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余莉
对于世界而言，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诸多西方国家深陷治理价值虚无、治理工具缺失，乃至社会局势紊乱、政治偏见横行的危机与次生危机之中，施治无方与泄愤有术齐飞，国内失控与全球失序共舞。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均系五百余年现代化运动的产儿，亦在此历史大变局中进一步呈现出迥异的精神气质、制度韧性与治理绩效。在与资本主义道路经年分庭抗礼、并辔疾驰的过程中，社会主义道路已渐显人间正道大路朝天。多难兴邦，多难亦可明理。正如去年年底迎来二百周年诞辰的科学社会主义奠基者恩格斯所言：“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只有活动方式在改变。让命运实现吧！”
回望过去百年的多数时段，一战复二战，热战复冷战。我们反对以邻为壑刀兵相见，无论这“刀兵”是子弹抑或纸弹。但是辩证看来，冷战亦是一种高强度的竞争：两种制度的全面竞争客观上使世界范围内、特别是两大阵营内出现了科技高速发展、平权快速实现、贫富加速缩小和生活水平提高的积极效果，促进了现代化的全面普及。切·格瓦拉说过：“我们走后，他们会给你们修学校和医院，会提高你们的工资，这不是因为他们良心发现，也不是因为他们变成了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来过。”应对冷战，人类展现出了敢于充分竞争、敢于相互借鉴、敢于挑战极限、敢于攀登高峰的崇高品格。
但在冷战结束后，社会主义的全球实践一度陷入低潮，世界舞台的中央长期被一超独霸，并用超强的国际话语权维护不合理现状的所谓合理性。理性告诉我们，当今世界舞台中央不应该只有一种精神、一种价值、一种判断。因为世界是多文明、多制度和多发展道路组合而成的。世界舞台中央上演了近三十年的“独角戏”需要新面孔、需要新偶像。
这个时代呼唤新的偶像，世界需要最大的“鲶鱼效应”。试问今日世界，哪个国家，哪个政党最有资格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即将迎接百年华诞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今日中国绝对最有资格，当之无愧。
对我党百年过往的深情回望，只为抖擞精神、接续永往。作为百年政党，我们有很多传统和优势。其中一条就是始终坚持和善于用与时俱进的理论指导实践，始终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实践每推进一步，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也必然向前推进一步。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群书治要》就是其中的优秀代表。同时《共产主义ABC》和《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都在党的建设和国家发展不同时期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上经验都是我们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底气。我们的成功在于我们深深扎根于中华文明，善于借鉴世界文明优秀成果并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这背后的密码就是不断完善和深化“认识世界、认识自己”，从而从根本上摒除故步自封。这应该是复兴文明在世界舞台上最应该展现的精神魅力。
—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 沈伟鹏
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的格局出现了微妙变动。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将要走向何方，以及选择什么样的方式走下去，表达了较之以往更为浓厚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里面仍然裹挟着大量批判和质疑，但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西方社会也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中国成功背后的答案。
与西方社会表现出的困惑不同，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符合中国国情的根本制度，能够确保我们顺利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进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坚强保障。读懂中国，首先应该读懂中国共产党，读懂蕴藏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之中的文化基因和精神气质。这不仅要立足于当下的伟大实践，也要深入孕育中国共产党成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领略其生生不息而且日新又新的古老智慧。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经史子集浩如烟海，百家理论众说纷纭，要从诸多经典中迅速领略其思想精华，实属不易。幸有《群书治要》重现于世，可使读者取得事半功倍之效。
《群书治要》的成书、内容及历史影响
《群书治要》是唐太宗于贞观初年下令编辑。鉴于前隋灭亡之失，唐太宗深知创业不易，守成维艰，千方百计从历史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于是令魏征、虞世南、褚亮、萧德言等，整理历代帝王治国资政史料，以“务乎政术”“本乎治要”为原则，删繁择精，从唐朝之前的典籍中，撷取了六经、四史、诸子百家中有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精要，编纂了五十万字的《群书治要》。魏征在序文中称之“用之当今，足以鉴览前古；传之来叶，可以贻厥孙谋”。
唐太宗读《群书治要》后，在《答魏征上〈群书治要〉手诏》中感慨道：
览所撰书，博而且要，见所未见，闻所未闻，使朕致治稽古，临事不惑。其为劳也，不亦大哉！
他认为此书广博而切要，特令缮写十余部，分赐太子及诸侯王以作从政龟鉴。
由于当时雕版印刷尚未发达，《群书治要》一书至宋朝初年就已失传。所幸《群书治要》被“遣唐使”带到日本，被日本历代天皇及皇子、大臣奉为圭臬，更成为日本人学习中华文化的重要典籍。日人林信敬在《群书治要》天明本的校正序中指出：日本承和、贞观年间（约公元834—876年），社会呈现出安定繁荣的盛世局面，应该就是因为讲学研读这部书所成就。岛田翰在《汉籍善本考》中称叹金泽本《群书治要》时说：
笔精墨妙，光耀日月，数百岁下，俾人凛然生敬也。顾亦继今而后之君子，苟有拜秘府之藏也读斯书也，则必有思所以斯书之存于今者，感极而泣若予者矣！而唐士之人读斯书，则其尊崇威敬之心，其有不油然而生者耶？
诚如其言，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发表新年贺词时，在办公室书架的显著位置摆放的正是大部头的《群书治要》。据统计，《习近平论治国理政》（第一卷）中的用典来自《群书治要》的就有82条。而且因为《群书治要》摘录的原著有些在五代之后便已失传，唯有在《群书治要》保留了其精华内容，如《尸子》《申子》《桓子新论》《崔寔政论》《昌言》《典论》《刘廙政论》《蒋子万机论》《政要论》《体论》《时务论》《典语》《傅子》《袁子正书》等，这更使得《群书治要》具有独特的文献价值。不仅如此，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一系列治国理政的新思想、新提法、新命题也都可以从《群书治要》中找到其思想渊源。
例如，《群书治要》中的 “德惟善政，政在养民”（《尚书》），“于政也，民无不为本也。国以为本，君以为本，吏以为本”（《贾子》），“善为国者，御民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慈弟也”（《六韬》），对于党员领导干部更好地承担起对人民的责任、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政者，正也。子帅而正，孰敢不正？”“立德之本，莫尚乎正心。心正而后身正，身正而后左右正，左右正而后朝廷正，朝廷正而后国家正，国家正而后天下正”等，证明了“打铁还需自身硬”是来自历史经验的重要论断。
《群书治要》中的“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听言不如观事，观事不如观行”等，对于落实“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号召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群书治要》中的“商贾在朝，则货财上流”“古之所与禄者，不食于力、不动于末，是亦受大者，不得取小也”等，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地理解“不要既想当官又想发财”的道理。
《群书治要》中的“内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墙，有一于此，未获弗亡”“淫侈之俗，日日以长，是天下之大贼也”等，有助于领导干部深刻认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重要性。
《群书治要》中的“王者官人无私，唯贤是亲；勤恤政事，屡省功臣，赏赐期于功劳，刑罚归乎罪恶”“有大善者，必问孰进之；有大过者，必云孰任之。而行赏罚焉，且以观贤不肖也”等，对于理解“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完善干部人事制度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群书治要》中的“明君必顺善制而后致治，非善制之能独治也，必须良佐有以行之也”“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杀人，而不能使人仁”等，有助于坚定反对腐败、全面从严治党的决心、坚持贯彻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
由此可见，《群书治要》不仅是唐太宗创建“贞观之治”的理论基础，也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源泉。这是因为，《群书治要》所记载的是古人关于“道”的整全认识，孔子说：“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中国古人无论是在处理人与国家社会之间的关系，抑或是处理人与天地自然之间的关系时，都效法于“道”，按照“道”的要求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人形成了关于“治国之道”的庞大而又严谨的思想体系。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思想与此一脉相承，全面体现了古人治国之道的精髓。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与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是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集中体现。《群书治要·尚书》记载，禹王的孙子、启的儿子太康，身居帝位，却不务朝政，放纵情欲而没有节制，百姓对他非常怨恨，但他还不知反省。有一次，他到洛水之南打猎，打了百余天，都不回京都，国民怨声载道，有穷国的国王（即后羿）把太康拦在了黄河岸边，不让他回国。太康的五个弟弟埋怨太康不理朝政而陷入困境，分别作了一首诗来劝诫太康。其中，第一个弟弟说：
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予视天下，愚夫愚妇，一能胜予。怨岂在明，不见是图。予临兆民，廪乎若朽索之驭六马。为人上者，奈何弗敬？
意思是，人民是国家的根本，根本牢固了，国家才能够安宁。我看天下的愚夫愚妇，都能够战胜我。对于民怨，岂能只在乎已经显露的？应该在尚未显露时就有所谋划。我面临亿万的民众，危惧的心情就像用腐朽的绳索驾驶六匹马拉的马车。作为民众的君主，怎么能够不谨慎恭敬呢？
孟子进一步提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理念。关于人民是社稷之本，《群书治要·孙卿子》中也有论述：身为执政者，拥有国家而不能爱民、利民，却祈求人民亲服自己、爱戴自己，这是不可能的；人民不亲附、不爱戴，而祈求人民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这也是不可能的；人民不能为己所用、为己效死，而祈求兵力强劲、城池坚固，也是不可能的；兵力不强劲，城池不坚固，而祈求敌人不来侵犯，也是不可能的；敌兵来了而希求没有危险，不被削弱、不被灭亡，同样是不可能的。所以人君要想国家富强、稳固、安乐，不如首先反省一下自己对于人民的态度。如果想使下属亲附、人民团结，就不如反省一下自己政事办得如何。由此，荀子强调了一国之君“爱民而安”的道理。这也正如《群书治要·春秋左氏传》中所说：“国之兴也，视民如伤，是其福也；其亡也，以民为土芥，是其祸也。”
《群书治要·魏志下》记载：夏商周历经数十世才衰败，而秦朝两世就衰亡了，原因在于夏商周三代的君主，能够和天下的人民同甘共苦。而秦始皇独裁专制，压迫百姓，所以一旦倾覆、遇到危难，也没有人去拯救他。由此可见：“夫与人共其乐者，人必忧其忧；与人同其安者，人必拯其危。”可见，在位者、执政者对待人民、百姓的态度与其基业的兴衰成败具有密切关系。《六韬》中说：善于治理国家的人，对待百姓就像父母慈爱自己的儿女、兄长友爱自己的弟弟一样，“见之饥寒，则为之哀；见之劳苦，则为之悲”。
在位者对待人民的态度与人民对在位者的态度如响之应声、影之随行一样自然而然。《群书治要·管子》中讲道：“人主能安其民，则民事其主，如事其父母。故主有忧则忧之，有难则死之。”反之，“人主视民如土，则民不为用。主有忧则不忧，有难则不死。故曰：莫乐之，则莫哀之；莫生之，则莫死之。”因此，如果国君不能使民安乐，则人民就不会为其分忧。如果国君不让人民安居乐业，则人民也不会为他效死。这说明，要想治理好一个国家、深得百姓的拥护，领在位必须要能安其民、爱其民。
“劝之使谏，宣之使言”与中国特色民主政治
中国古圣先贤很早就认识到，要实现社会大治、国泰民安，在位者就必须保证听到人民的呼声，使下情上达。《群书治要·潜夫论》中讲：“治国之道，劝之使谏，宣之使言，然后君明察而治情通矣。为此，古圣先王设立了各种制度，以便听取人民的谏言，了解自己的施政得失。《群书治要·汉书五》记载：“古者圣王之制，史在前书过失，工诵箴谏，庶人谤于道，商旅议于市，然后君得闻其过失也。”古代圣王采取的制度，是史官在前记载君主的过失，乐工诵读规劝的谏言，平民百姓在道路上可以批评时事，商旅之人在市场上可以随意议论朝政，这样国君方能听到他的过失，见义则从，加以修正。这些劝谏制度的制定，都是为了使民情上达，民心安定。《群书治要·后汉书三》中亦记载杨震所言：
臣闻尧舜之世，谏鼓谤木，立之于朝；殷周哲王，小人怨詈，则洗目改听。所以达聪明，开不讳，博采负薪，尽极下情也。
杨震之语道出了古代圣哲明王所以能明察事理、修政安民的原因，就在于不仅设敢谏之鼓，立诽谤之木，让人们随时可以进谏，甚至听到百姓的怨骂，都会洗耳恭听，真诚接受，真正地做到了广泛听取普通百姓的意见、全面细致地体察民情。这样广开言路，才能洞察隐忧，做到兼听则明，不被蒙蔽。
《群书治要·史记上》记载，周厉王即位后，贪图财利，亲近佞臣荣夷公。大夫芮良夫耐心向他劝谏，然而周厉王却拒不接受，仍任荣公为卿士，主管国事。由于厉王“暴虐侈傲”，人民怨声载道。当时召公劝谏说：人民已经不堪忍受他的政令了。厉王不但没有反省自己，反而找来卫国巫师，让他监察人民，凡巫师上告有谁指责他的过失，就将那人处死。于是，“其谤鲜矣，诸侯不朝。王益严。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以目相眄而已”。厉王为自己的威势得意，告诉召公：“我能止息人民的指责，他们都不敢说话了。”召公告诉他，这并不是人民不敢说话，而是把人民的口堵住了而已，并警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水。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水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但是周厉王仍然听不进劝阻。三年后，厉王终于遭到了国人的共同讨伐。这一典故告诫为政者要善于通过各种渠道倾听民众的呼声，了解民众的正当诉求。
历史上但凡贤明的君主，无不主动求取谏言、集思广益。《群书治要·新序》记载，齐桓公去拜访小臣稷，一天当中拜访三次，都没有见到。随从人员就说：“万乘之主见布衣士，一日三至而不得见，亦可以止矣。”桓公则曰：“不然。士之傲爵禄者，固轻其主。其主傲霸王者，亦轻其士。纵夫子傲爵禄，吾庸敢傲霸王乎？”纵然这位先生轻视官爵俸禄，我怎敢轻视成就霸业之道呢？直到第五次拜访时，桓公才见到小臣稷。人们听到后，都说：桓公对布衣之士尚且如此尊敬，何况对于诸侯国君呢？于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
基于对中国历史文化和国情的充分理解和继承，中国共产党实行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提出协商民主作为选举民主的有益补充。改革开放后，协商民主贯穿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全过程，覆盖政党、人大、政府、社会等各领域，政党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大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等全面铺开。正如习近平同志说强调，“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应该是实实在在的、而不是做样子的，应该是全方位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个方面的，应该是全国上上下下都要做的、而不是局限在某一级的”。这就使得各级、各党、各社会群体、各方面民众的意愿都能通过适当渠道得以充分表达，更好地从制度上保证了人民当家做主，维护了人民合法权益。
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建设中国特色民主政治上深具信心，要创造出对人类有更大贡献的民主的好形式。这种自信归根结底来自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以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世界观。在这种“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观念之下，父与子、夫与妇、乃至兄弟、朋友、君民、国家之间都是和谐一体的关系。在这种“一体”的思维方式下，在位者对人民应尽到“君亲师”的责任，做到“率先垂范”“爱民如子”“视民如伤”“民胞物与”，而人民对在位者的回报则是“不令而行”、感恩戴德。君（领导者）与民（被领导者）的关系不是相互对立、相互冲突，而是相、互爱护、相互感恩、互助合作，各尽其责。可以说，也正是这种“一体之仁”的深厚传统文化基因，孕育出独具特色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
从对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及实现初心和使命的制度建设中，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百年大党。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深入学习代表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的《群书治要》，古镜今鉴，古为今用，有助于人们读懂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也有助于中国共产党永葆初心、牢记使命。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