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纹华
三个月前，我收到《佛山历史文化丛书》编委会寄来的《朱九江评传》一书。家乡先贤朱次琦（1807—1882）及其门人简朝亮是2008年我攻读博士学位时的研究对象，近10多年来，我相继出版《朱次琦研究》《简朝亮研究》《“九江学派”研究》《简朝亮儒家经典研究》《简朝亮评传》等著作。虽然不能说是朱次琦研究的专家，但出于对朱次琦的敬重与家乡文化的感情，我想结合《朱九江评传》与未来撰写《朱次琦评传》谈谈自己的几点体会。
咸丰七年（1857），朱次琦居家乡广东南海九江，自此足不入城市，“九江先生”之名由是而始。临终前，朱次琦自焚由其一人撰写的学术著述。故即使简朝亮编纂《朱九江先生集》、康有为编纂《康氏先世遗诗朱师九江佚文合集》和前人积累了相关研究成果，朱次琦生平研究仍然存在不可弥补的遗憾。作者在书中第6页也提到，“有关朱次琦生平及其学说的论断，仍然存在诸多的空白与缺漏，乃至出现误评、错论。”只是，作者在《朱九江评传》中对于朱次琦生平研究作出的积极推动并不多，作者试图在治学领域中体现胡适所说的“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其实是在一些基本知识上，使本已清晰、正确的问题变得模糊、失误。究其原因，是未能重视九江乡土的历史文献。撰写人物评传，作者不深入探讨传主之地域文化，是难辞其咎的。
据《朱九江评传》的“参考文献”，作者运用九江乡土的史地文献有：《九江儒林乡志》《南海九江乡志》《南海市九江镇志》《报告及儒林乡声（合订本）》《九江侨刊》，但是，作者没有在具体阐述、问题论证中运用上述文献，而是仅将其作为研究现状作一次回顾，且其阐述多在并无注明出处的情况下沿用拙著《朱次琦研究》的成果，如书中第3—9页提到朱次琦的生卒年、诗文作品及前人研究情况等。
景泰元年（1450），代宗皇帝赐九江为“儒林乡”。据《南海九江乡志》《九江儒林乡志》记载，“九江”之名，取自西江下游九江大洋河段，偶山在九江之中，海目山一带的西江河段古时即称九江。这是茫茫泽国、居民鲜少之唐宋以前的“九江”。据2009年版《南海市九江镇志》，九江东部与顺德市交界，南部与新会、鹤山，西部与高明、西岸隔西江相望，北部与南海市西樵山旅游度假区和沙头镇接壤。但是，作者在书中第12页、14页以“地处佛山南海的九江流域”称呼“九江”，第21页更说“南海九江，地处南疆，北负五岭，南临大海”，显然对于九江史地知之甚少。
由于作者不熟悉九江史地文献，故书中之记载欠缺九江乡土特色。九江乡人以“水”为生，以“鱼”为业，明清时期的九江形成一个传统的水利社会，朱次琦、朱士琦与其友人陈信民、曾钊、胡调德、何文绮、冯栻宗等都是水利专家，朱次琦、朱士琦、朱宗琦、朱才贵等朱氏族人均从事鱼苗养殖，这在朱次琦《客中杂忆》其二、朱士琦《村居四首属宜城弟和》、朱才贵《春怀八首和子襄》其一等诗作中有记载。作者在书中也征引朱士琦《村居》，但由于不了解九江乡土的特色，故只字不提九江鱼花产业、九江四大家鱼养殖的重要性，不仅浪费与此相关的文献，而且丧失拓展朱次琦生平研究的重要角度。
九江是明清时期岭南的历史文化重镇，2015年版《广州大典》收入冯城《传经堂集》、曾钊《面城楼集》、冯栻宗《海目庐诗草》、何文绮《四书讲义》《课余汇考》。以上诸人都与朱次琦有紧密的关系，是分析朱次琦学说渊源的重要乡土文献，但作者对这些文献近乎只字不及。反之，作者退而求其次，以佛山地域学术代替对九江历史文化的阐述，使得其分析欠缺针对性、真切感。究其原因，若深入探究上述明清时期九江历史文献，需要耗费大力气，反之，直接将前人、时人的研究成果拿来，则轻而易举了。由于作者对于九江史地文献不熟悉，故作者在书中称，“朱实莲著有《冬春草横云轩集》《春江咏西樵草》等别集”，其实，正确表述应该是“《冬春草》《横云轩集》《春江咏》《西樵草》”。
朱次琦生平事迹研究尚有一份重要文献没有受到学界的关注，这就是收藏于广东省社科院图书馆的《朱次琦日记》。朱次琦在日记中多记载柴、米、油、盐的日常生活和喜庆嫁娶、亲人生日时以猪脚、猪肉等送往迎来的日子，出现于其中的多为朱次琦的女儿、友人等。通过《朱次琦日记》，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还原日常生活中的朱次琦形象，真切可信，温馨动人。
梁启超认为朱次琦是咸同年间岭南两大儒之一，钱穆认为朱次琦学说是中国旧学之殿，乡人将朱次琦作为岭南先贤50强之一。人们对于朱次琦的上述评价，不仅基于朱次琦学说的影响力，而且本于朱次琦创立“九江学派”而对于广东近代学术的深远影响。由于朱次琦临终自焚所著，故朱次琦学说的研究者必须在概念界定、甄别文献真伪和准确解读文献方面下功夫，大胆质疑，小心求证，不人云亦云。这是朱次琦评传经得起历史检验的最重要方面。
一是概念界定。朱次琦，人称“九江先生”，故“九江学说”自然即朱次琦本人之学说。而作者在书中第12—13页，一方面反对“九江学派”的提法，另一方面称：
在参借鉴前辈成果的基础上，本书进一步开拓，另外提出：以朱次琦而至其受业弟子、再传弟子，这一脉三代学人的思想主张，可以“九江学说”概称之。笔者在对朱次琦生平做研究基础之上，以九江学说为探研角度，从学说而非学派角度。
我认为，作者对于“九江学说”的界定是有误的，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因此，作者既在书中第22页称“他创立的学说，亦被人传为九江学术和九江学派”，也在书中第182页称，“这种对于中华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与光大，是梁启超之觉民行道的责任表现，亦是九江学说一脉学人共同的文化担当精神之流衍传扬。”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虽然反对“九江学派”之名，但书中之撰写是以学术流派的研究方法，分析朱次琦学说在门人、再传门人中的继承与嬗变历程。
早在开馆清远阳山山堂期间，简朝亮在《南海朱拔群》诗中即提到“九江学派”之名，后续之黄节《谒九江朱先生祠》、卢子骏《康简知名》、桑兵《近代中国学术的地缘与流派》等都提到“九江学派”之名。我认为，作者反对“九江学派”之说法并无问题，但是，作者不能一方面反对这种说法，另一方面用此方法分析朱次琦学说在其门人、再传门人中之传承、变化，且错误地以“九江学说”概括朱、康、梁等学说。
二是甄别文献之真伪。王筠（1784—1854），字贯山，号菉友，山东安丘人，道光元年（1821）举人，著《说文句读》《说文释例》《说文系传校录》等。朱次琦撰写《答王菉友书》《又答王菉友书》《去襄陵后答王菉友书》，反映王筠对朱次琦治学之影响。作者在书中第93页称：
王筠在《记朱子襄》一文有载述：“子襄十二岁时，阮芸台相国节制两广，招致之，使入署读书，凡六年，相国移节乃出。相国有《国史》，子襄抄之，于是多识本朝名公巨卿之政绩。”
据简朝亮撰写的《朱九江先生年谱》，朱次琦13岁时，由曾钊带着拜见阮元；朱次琦15岁，生母张茂兰去世，朱次琦杜门三年。这与朱次琦12—18岁在阮元家中读书不相符。由于简朝亮是以传承朱次琦学说为使命的，出其笔下的朱次琦文献当有其真实性，因此，王筠《记朱子襄》一文的记载显然有误。
朱次琦有3次提到心学：一是认为陆九渊学说始事于心，不始事于学，非善人之道；二是认为不读书而“致良知”是王明心学之弊；三是认为陈献章使学者端坐澄心，示读书而静养，则所养者，未必端倪之正，非朱子所法乎孔子者。据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四年（1878）秋冬，康有为自言曰：“而私心好求安心立命之所，忽绝学捐书，闭户谢友朋，静坐养心，同学大怪之。以先生尚躬行，恶禅学，无有为之者。”佛道二教都提倡静坐修炼之法，朱次琦反对静养，重视主敬。简朝亮则甚少谈到静养。作者在书中第202页称：
实际上，朱次琦同时受到心学濡染。尤其陈献章淡声华、薄荣利、追求自得，“无欲则静虚而动直，然后圣可学而至矣”的主张，正契合朱次琦之学说要旨。黄尊生在《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一书中，加以裁断并指出：“白沙这种（心学、静养）思想，一路绵延至嘉道以后，到了最后，做殿军的，有一尊柱石，这便是朱九江。朱九江以后，还有一个人物，这便是简竹居（朝亮），是朱九江弟子。简竹居以后，便是广陵散了。”黄尊生或可谓知朱次琦者矣——反对批评陆王心学的朱次琦，尽人事正如一尊柱石，成为心学、静养思想之殿军。
我认为，白沙心学接续陆九渊，朱次琦、简朝亮则传承朱熹理学，作者征引之黄尊生《岭南民性与岭南文化》一书之论，难以让人信服。
格物致知的功夫论是朱熹学说大异于阳明心学的内容之一。朱次琦、简朝亮都宗于朱熹格致说，反对阳明心学。据《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第181页，简朝亮认为，王阳明“致良知”有违朱熹格物致知之义，纵知其心，荡于天下，朝而讲学，夕而越东家墙，搂其处子，败德甚矣。
作者在书中第197页称：
朱次琦并不是一味地全然否定心学，他只是不满心学流弊及社会各界广泛不读书的现象。一如朱维铮先生指出：“他（朱次琦）讲学便否认经学有汉宋的分野，说是郑玄和朱熹，都是学习孔子的学说，而朱熹和王守仁的差别更小，因此提倡用王学补充朱学。”
我认为，朱维铮对朱次琦学说作了过度、错误的解读，作者依据朱氏之论，实是未能甄别文献之真伪。书中第217页称，“朱次琦学说，既溯源古学，复归孔子，又传承宋学精神、阳明心学”，值得商榷。
陈来先生认为，决定一个思想家的学派属性，主要决定于他的心性论和功夫论。因此，朱次琦学说是不入白沙、阳明心学的。
三是准确解读文献。学海堂学长曾钊（1793—1854）、朱次琦都来自广东南海九江。据史载，曾钊、朱次琦有6次交集，其中，道光十七年（1837），朱次琦以曾钊的名义撰写《梅坪君行状》，文中朱次琦直呼曾钊之名。道光二十二年（1842）之前，曾钊到朱次琦家，可惜不遇，朱次琦将曾钊门人众多，喜论学，家有面城楼且藏书甚丰等写入《曾丈勉士过小斋不值》一诗。
作者在书中第96页称：
以《曾丈勉士见过小斋不值》一诗观之，可得其中端倪。从“我走郊原饯余春，公亦惜春寻解人”这一句话判断，朱次琦以自己的“饯余春”、曾钊的“亦惜春”，形象地说明自己与对方有着共同的学说旨趣追求，也间接地肯定了曾钊的治学。
我以为，诗作中“饯余春”“亦惜春”，并没有表示对曾钊学说的肯定，更多的是朱次琦对于此次未能相遇的遗憾。此遗憾如诗作中之“冲风飞花尘十丈，咫尺对面成浮云。明岁春归春复好，明岁看花人恐老。百年过眼瞥风花，且侧金樽酹芳草”等。
朱次琦提倡通经致用，简朝亮亦有沿承。作者在书中第220页称：
以简朝亮一系为例。……简朝亮另有一段话，讨论学术与国家、人亡与国亡的问题。他在祭奠弟子李节文时提出：“呜呼！国将亡之际，子未亡之前，议者屡言小学废读经……今子亡矣，国亡而子未亡。乃子亡矣，虽然子亡而子之道不亡也。子之道不亡则子之学不亡也。”
我认为，简朝亮在《祭李学子文》中仅道出人亡、学亡、国亡的关系，没有直接言及通经致用。
提倡变化气质，是朱次琦“四行”修身条之一，为其弟子传承。作者在书中第259页称：
以简朝亮一系为例。在《再寄草堂诸学子书》一文中，简朝亮教导弟子，以复兴儒学、存续学说，来为国尽一己之所能：“盖自曲学方兴，中国之籍几以不亡亡矣。况今北望涕零，铜驼荆棘，斯文将丧，后死如何，文武之道，今夜尽矣。古之人不已悲乎？购三、二书藏山中岗（按：“岗”是为作者之衍字）中，以遗后，死非直今之承乏已也。“他勉励弟子称：”将来虽可用者或不得用，将以诸子志学。百世公义之在，由是而明，亦山中人之望也。”简朝亮在《三寄草堂诸学子书》一文中，又重申此意：“至于今也，当其避地读书，屡迁斯居。所至耕田以资其乏，与二、三学者且耕且读，既而为《日知录》，或写之以赠人。故其言曰：张子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上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下位者之责也。”
我认为，简朝亮在文章中只是强调读书的重要性，并没有提到通过读书使门人个性之急缓刚柔得到变化，因此，不能将凡读书的行径都视作提倡“变化气质”。
朱次琦推崇《诗经》。作者在书中第274页将朱次琦《宫保卢制府遣吏人征写拙诗述德摅情赋呈四律》之“余事论风雅，襟怀冰雪清”提炼出来，作为朱次琦的诗论，并以重视《诗》、重视诗之兴、发挥艺术审美追求“大”之主张作为论证。其中，作者在书中第275页以朱次琦《春怀八首》中之“文字起衰思七发，向来那遽薄邹枚”，指出朱次琦重视枚乘《七发》，而《七发》是传承《诗》之风雅颂的创作手法。作者在书中第276—277页，以朱次琦在《谢张十二》中的“每苦儒风侵任侠，久因骚雅惜彭咸”，认为朱次琦在艺术审美上追求“大”。我认为，兴、观、群、怨是孔子的重要诗论，这与《诗经》之风雅颂在释义上存在交叉。而“大”在《左传》《论语》等先秦文献中，则是一个相当宽泛的美学范畴，不适宜用于纯文学之诗论的表述。作者其实不必由于论证朱次琦的诗论与孔子一致，而特意将“兴”“大”提出来，可以直接以“风雅”“风骚”作为朱次琦的诗论。其实，简朝亮在《读书草堂明诗》中就以“风雅”“风骚”作为其诗论的。
朱次琦在《答谈太学子粲见诒四十五韵》一诗中反对汉宋学门户对立。作者在书中第283页征引此诗，并在第284页称：
“惜乏耦耕俦，世味终曳拕。”“世俗是末师，谬种流已伙。竟使灶下姬，涂抹诧妖媠。”诸句则表现文章分立的无谓纷争将加速“谬种流已伙”的旧诗界走向没落。
我认为，朱次琦反对汉宋学门户对立，与他是否反对旧体诗有天渊之别，作者不应该将此作为康有为、梁启超发动诗界革命的源头，这未免过度解读了。
朱次琦、简朝亮都推崇朱熹理学，在相关文献的研阅中必须认真区分。作者在书中第271页称：
朱次琦的文艺思想，受理学之影响，亦实受心学的潜在沾溉。一方面，他继承孔子、朱熹等人代表的传统诗学教化主张；另一方面，他也接受了陈献章、王阳明静养修心思想。重涵养重性情，在“思无邪”基础之上，认为：“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
上述文中“认为”的主语是朱次琦，而朱氏并无此论，作者所作注释亦为朱熹之论，故此处表述有误。作者在书中第226页称，“基于这种实用价值，简朝亮在朱次琦学说基础上进一步推扬，用40余年，撰写《论语要义》《论语或问》《尚书集注述疏》《论语集注补正述疏》等作品。”其实，《论语要义》《论语或问》的作者是朱熹。
俗语说，“细节决定成败”。张茂兰是朱次琦的生母。作者在书中第43页称，“张国沧有一名爱女，叫茂兰（1767—1821）。”关氏是朱次琦的继母，作者在书中第235页称，“关氏（1744—1844）”。张茂兰去世一年，关氏77岁，朱次琦父亲朱成发在这一年娶妻关氏的可能性不大，故显然有误。同页，作者将“关太宜人卒”误作“关太宜卒”，将“母不以壮佼视也”误作“母不以壮佼眡也”。
据我粗略阅读，《朱九江评传》笔误多达数十处。如第20页“《易》‘益卦’爻辞即已称‘有孚惠心，勿问之难。惠我德。大得志也。’注就此曰：‘莫益之，或打击之，立心勿恒，凶。’”这里的“注就此”不明所指。第21页“孔子谓，志于道，据于道。”当作“孔子谓，志于道，据于德。”第25页“德业开世泽，英良启裔昌，箕求由自远，沛国家祯祥。”当作“德业开世泽，英良启裔昌。箕求由自远，沛国家祯祥”。第29页“朱次琦《明赠嘉议大夫后部左侍郎原任四川夔州知州知府朱公神道碑》一文，转载朝廷下文，其中有称”，其中“转载朝廷下文”，不明所指。第56页“年少的朱次琦”，其实上文已经梳理朱次琦的一生事迹，“年少”二字不当。第204页“朱次琦强调读书要有用于世，指出重要典籍有不同的涵养人的面向。”其中，“面向”二字不明所指。第208页“以简朝亮一系为例，其称：‘明季士大夫，以讲学为名高。自以其开宗之义，而不善滋焉。……其败甚矣’故之，其后，简朝亮创办简岸草堂。”作者征引的简朝亮文字出自《论语集注补正述疏》，而简朝亮开馆简岸读书草堂是在著《论语集注补正述疏》之前的。第226页“另一方面，简朝亮继续强调种践行。其谓：‘朱子之方理也，《六经》之实理也。行之皆实，事也。汉学攻朱子，曰：宋学言空理尔。四学攻朱子曰：中学言空理尔。呜呼！此学术之大变也。’”当作“另一方面，简朝亮继续强调践行。其谓：‘朱子之言理也，《六经》之实理也。行之皆实，事也。汉学攻朱子，曰：宋学言空理尔。西学攻朱子曰：中学言空理尔。呜呼！此学术之大变也。’”第236页“背景图荣”当作“背亲图荣”。第246页“坐池亭，堂曰”当作“坐池亭堂曰”。
朱次琦学术生涯的特殊性有二：一是开馆乡土九江礼山草堂后，足迹不入城市，故人称“九江先生”。二是临终自焚出其笔下的学术著述。前者需要朱次琦的研究者对于明清时期的九江有深入的了解，尽可能写出九江之土风。后者需要研究者对于朱次琦学说保持清醒的头脑，必须基于文献史实，不做过度解读，不做空洞之学术研究，言之有物，客观呈现，不堆砌，不造作。希望作者对于笔下的文字有敬畏之心，争取为读者提供优秀的文化食粮，共同推动岭南文史事业的发展。
（作者系文学博士，历史学博士后，广东石油化工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长期从事广东近代经学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