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青民

古代近东文明对东西方文化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这一观点实际上也在说明，充分了解和考察古代近东文明的重要性，通过科学而恰当的方式，进行研究和阐释，并最终做出有见地的判断，应该是对历史的最好尊重和正名。《古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话与政治》一书正是相关研究和阐释中特色鲜明的一本论著。

该书作者，意大利历史学家马里奥·利维拉尼的研究思路开阔，不拘一格，运用跨学科的方法，以严谨的学术态度为我们全方位呈现了古代近东文明多彩的历史风貌。利维拉尼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家，单从他所具备的开放视野和综合能力，特别是在借鉴人类学、文学、比较神话学等理论观点并从结构主义角度，深入分析古代近东神话与历史叙事方面所表现出来的娴熟写作来看，他的能力大大超出了传统的历史分析界线，已然有了自身的独立而科学的思考体系。因此，不同于普通史学或专业性太强的神话学著作，该书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全书围绕古代近东历史编撰问题而展开论述。在整个论述过程中，作者不是简单地就史论史，而是寻求一种新型的理论探索。比如，对美索不达米亚历史采取了神话的结构分析法；对阿玛纳信函措辞的文本意识形态解读，都意味着作者突破传统史学研究路径。同时，他也“并未简单地跟从那些建立在历史学科的其他领域基础上的方法论潮流”（《古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话与政治》引言）， 而是建设性地实现了历史与文学的学科互动。该书以超越历史学科的勇气呈现了历史研究之外的“诗性”品质。当作者将神话材料作为切入点作为阐释对象的时候，已然在古代近东历史的认知中注入了十分必要的生动性，这既是历史研究的生命活力之所在，也会在揭示历史编撰中构建的政治意义同时，使本书成为古代近东文历史研究的范例。

与“论”者的探索精神相呼应的则是“译”者的探索勇气。理论翻译工作是一份基础工作，是在为其他研究者提供基本的必要的理论资料，也正是翻译工作的重要性，翻译工作的滞后自然会直接影响到对于相关理论的积极接受，导致后续出现研究缺口。同时，这一工作也需要在扎实的学科理论储备，并在实践过程中实现精准与优美的完整结合。该书译者——金立江博士作为译者的探索勇气，与其丰富的理论知识和翻译能力密切相关。金立江博士适时翻译出利维拉尼的论著，这对于国内读者来说特别是相关研究者来说，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是引导人们从不熟悉走向熟悉的一个必要过程。

与“论”著的历史学方面的意义相对照的则是“译”著所带来的文学价值。一种好的学术眼光应该是面向学科的，或是面向更为广阔的学术视域的，抑或给他者带来十分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和理论提示价值。无疑，该书都具备这些特点。

第一，该书作为历史学家的著作，虽然可以界定在历史学领域，但最终所呈现给人们的理论视域的开阔性，成为文学研究的十分重要的参考对象。该书被列入到“神话学文库”而出版，即说明编辑者的侧重点，是立足于神话学角度和相关研究视角而做出的理性选择。正如叶舒宪先生所言：

《古代近东历史编撰学中的神话与政治》通过神话学与历史学、政治学的互动研究，探讨神话学与其他人文学科的辐射交融和影响。

当研究者和评论者实现如此定位之时，便已经为这本书的翻译价值进行了准确定位。书中的论文作为神话学研究成果，对该研究领域的理论体系构架和学科研究方法来说提供了十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也正是在这个角度上，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该书的文学价值。

第二，译者的努力提示文学研究者不能闭门造车，而是要吸收各领域的研究成果，以实现开放思维的增进。一个稳定的学术研究者不仅只是停留在基础的理论研究，或者只是懒惰地接受他人奉献而工作着，更应该站在前沿的位置，在别人不曾关注到的地方做出及时而到位的观察与反应，进而让自身的观察与反应发挥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一本译著的诞生，在最初的翻译对象的设定中就应该是蓄势待发的，然后在不断递进中以达到新的突破作为主旨和基调，因此原“论”与“译”作本身就必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具有内在的统一性和连贯性，原“论”作为重要的学术成果，自然要在时间的推移中以“译”的形式和新的面貌成为一个新的学术增长点，为新的学术研究和发展提供坚实的学术基础。该书的“论”与“译”恰好构成了一个互为衬托的关系，为我们展现了一个理想的学术风貌。可以认为，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怎么在固有的学术地界实现良性的递进式发展，这是阅读本书之后应该拥有的一种收获。

第三，我们知道，该书中涵盖的论文是利维拉尼早期的研究成果，至今已有了时间的距离感，但仍无违和感，至少说在理论方法和理性思维的有效性上保持着它的个性化特点和革新性特征。也正是这种难得的有效性，促使译者让这部作品和我们见面。也正是这种难得的有效性，使我们感受到一种研究应该是以生命力为基本的追求目标和达成标准的。如果仅仅是为了自身日常“存活”的有效性，而忘记坚持基本的学术韧性，那么我们所谓的“假”的创造也必将面临那些“真”的创造的无情的洗礼和冲刷。利维拉尼坚持着这种学术韧性，是令人感动的。译者坚持为我们选择这样一个十分小众的阅读对象，也就是要把那些能够持续有效的学术成果带给我们，而不是为了应景而追求时髦和痴迷于功利。我们相信，该书作为“译”著所带来的文学价值至少也体现在它的本文遴选、翻译和传播过程中所生成的那种有效性，在神话学、比较文学等相关研究领域，这种有效性会不断生成，并将增溢着。

一部学术译著的产生是十分不易的事情，特别是最初版本的诞生必然经历很多波折，需要一种严肃认真的态度，因此译作也是一个充满劳累感的审美的过程。在这个审美过程中，译者自然是有收获的，对于更具广泛意义的阅读者们来说，应该在阅读中进一步感受到那些优美的思想及其力量。掩卷深思，无须灯光亮起，自会内心澄明。

（作者系文学博士，吉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