。凤亭已决不到安庆。但是否帮予，仍未决”。2月2日，“寄遥请客，无为、凤亭均在，饭后同到予处”。2月4日，“四时，凤亭来，同到无为处，商承办《新人》事，仍未决。无为东行，予允筹百廿金并代凤亭弟筹卅金。凤亭已决帮予。……十一时，凤亭来，决定不承办《新人》。予力劝，勉力从事，坚不肯。……四时，觅无为，彼定十五日赴日本。凤亭决帮予”。11日，“凤亭旅行南京，留言晚间来。予乃觅无为，适伊同王靖亦到，乃晚餐于大东旅社，谈今年进行方针。靖同秉文去看戏，凤亭言安庆已派人来，力催到校，若不可却，只得去二三月。但此二三月内，仍致力于译书，较之在申，所差亦无几。无为言已为觅一替代，二三月后或达目的”。12日，“无为、凤亭来候，复商进行办法，仍无解决。无为定十七日起程，凤亭亦然。谈到四时，始去”。13日，“四时，无为、凤亭、静庐、王靖等均来，适南屏、陈方来谈，未得谈编辑事。七时，始同至同兴楼聚谈。（一）编辑所暂定四五人，首重文学、哲学及经济，渐推及法政及各种科学。文学、哲学由王靖担任，另聘成仿吾兼任科学，因成君能通英、法、德、日各国文字也。经济由凤亭担任”。
在赵南公的日记中，初次提及李凤亭，赵南公便以为对方似乎有答应帮助自己的意思。然而，接下来前后整整一个月，李凤亭的态度却始终有些游移不定。2月4日，一天之内，李凤亭的心意更是一变再变而至三变。对于李凤亭反复无常的表现，赵南公并没有觉得对方言而无信，而是一再诚挚地邀请对方，不仅帮李凤亭为其弟弟筹款，还答应李凤亭在帮泰东的同时可以去安庆就职。赵南公的不懈努力，最终获得了李凤亭的认可。
贰
赵南公费尽心思招揽李凤亭，其热情与郭沫若和成仿吾初到泰东图书局时遭受的“冷遇”形成鲜明对照，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说明赵南公的新文化出版理想，似乎更重经济法政，而非文学，因为李凤亭并不擅长文学，李凤亭推荐成仿吾的原因也不是因为对方擅长文学，带着同人文学梦想前来的郭沫若和成仿吾在开始的时候自然与赵南公不甚相洽。赵南公当时的出版计划重心在1921年4月16日写给李凤亭的信中亦可见一斑。信中赵南公谈到了泰东图书局的出版计划，其中被放在首位的是“教本”：“以中学、高小及女子为主，纯用白话。”放在第二位的是“普通白话书”：“如儿童讲话及年长失学者自修之书，以输入新知识为主，由浅入深，引人兴味。”此外才是杂志与丛书。教科书是最有利润的出版项目，有能力的出版者无不跃跃欲试，赵南公自然不例外。但是，也不能纯粹从利润的角度看待赵南公想要插足白话教科书出版的意图。在那个从传统到现代转型的历史关头，白话教科书的出版本来就是启蒙应有之义，赵南公的选择也有其启蒙理想的选择，这些只要仔细读读赵南公的日记便能知晓。
1921年4月23日，赵南公在日记中写下了他和朋友伯熙关于白话文学的对谈。赵南公认为“新文学的白话本与旧式白话相距甚远，旧式质而真，新式美而丽，各有所长”，而伯熙则以为：
新式的白话不过一时的传染一般人始学时髦，借以出出风头，不出数年，其风必灭。盖不但词句组织诸多费解，而拉杂拼凑实无可以代表文学之价值也。
赵南公极力为白话辩护：
谓新的白话，予初时读，亦不惬意，嗣复以缜密的脑力进事研究，始觉于未读之前不觉兴一种浓厚之思想。
…… ……
至谓通用久暂，予敢断其不但一时不能消灭，且其盛行又在三五年后。盖现在之文字，系世界的，欧美各国，无不如是。日本文字，本传自吾国。自维新以后，学者多译传欧美文化，遂蝉蜕西成今日之文字。吾国译界，尚在萌芽。习欧美语言文字者，方在日增月盛，其成熟者，受其熏陶，自然被其感化，而语言文字不知不觉即趋于其途也。
赵南公谈到了白话的缜密性，以欧美日本文字的变化为佐证，又以时间为检验的标准，实与胡适的白话文运动思想相契合。赵南公对于文字演进持非常乐观肯定的态度：
吾知其决无复旧之希望也。观文字愈演愈进。《尚书》《诗经》在当时，本为白话，今则古文。普通学者，无由窥其奥义矣。红楼、水浒在现在视为白话者，安知数千年后不成为费解之古文。一时文字为一时人类所需要。社会问其是否利便于当时之人类之普遍的需要。以个人之眼光武断其为何者合何者不合适，此时代即为陈迹，以借文学家之参考矣。
最后，两人约以十年为期，以观白话盛衰。
赵南公不懂英文，他对白话文的信心可能源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除此之外，则是来自他对生活的观察。善于观察生活，从现实生活中把握社会发展的动向，这可能是出版家赵南公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1921年4月24日，赵南公在日记中记叙探访相好的女子，看到她在写字：“我因为你全天不来，想你的很，所以特来望你。”赵南公看了对方写的便条后大加感慨：
“今”字竟误“全”字。但伊看《白话信范本》不过十课，予为顺口讲解亦系随便说说，不谓两三日工夫，竟能做三句白话，误书一字，亦属可造之才。如能下决定读书，三年当有成也。
泰东图书局出版过王无为编的《白话信范本》和《分类白话信》。一个没有读过书的女子几天就能学做“三句白话”，这应该才是真正让赵南公对白话出版抱有无穷信心的根源所在。
叁
郭沫若在自传中曾谈到标点《西厢》之事：
亚东标点的《红楼梦》《水浒》等书很风行一时，泰东看了眼红也很想照办。我便劝他们标点《元曲》。
标点《元曲》的计划是否由郭沫若动议，现已难以确知。赵南公的日记中有两处相关记载，皆未提及郭沫若之“劝”。1921年4月26日，赵南公写道：
三时，王靖来，取去曲本七八种。拟用新式标点拟印。缘亚东方面既注意于长篇小说，予将从事于曲本以阐发中国之旧文学也。
从日记文字看，赵南公是将标点《元曲》的计划归功于自己的。不论动议者是谁，标点《元曲》的计划的确已经付诸实施，王靖、郭沫若等都选择了自己的标点对象，但是最终的完成者却只有郭沫若。5月1日，赵南公在日记中写道：
《西厢》，沫若已改就，尚须一序，约后日可成，王靖以《青衫泪》不好，复另着手其他。松泉与静庐拟圈点《今古奇观》，且译成白话，如成时，当另补助伊等也。
后来的学者依据《创造十年》里的叙述，认为郭沫若从1921年4月到5月完成了标点《西厢》、编纂《女神》、改译《茵梦湖》三件事，所以赢得了赵南公的青睐，因此同意给他们出版同人刊物。笔者以为，三件事情之中，最重要的莫过于标点《西厢》，只有这件事与赵南公直接相关，也正是这件事显示了郭沫若有能力也愿意按照约定完成自己应该完成的任务。选择王靖还是郭沫若，当赵南公在不能相容的两人中间进行选择时，窃以为标点《西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关键事件，其重要性远超编纂《女神》与改译《茵梦湖》。
（作者系广州美术学院艺术与人文学院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