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勇麟

陆永建作为一名“非专业作家”，坚持数十年如一日的执着耕耘，在文学创作方面取得不俗成果：出版散文集5部，文艺评论集2部，书画作品集2部，以及报告文学、电视剧文学剧本等共计16部；散文《福州的三坊七巷》被选入2006年高考语文模拟试卷，《后街》被收录《福建优秀文学70年精选·散文卷》，报告文学《千年一遇》获第30届华东六省一市文艺图书奖二等奖。《陆永建自选集》（海峡文艺出版社2021年4月版）收入散文、散文诗、文艺评论等173篇，是他对自己三十多年业余创作的一次梳理和总结。

壹

读陆永建的散文，给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这些散文作品突破了散文理论的一般性认知。通常意义上致力于探微索隐的散文理论，愈发将作者的主观世界以及艺术构思雕镂得精细无比。但陆永建的散文创作似乎并未受到散文理论的拘束，也未从散文理论当中有所刻意地借鉴。换言之，陆永建是以赤诚、闲适的精神状态和艺术态度进入到散文领域当中。纵观陆永建的散文创作，这种“无意而为之”的为文态度给人一种与众不同之感，而且这种异于常人的审美印象不太容易找到理论上的路数，充分显现了他散文创作的反叛与创新。

陆永建的散文世界充满“通透达观”的意味，貌似处处是闲来之笔，似乎很少出现“紧张”之处，无论是理论的紧张、抒情的紧张还是叙述的紧张，这种洞察一切的审美视野正是以这种非紧张的方式不知不觉上升到一种至臻的境界。在这个复杂玄妙的过程中，很难有一种清晰的理论言说予以澄清，这种主要基于创作主体体验式的散文创作是学院派理论家或散文家所难以理解或适从的，这种散文现象不能不说是代表着另外一种文学的理解和书写的方式。陆永建的这种散文创作方式，不但没有服从理论权威以及书写传统的意思，甚至体现出极富韧性的自我审美的意图，正是这种散文创作所具有的反潮流特征赋予了陆永建散文创作新的审美体验。

在这种平淡而隽永的散文叙述中，文化和故事叙述无疑成为一种重要的成分。某种意义上，正是文化和故事叙述填补了散文抒情的紧张缺失所造成的空白。在许多散文中，陆永建依靠故事叙述俨然营造出寓言式的文本世界，这种散文文化故事叙述无形中达到了对平淡叙述的内在超越，这是陆永建散文所具有的一种审美的魔力。虽然惯用文化和故事叙述来进行散文写作，但陆永建并不善于对文化和故事进行更高层次的构想，这种构想一度成为学者散文最擅长的技能。陆永建习惯对历史文化进行直截了当的当代阐释，即便对历史文化有所主观的思考，这种思考也更多地停留在一种印象式的价值判断，他抛弃了历史文化复杂而沉重的负担，这种负担往往成为散文作者施展才华和审美技巧的趣味所在。从这个意义上来审视陆永建的散文创作，不得不说他是一个散文传统的反叛者和创新者。他轻而易举地抛弃了散文的种种负担而轻装上阵，将散文创作作为一种文化印象而非文化体验更非文化考察来进行理解。因此可以说，陆永建开创了当代散文的另一种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他瓦解了文化散文的当代书写模式，至于如何更好地发现或建构新的散文审美，陆永建的散文同样面临这一散文发展的当代性难题，只不过，他所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站在当下的时代进行不懈的探索。

贰

尽管陆永建在散文创作中对于“文化”理解与运用独具特色，但又不能简单地将其归于文化散文的书写范畴。文化的概念在陆永建的散文当中自始至终就是一个完整的背景单元而非被分析的对象，文化成为散文创作出发的一个重要起点。已有学者察觉到陆永建散文中文化的症结所在，即意识到陆永建散文对于文化的叙述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学者文化散文，但又不能简单地将陆永建的文化印象书写视为抒情散文，这两者之间明显不在一个层级的逻辑范畴。我倒觉得用“文化+叙事”这一内在逻辑更能阐释陆永建散文创作对于历史文化题材的理解和重塑。

在陆永建的散文创作过程中，他将文化当作散文存在的整体性背景，这一背景是敞开的全景式的，又是共时性的跨越历史时空的。文化成为一种固有的生命意象和审美体验的完整单元而得以存在。简而言之，陆永建是将散文创作在“文化”这一背景之上。当然，文化的概念十分多元复杂，包括文学、艺术、历史、民俗、非遗等，这无疑是陆永建散文叙述的独特之处。如果说陆永建对当代散文的开拓性意义体现在哪里，我认为这种“文化+叙事”的印象书写模式是由他所开创并努力尝试的，这种模式显然不同于“生活+叙事”的抒情模式，也不同于“思想+叙事”的智性模式。

陆永建这种基于文化印象的叙述模式在很大程度上拒绝了散文的个性成分，他的散文叙述更倾向于一种文化事实的客观陈述而非个性的抒情或思辨。他对传统文化对于今天的影响似乎很少表现出质问的态度，而是将从古至今的文化过渡视为一种客观事实，即便在文化的古今差异上他表现出某种批判的态度，但这种批判的态度仍然是充满包容性的，似乎旨在指陈某种古今的差异而已。这种包容性的态度在他散文中往往作为一种结论性的概括得以体现，何以至此，在他的散文作品中并未成为讨论的重点。这种为文的态度和修养，在本质上很有“意在言外”的文人坦荡胸襟，这是陆永建作为散文家的“大道”情怀 。从“大道”处言，陆永建不仅通过散文创作实现自己人生体悟的大道，同样在诉说中国传统文人共同的精神大道。某种意义上，陆永建正是通过为文的方式实现与中国传统文人的心灵交流，他的散文因此而带有鲜明追忆的人文特征。

陆永建的散文以文化叙述刻画出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群像，这些传统文人因某种共同的人格魅力彪炳史册、流芳至今。在《武夷山咏墨——谈朱熹的艺术思想》《寻觅柳永》《孤独的李贽》等文中，陆永建通过散文来实现对这种人格精神的当代传承。为了这种历史人文的追忆，陆永建在散文中大规模地叙述了传统文人的典故故事，反而营造出一种鲜明的历史沉浸感，这种历史气氛的营造成为陆永建散文的一大特征。这一特征也从根本上决定了陆永建的散文是格外地怀旧的，这种怀旧不是个人性的怀旧，而是历史的怀旧，文化的怀旧，甚至是人格精神的怀旧。只有从历史人文这一角度方能真正寻找到陆永建散文创作的真正审美落脚点，也只有从历史人文这一角度为他的散文解读寻找到切入当代文艺的理路。

在历史文化为宗的散文创作中，各种游记作品又占据陆永建散文很大一个比例，如《莫高窟之殇》《走进承德避暑山庄》《读黄山》《福州的三坊七巷》《后街》等。“游山玩水”似乎成为陆永建追寻中国古代文人志士的一种当代方式，他在《九石渡断想》一文中指出：

旅游的意义在于寻求一种解脱，追求一种放松，卸掉身心的重荷，洗却都市的浮躁，陶冶世俗的性情，净化污浊的心灵。

这种追忆古人的方式虽然不免让人产生恍若隔世的虚空感，仍旧不失为一种怀古和逃遁的有效途径。但陆永建终究不是一个为了发思古之幽情的复古守旧之人，这种“游山玩水”如同短暂的梦境，他总是在经过一场灵魂的游弋之后再次回到当今时代的价值思考当中。

与历史人物为伍并不意味着陆永建的散文全然是超脱世俗的。散文作为一种思想表达的方式，陆永建擅于以历史观照现实，在众多的散文作品中，他往往从大处着笔，进行情怀辽阔的现实思考，这些思考的内容往往没有一种界限清晰的标准，可谓随心所欲、随遇而安，这使得陆永建的散文表面上缺少一种文学创作特有的精致和苦虑。但深入阅读就会发现，他的散文往往充满了对于历史与现实的一种宽容与悲悯的情怀。或许可以将陆永建的这种文学态度和修养，理解为文学的当世“慈悲”。在跨越时空和文体限制的散文场域当中，陆永建可以轻易做到信手拈来，他可以将个人往事、哲学命题、人文景观、俗世问题等熔于一炉，而所得出的结论往往又是最朴实的道理。而事实上，这些最朴实的道理似乎早已经被人遗忘或者已经丧失知觉。因此，在阅读陆永建的散文时，这种惊叹之感是时常会发生的。

陆永建的散文思考逻辑是由远及近而非由近及远，他善于将遥远的东西甚至虚无的东西拉进到现实当中，而非提升为更加遥远或者虚空的位置。这种技巧在原理和逻辑上类似于广角镜头的使用。某种意义上，这种审美的现实态度恰恰弥补了当代散文的某种精神缺失，即以现实叙事的客观审美代替纯粹个性的抽象审美。“现实体验”对于陆永建散文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他如同被嵌在历史与现实、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个“世俗的中间人”，不断重拾着过往与现在的种种文化影像，在这个过程中，陆永建无形中将自己塑造成历史文化“最后守望人”的角色。这一角色彻底释放了他作为散文家的思想界限以及审美顾虑，从而将散文叙事本身当作一种赖以寄托的人间大道，并在散文叙事上深深打下属于他个人的烙印。

叁

凭借“大道”得以萌生“闲情”，这是陆永建散文的情感逻辑。陆永建的散文版图大体可以分为历史的冥思以及自我的世俗体验。个人之体验作为散文创作的重要内容在陆永建的散文当中则演变为一种个人的哲思。情感的哲思化成为陆永建散文个性书写最为鲜明的特征。无论写人记事，对于情感的观照已经超脱七情六欲的层次而上升为一种情感的哲学。因此，在他的抒情散文作品中，人物往往是静态的，情感也往往是静态的，作者对于人物故事的叙述成为一种间接的情感体验而非情感参与，世俗性的情感成为一种被搁置静观的对象。这种“闲情”的哲思化打破了传统散文对于人物情感的既有定义，从而使得人物情感成为一种人间景物而被纳入整体性的临摹和描述当中。这种对情感的疏离和物景化在他的散文作品中频繁发生，这是当代散文创作中并不常见的现象。传统散文主张个人情感与体验的表达，因此往往带有一种主观情感上的偏见甚至偏执，一般而言，一种过于端正的情感表达往往会被视为对于艺术的迟钝或者无能，这种有关散文审美的印象在陆永建的散文创作当中被彻底瓦解。

在陆永建的散文当中，情感的热度和复杂度都被大大降低，而蜕变为一种闲适的智慧，情感原本应是盲目冲动的，但在陆永建笔下则变为平和冷静的，这种情感可以说是一种充满历史底蕴和外在形式意味的情感，是一种洞察一切之后的情感痕迹。陆永建审视散文情感的视角和方法明显不同于一般的作家，他善于用第一层级的思维进行情感定位，在他的散文当中，情感是变动不居的，是清晰明朗、坦率示人的。也许与他精通摄影有关，这种处理情感或者说对待情感的态度本质上更接近于摄影的艺术，情感在视界中如同具体的物象袒露在万物的表层，与视觉形象成为同一层级的具体物象，散文对于情感的处理则如同摄影机对于外界事物的捕捉一样，一旦进入创作者的视野就被予以定格，因此，情感被赋予形式上的意义。解读陆永建的散文不得不意识到他处理情感的这种思维和态度。这种散文情感虽然由于它的直接率真，缺乏玄奥复杂的内涵而被冠以“闲适”二字，但这种闲适情感的生成或许并不是作家的内心写照，而是作家对于情感形式化的理解和生成。由此可见，对于陆永建散文中的“闲情”解读需要从全新的角度进行。

这种形式化的“闲情”因此摆脱了写作情感的困扰而上升为一种写作理念或者写作的哲学，这是陆永建散文创作对于散文情感的一种突破，即情感被置于物象的同等地位。陆永建对于情感的处理表面上带有很多个人感受和体验的成分，但这种个人的成分恰恰是非个人性的体现。事实上，文学创作的情感个性化往往充满晦暗的色彩，越是晦暗越是私密越能够激发审美的意趣，但在陆永建的散文作品当中，个人性的体验某种程度上是开放性的，他在情感的表达过程中以个人的名义过滤掉了个人的晦暗成分，以至于个人性情感的表达转变为一种显而易见的公众呈现。作为陆永建散文的读者，倘若不够深入和用心，势必对其中的审美意趣很难体味得十分细致，更谈不上深入人心。这种形式化的“闲情”成为陆永建散文的一种文体特征，同时也造成了一种审美的危机，这种危机如何能够转化为一种美学上或者说思想上的自我建构，成为考察陆永建散文的一种相对深刻的命题，即如何更深入地理解这种公开化的形式化的闲情。

我们不难发现，陆永建的散文作品带有自我陈述的文本特征，以自我陈述取代了抒情主体的自我虚构。换言之，陆永建的散文作品较少鲜明的主体性身份角色，尽管散文注重真实，但如同诗歌和小说一样，散文里面仍旧具有主体性身份自我虚构的意识，在陆永建的散文当中，他以一种透明的、敞开的、大众的形式化“闲适”格调取代了散文主体性身份的潜在建构，从而实现了主体人格的一种物化，这种对于散文文体特征的突破可以说是陆永建散文的一种主要成就。散文主体人格的物化本质上是一种持续性的探索过程，对散文创作和散文理论的当代变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无论陆永建本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但将散文的人性情感从这一擅长抒情的文体当中剥离而出，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很重要的开拓意义。

整体而言，陆永建的散文很少立足于具体的当下现象，他在文本中所表达的情感或思想往往是跨越时空的，也很少停留在一种具体的物象之上，他通过一种宏观的思想架构改变了散文注重刻画细节的文体特征，以至于他的闲情表达是类型化的，或者说是普遍性的，他在散文文本当中容纳了许许多多的人和物。在文本中很难清晰地把握到陆永建的散文人格，他习惯置身于文本之后或者说文本之上，尤其在他的散文诗创作当中，散文人格是普遍性离场的。那么，基于历史的立场以及形式化的闲情，我们是否可以做如下推测：陆永建的散文叙述背后隐藏了有关人类或世道的思考？这一推测恰恰为陆永建的散文注入了思想的沉重分量。事实上，相对于个人抒情或者文化叙述，思想本身恰恰是当代散文发展最具革命性的动力。

（作者系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