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灿

孔子曾感慨说，因为“文献不足”的缘故，只能谈夏商两代的礼，杞跟宋则“不足征也”。在《论语》中，孔子只是陈述了这一事实，而没有提出解决方法。但是《汉书·艺文志》则记载说：“仲尼有言曰，‘礼失而求诸野。”盛行于贵族阶层的“礼”缺失之后，需要向民间寻找借鉴，这是早期中国知识分子进行田野考察的一个出发点，也是古老的知识伦理的文化自觉。当然，它还有更早的传统。按照《礼记·王制》的记载， “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诗经》中的十五国风，都是如此来的。上层对于下层的田野考察，其目的当然不在于创作文学作品，而在于“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

司马迁继承了先秦知识分子中田野考察的传统。他在《太史公自序》中称：

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戹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

后又两次出使四川、云南等地。司马迁的行程横跨了长江黄河流域，以西汉的交通条件而言十分不易，也更为可贵。这些实地游历让他掌握了很多第一手材料，为撰写《史记》打下了基础。一方面，他发现了文献记载中的很多不实之处，例如，之前学者皆认为周王“居洛邑”发生在伐纣之后，实则是犬戎打败周幽王之后的事情。另一方面，则以事实进一步印证了文献的记载，例如关于孟尝君好客的事迹在当地有着直接证据。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马迁又为后来的学者开启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直到明末董其昌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仍旧是这一传统的延续。到20世纪初，中西学术的交流碰撞，让中国知识分子的田野考察之风更为通行，也更加科学和系统，并具备了方法论意义。王国维提出的以地下材料印证传世文献的“二重证据法”成为史学研究的圭臬，就当时的现状而言，地下材料实际上必须来自田野考察。西南联大时期，众多知识分子在南迁的过程中不忘采集歌谣或访察民俗，获得了大量有关中国基层的数据资料，甚至连曾昭抡这样的化学家都写出了《大凉山夷区考察记》等著作。20世纪末，饶宗颐等史学学者又在“二重证据法”的基础上提出应加上民俗与民族调查资料，是为“三重证据法”。讲究文献的史学领域尚且如此，其他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领域更不用说了，田野考察甚至成了某些学术流派的不二法门——尽管弗雷泽的《金枝》就是在图书馆中完成的，或者本尼迪克特写《菊与刀》时并未到过日本。

多年来，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坚持将视野投向基层，以传统村落为研究对象。因为主流历史文献记载的基本上都是国家制度、王朝变迁等宏大叙事，极少涉及百姓日常的微观层面，——而后者才是村落社会的主要存在形态。偶尔出现的岁时记，以及地方志中有关民俗的吉光片羽，也远不能涵盖村落这一庞大而复杂群体的众多方面。因此，传统村落的研究范畴决定了它必然要将田野考察纳入主要研究方法当中。毋庸置疑，就研究中国传统村落而言，通过田野考察中所获取的材料比典籍文献中能找到的史料更加丰富多彩，更加活泼生动。

正是因为如此，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也将田野考察这一方法贯穿于整个教学活动当中。无论学生所研究的是村落的建筑营造与生产器物，还是村落的生活习俗与精神信仰，都需要不断通过田野考察来加深学术训练。此外，从这三大本札记中，我们还可以看到田野考察在培养他们对于自身研究对象深厚情感方面所起到的作用。

王夫之说：“知者非真知也，力行而后知之真。”对于田野考察而言，当然需要提前懂得一些相关的知识，既关乎研究方法也关于研究对象。但如果止步于此，终究有所欠缺。对于一个久坐书斋中的知识人而言，长期的书本阅读会加深其与真实生活之间的隔阂。研究村落就必须直面村落的柴米油盐本身，去发现它的立体多元与纷繁冗杂。它们散布于中华大地，历经无数兵燹水火，自历史尘埃中走来，面对着今天的现代世界，有不适，有迷茫，有担忧，但仍旧在顽强生长，并渴望得到我们的呵护。这也是这套考察札记带给我们的直观感受。

（作者系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