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劲
上世纪初，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创作几乎同步出现、发展，内里充满蓬勃的理性力量和革新的诉求。在那个风云疾卷的大动荡日子里，中国作家、编辑和出版家，依势而动，表现出强烈的责任感和历史感，完成了中国新文学历史的首次建构。
1916年，具有很大影响力的《新青年》杂志编辑部迁到北京，和北京大学成为新文化运动与白话文创作的主要阵地。1919年5月4日前夕，陈独秀在其主编的《新青年》刊载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德先生”与“赛先生”），批判封建文化，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以胡适为代表的温和派，支持白话文运动，主张以实用主义代替儒家学说。以上为新文化运动滥觞。
1923年10月，胡适给高一涵等写信，他说：
二十五年来，只有三个杂志可代表三个时代，可以说是创造了三个新时代：一是《时务报》，一是《新民丛报》，一是《新青年》。
1936年，在给上海亚东图书馆重印《新青年》杂志的题词中，胡适再次肯定：
《新青年》是中国文学史和思想史上划分一个时代的刊物，最近二十年中的文学运动和思想改革，差不多都是从这个刊物出发的。
1918年开始，《新青年》的主持人陈独秀和李大钊等在北京创办《每周评论》；毛泽东在湖南主编出版了《湘江评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上海出版《建设》和《星期评论》；梁启超、张君劢等组织的新学会，出版了《解放与改造》；瞿秋白等在北京创办《新社会》；北京国民社、新潮社也分别出版《国民》和《新潮》。同时，北京《晨报》《国民公报》、上海《时事新报》《民国日报》等报纸，也出版支持新文化运动的副刊。这个时期各地涌现 500种左右新报刊，在中国报刊界形成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斗争热潮。
这些报刊在以下几个方面表现了它们的历史作为：一，开展各种思想观点的自由讨论， 实现百家争鸣；二，发扬中国报刊重视政论的传统，发挥政论的公共舆论功能；三，提倡白话文，确立了白话文在报刊上的主导地位；四，改革副刊，把副刊办成介绍新知识、传播新思想的园地；五，报刊文体的创新，“随感录”“新闻述评“等是最受读者欢迎的新的文体；六，新式标点符号开始在报刊上使用。
编辑、出版家、翻译家赵家璧（1908 -1997），初入上海良友图书出版公司就因主编出版《一角丛书》而声名鹊起。此刻，身为良友图书出版公司负责人的他深刻感知这场文学变革的价值、分量与珍贵，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他与同好鲁迅、徐志摩、郑伯奇、阿英、施蛰存、曹靖华、郁达夫、巴金、傅东华、耿济之等反复磋商、筹划，终于创意并主编10卷本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当时年仅27岁的赵家璧动用他的各种资源，东奔西走，南来北往，不揣冒昧，上门拜访。
1934年，赵家璧来到中央研究院找到蔡元培先生，他向先生介绍了《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规划和编选者名单后，蔡元培先生说：“这样一部有系统的大结集，早应有人做了，现在良友公司来编辑出版，很好。”赵家璧对文学的见地、酷爱和执着，感动了蔡元培先生，终于同意为大系作总序。
同年夏天，蔡先生从青岛寄来了长达7000字的《新文学大系总序》，赵家璧将其手稿与十位编选者的编选感想，及叶圣陶、林语堂、冰心等名人为大系的题词，一起编了一本《大系样本》，向社会上广为发送、宣传广告、征求订户。
在蔡元培先生的启示下，赵家璧向许多朋友和翻译家们请教后，赵家璧决定请胡适编《建设理论集》，郑振铎编《文学论争集》，茅盾编《小说一集》，鲁迅编《小说二集》，郑伯奇编《小说三集》，周作人编《散文一集》，郁达夫编《散文二集》，朱自清编《诗集》，洪深编《戏剧集》，阿英编《史料索引》。并请他们撰写分卷导言，都获得成功。《大系》完成了几乎是“完美”的“角色搭配”。
披肝沥胆，矻矻终日，穷工极变。
《建设理论集》 《文学论争集》和《史料·索引》选编近200篇理论文章，系统地反映了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理论建设从无到有、初步确立的历史过程。编选创作成果的7卷，共收小说81家的153篇作品，散文33家的202篇作品，新诗59家的441首诗作，话剧18家的18个剧本。其中不少篇什是对新文学的创建起了积极作用和脍炙人口的名作，其他的也大多在思想或艺术上有一定的代表性。
《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1935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隆重印行。
煌煌十大卷，树立了中国文学、编辑、出版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它不仅是文化积累，还是开创时代风气、引领思想潮流的“大书”。成功的编辑出版事业，必须在思想革新或文化创造方面有所建树，这样的成功先例不能说绝无仅有，但也并非俯拾皆是。
“诗成半醉正陶然，更用如椽大笔抄。”赵家璧作为编辑出版大家的眼见，胆识、胸襟、气魄，可见一斑。他如椽大笔写历史，赢得金牌编辑之称。
作为近代史上最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总序中，开宗明义：
欧洲近代文化，都是从复兴时代演出，而这个时代所复兴的，为希腊罗马的文化；是人所公认的。我国周季文化，可与希腊罗马比拟，也经过一个烦琐的哲学时期，于欧洲中古时代相埒，非有一种复兴运动，不能振发起衰；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欧洲文化，不外乎科学与美术；自纯粹的科学：理，化，地质，生物等等以外，实业的发达，社会的组织，无一不以科学为基本，均得以广义的科学包括他们。狭义的美术：建筑，雕刻，绘画等等以外，如音乐，文学及一切精致的物品，美化的都市，皆得以美术包括他们。而近代的科学美术，实皆植基于复兴时代；例如文西，米开郎基罗与拉菲尔三人，固为复兴时代最伟大的美术家。而文西同时为科学家及工程师，又路加培根提倡观察与实验法，哥白尼与加立里建立的天文学，均为开先的科学家。这些科学家与美术家，何以不说为创造与复兴？这因为学术的种子，早已在希腊罗马分布了。例如希腊的多利式育尼式科林式三种柱廊，罗马的穹门，斐谛亚，司科派，柏拉克希脱的雕刻以及其他壁画与花瓶，荷马的史诗，爱司凯拉，索福克，幼利披留与亚利司多芬的戏剧，固已极美术文学的能事，就是塞勒司，亚利司太克的天文，毕达可拉斯，欧几里得的数学，依洛陶德的地理，亚奇米得的物理，亚里斯多得的生物学，黑朴格拉底的医学，亦都已确立近代科学的基础。
蔡元培总揽全局，高屋建瓴的超凡气势，意在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西方文艺复兴存在的区别进行探究，理出两种文化运动的不同思路；并且用中西比较的文化眼光进行对比。欧洲近代文化是从文艺复兴而来，而中国文化自先秦以至近代，自有其发展轨迹；陈独秀主持《新青年》以及胡适、钱玄同等提倡白话文，既是思想革命，也是文学革命，可与欧洲文艺复兴相比拟。
蔡元培将新文化运动定位于“中国文艺复兴”，文章阐述其“中国文艺复兴”观的主要内容，并论述这一观点产生的思想背景及代表的价值取向，这一主张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和对新文化创造开辟的道路，不仅对当时新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且对我们当下社会具有深远的借鉴意义。
蔡元培在总序的结尾写道：
我国的复兴，自五四运动以来不过十五年，新文学的成绩，当然不敢自诩为成熟……吾人自期，至少应以十年的工作抵欧洲各国的百年。所以对于第一个十年先作一总审查，使吾人有以鉴既往而策将来，希望第二个十年与第三个十年时，有中国的拉飞儿与中国的莎士比亚等应运而生呵！
此说可谓高屋建瓴，对未来抱以极大希望。《中国新文学大系》，不只保存了大量珍贵史料，更提供了一幅相当完整的“文学史”图景。除了蔡元培高度概括的总序，胡适、郑振铎、茅盾、鲁迅、郑伯奇、周作人、郁达夫、洪深、朱自清、阿英等为各卷所撰导言，都是相当精彩的文学史论。各篇导言，对于新文学的发生、发展、理论主张、活动组织、重大事件、各种体裁的创作，或作历史的回顾，或为理论的阐述。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这些导言的影响比《中国新文学大系》本身更为深远。
《建设理论集》，胡适编选并作导言，收倡导新文学运动及探讨如何建设新文学的文论51篇；
《文学论争集》，郑振铎编选并作导言，收107篇，涵括新文学发轫期的响应与争辩，与林琴南、学衡派、国故派、甲寅派的论争，文学研究会与创造社对旧文学的批评，以及围绕白话诗运动、小说革新与戏剧改良的讨论，等等；
《小说一集》，茅盾编选并作导言，主要收文学研究会作品29家58篇；
《小说二集》，鲁迅编选并作导言，主要收《新青年》、新潮社、浅草—沉钟社、莽原社、未名社以及属于“乡土文学”的作品33家62篇；
《小说三集》，郑伯奇编选并作导言，主要收创造社的作品19家37篇；
《散文一集》，周作人编选并作导言，编者称此集“不讲历史，不管主义党派，凭主观偏见”而编，收有徐志摩、梁遇春、郁达夫、陈西滢等17家71篇散文；
《散文二集》，郁达夫编选并作导言，编者也称此集编选不以派别，而“以人为标准”，以编者个人喜好为归旨，收有鲁迅、周作人、冰心、林语堂、丰子恺、朱自清等16家148篇作品；
《诗集》，朱自清编选并作导言，大致采取编年的方法，以体现“启蒙诗人努力的痕迹”，收诗人59家诗作390首；
《戏剧集》，洪深编选并作导言，收初期话剧18家18部作品；
《史料索引集》，阿英编选并作导言，收有关第一个十年文学史的综合性研究论著、主要刊物、社团的发刊词、宣言、简章等文献，作家小传、创作、翻译、杂志编目以及资料索引。
这10卷的导读，具有鲜明的作为作家兼编辑个人独特视觉和独特风格。包括取舍标准，评论角度，叙事方式，都各有千秋。他们选择作品的眼光和写作“导言”所体现的不尽相同的文学史观点。
作为大系主编的赵家璧，拥有一个编辑出版家的见解和本领。他把这种风格、叙事的参差，作相对有序的整理，融汇成多元互补的整体感、均衡感，形成了复调的对话，使《大系》成为20世纪中国文学谱系研究的思考，成为一个既阳春白雪又下里巴人的文学史“论坛”。因为大系的“选家”同时是文学史家（以作家和历史参与者特殊身份），赵家璧在注重编选经典文学作品、强调文学发展脉络、构建文学自身考察体系的同时，有效地保留了原评论不可替代的鲜活性和真切性，又将编选人的角色，搭配出微妙平衡、立体，因而凸显一种丰富性。使大系具有一种“现身说法”与“自我证明”，构成一个流动的文学现象。
赵家璧主编的《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其文学和编辑出版的地位、功绩是既定的，持续效应是有目共睹的。1935年的出版的时间节点也恰逢其时，跟随而来的连天炮火，将阻碍他的雄心。
1983年，当75岁高龄的赵家璧回顾其出版生涯时，认为自己27岁时集结诸名家编选的《中国新文学大系》，仍是其一生中最了不起的成就。于是因应上海文艺出版社《中国新文学大系》影印本“重见天日”，赵家璧写作长文《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以历史当事人的身份回顾五十年前的编纂经过。《中国新文学大系》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收获，它巩固了新文学的发展成果，扩大了新文学的影响。为使之成为当之无愧的畅销书。 赵家璧把中国古代文学“总集”和“丛书”的体例加以融合，创造出一种全新的现代文学总集的编纂方法，并将这种囊括理论、作品、史料的套书，不用“丛书”，而用日本常用的“大系”命名。
“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富于创意和新鲜感的书名，以及按照编辑出版人的编选意图，使整套书在内容上具有统一性与系统性，各单册之间彼此呼应、相互补充，成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编辑理念和体例方法，在出版界和新文学界都引起了轰动，对其后近现代文学总集的编纂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陆续出现了一系列以“大系”命名的丛书式总集。如今，“大系”已经成为编纂同类丛书的行业标准，“大系”开创的出版编纂体例和分期法，更成为自《昭明文选》以来传统文学总集的编辑和出版创新。
赵家璧的历史作为，是值得当今编辑出版人认真思索、学习和借鉴的，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编辑出版人如何保有定力，保有职业操守，担当起历史赋予之责？
（作者曾任《足球周刊》杂志执行主编、《博鳌观察》杂志副主编。现供职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