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鹏星

铁路在近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中担负着重要的作用和角色，学界关于中国铁路史的研究更是枚不胜举。近代铁路运输经营作为近代中国铁路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一方面构成了近代中国铁路事业整体的基本组成部分，属于近代铁路史和经济史的范畴，另一方面又因为其自身嵌入国家与社会的特殊性而具有鲜明的特色，在中国近代铁路史研究中具有着特殊性质。其中，针对铁路运价问题的探讨，更是关乎深入考察铁路事业发展的窗口，甚至是近代中国政治与社会变动的一个重要侧面。从学术上讲，铁路运价是铁路运输货物和旅客的价格。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价格是价值的反映，因此说铁路运价实际上反映着铁路在运输货物和旅客中的实际价值。那么，近代中国的铁路运价到底有哪种变化，背后的制约因素是什么，如何影响到了国家与社会层面的运行，该如何对其进行评价呢？或者说，有没有对于当下铁路改革提供历史的镜鉴呢？这些问题需要进行一个清晰的解答。鉴于近代铁路运价问题的特殊性，安徽师范大学黄华平教授的《近代中国铁路运价治理研究（1881—1937）》一书，对这个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和新的思考，可谓近代中国铁路史研究之力作。该著结合现实出发，聚焦于“铁路运价治理”问题，所提出的关于中国铁路运价治理的新思考，对于学界同仁继续开展中国铁路史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整体史观视域下针对近代铁路运价治理问题的全面、系统论述

铁路作为现代交通体系的重要构成，一直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催化剂，是政府与社会力量交织期间发挥重要作用的场域。围绕铁路问题的思考，必然涉及方方面面，非单一视角或者研究方法可以解决这一重大论题，因此整体史观的思考便显得颇为重要。

正如学者李金铮所言：

整体史这一理念包括三个层次：一是不断扩大历史研究内容的全面史；二是以整体史观指导具体或碎片研究；三是宏观史学是整体史的最高追求。

在铁路史研究视域之下，铁路运价治理问题似乎更像是一个碎片化的角色，毕竟铁路运价治理是近代铁路史研究的补缺，属于拓展铁路专题研究的新领域，有利于推进铁路史研究全面和深入的发展。在这一思考之下，作者针对铁路运价治理问题的研究仅仅围绕铁路运价治理这一专题，厘清铁路运价问题的来龙去脉，力图呈现出近代铁路运价治理的“全面史”，亦属于铁路史视域下的“碎片研究”。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致力于将铁路运价放置在整个近代中国的时代框架中进行考察，实现了整体史向更加宏观视野的开拓。

该著围绕着近代时期中国铁路运价治理问题而展开，探讨了中国政府治理铁路运价政策从自由放任向“运价统一”转变的过程及其治理体制架构，阐述了“运价统一”政策主导下国有铁路基本运价制度、运价政策以及客货基本运价的嬗变过程。在此基础上，检视这一时期铁路运价治理对铁路运输效益、工农矿业及社会民生产生的影响，并从整体上对其进行客观的评析。该著分为五章，分别对铁路“运价统一”、铁路基本运价制度、铁路运价政策及铁路基本运价等问题进行论述和思考，每一章都非常用心，论证严谨。

可以说，通过近代铁路运价问题的几个基本问题论述，基本上全面而系统的进行了思考。“一项成功的碎片或微观史研究，不在研究对象之大小，而是取决于是否增加了普遍联系和以小见大的整体史意识。只要拥有这一意识，就会使单纯的碎片研究化蛹为蝶，更具意义。” 作者这一观点，可谓有窥斑见豹之意。

多重视角下针对近代铁路运价治理问题的客观、真实论述

目前，学界关于中国铁路史的研究已经有百年的历程，表述方式主要体现为两种不同的话语即革命史话语之下的铁路史研究和现代化范式之下对于铁路史的探讨。同时，随着百年中国历史进程的不同，这样的两种话语并不是二元并立的情状，甚至在部分研究选题之中有所交叉。总体来说，革命史下的铁路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强调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为史观的话语表述。现代化的铁路史研究主要集中于强调铁路对于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密切结合。

该书在绪论中也明确指出，已有研究成果中针对铁路运价治理问题的研究已经呈现出不同史观和视角下看待方式的不同。例如，宓汝成和金士宣等在内的诸多学者认为近代中国的铁路运价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帝国主义经济侵略的手段，自然严重影响了中国民族生产事业的发展。宓汝成等学者以革命史观来分析近代铁路运价问题，批判近代中国铁路运价的“营利性”和“侵略性”，阻碍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该论著通过研究发现近代国有铁路“运价统一”政策作为彼时国家治理铁路运价的其本政策，不仅契合了发展铁路运输业务和救济国民经济的社会需要，也是当时历史环境下巩固中央集权的政治需要。尽管它以失败告终，但其推行过程中也产生了诸多积极影响，促进了铁路运输业发展，稳定了社会经济，改善了民生，具有进步意义。作者认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了高度统一的运价管理体制，但随着中国宏观经济体制的改革，其弊端逐渐显现，运价市场化改革成为客观要求。由此也表明，铁路运价究竟如何治理并没有通行规范，适应客观需要才是最恰当的。很显然，作者在对于近代国有铁路运价研究的基础之上做出了客观而且符合实际的论述。作者在论述过程中并不否认帝国主义主导之下铁路运价自身服务经济侵略方面的情况，但是也明确指出需要放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思考铁路运价问题，进而找到铁路运价的实际演变轨迹、背后的力量、实际的社会影响等内容。可以看出，作者既综合了革命史观的研究，也综合了现代化史观的思考，并就铁路运价的历史实际进行了历史主义的分析，因此得出了非常客观的结论。

以史为鉴，充分发掘近代铁路运价治理问题对于现实的意义

以现实为目标，服务于现实需要是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功能。历史是过去的现实，现实是未来的历史。作者在探讨近代铁路运价治理问题之时，始终不忘从现实价值上进行分析，明确指出该著研究可为当前中国铁路运价改革提供历史借鉴。实际上，近年来中国铁路改革的呼声甚器尘上，铁路运价被视为改革的突破口和试验田，但究竟要构建怎样的铁路运价治理体制、机制，仍是值得探究的问题。该著的主旨之一即在于总结近代中国铁路运价治理的成效与不足，为当前中国的铁路运价改革提供经验和教训，有助于我们在当代进行运价政策调整及运价水平确定过程中对诸多因素的把握；有助于我们在当代运价治理时，切实考量运价合理性、铁路收益充足性，以及市场和其他社会因素等问题；该成果还可以为当前中国铁路运价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提供思路。

在实际研究过程中，作者在论述铁路运价治理的专题之时，非常注意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不同和历史命题自身的现实价值。比如，作者在专题思考铁路运价自身的本体研究之外，还强调“铁路运价治理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系。铁路运价治理是否适宜，不仅关系到铁路运输业务的盛衰，铁路运输功能的发挥，更深度影响到国民经济和社会民生的发展，乃至于政治政权的稳定。因此，如何思考近代铁路运价与经济社会之间的关联性呢？作者认为，近代时期在中国政府“运价统一”治理下，铁路运价调整对铁路运输效益、工农矿业及社会民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作者为了论述运价调整与铁路运输效益，分别探讨客货运价与铁路营收，以及客货运价与铁路盈余之间的关联；为了进一步思考民国时期“民生主义”运价与工农矿业，主要从救济国煤业、旅游业发展和复兴农村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为了思索铁路运价与人口流动，主要探讨铁路运价政策对于人口流动的积极推动作用。实际上，铁路运价调整对于自身铁路运输效益，对于工农矿业，对于人口流动问题，在今天也依然是不可小觑的问题。特别是铁路产业在影响国计民生之下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方面，思考铁路运价的外部性影响显得尤为可贵。

铁路运价关系国家之经济、民生之繁荣、实业之进展、文化之发扬，即使在今天，想建构一个既适应国民经济、社会发展，又兼顾铁路自身效益的铁路运价体系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作者从历史的深处出发，以运价治理为视角，关照铁路运价的外部性影响，背后折射出“以史为鉴”的基本理路。想必对于今天铁路改革事业而言，大有裨益。

为了说明需要研究的问题，论著还在总论之外，常常用典型案例进行分析，其中不少个案研究的设置也恰到好处，比如为了阐明铁路运价与矿业之间的内在联系，重点考察了平（京）绥运价与晋北煤炭外运，以晋北煤炭产销为例，探讨平（京）绥铁路运价调整对其的重要影响。该著作不仅文字忠实，而且史料运用丰富，包含近代杂志、报刊、档案，特别是铁路部门自身出版的出版物，是难得的第一手资料，对于形成客观的研究结论，弥足珍贵。

总之，作者以1881年至1937年间中国国有铁路运价为研究对象，围绕着这一时期中国政府如何治理铁路运价问题而展开，理清了近代铁路运价治理的基本脉络、运价制度变迁的基本过程，为学界解析铁路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提供了新的切入点和研究空间。

（作者系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在站博士后，副教授，历史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