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欣

孙秀昌教授长期致力于雅斯贝斯(Karl Jaspers)学说的研究。2006年5月,他撰写的《生存·密码·超越——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通过中国人民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答辩(人民出版社2010年5月版),这是汉语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雅斯贝斯美学思想的专著;2020年6月,他翻译的《斯特林堡与凡·高》(雅氏早期艺术家专论的代表作)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该书在汉语学界的第一个中译本;2023年2月,他撰写的《生存·悲剧·超越:雅斯贝斯〈悲剧的超越〉导读》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该书被列为潘知常教授主编的“西方生命美学经典名著导读丛书”之一种。在与雅斯贝斯进行的近二十年的生命对话中,孙秀昌循着专题研究与原典翻译相互成全的治学路径,不断地敞开着雅氏学说的多重面向。他最近出版的《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3年7月版),系其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的结项成果,这部一百万言的书稿是汉语学界首部深入探究雅氏艺术哲学思想的学术著作。

正如作者在该书“绪论”部分指出的,雅斯贝斯并不是一位严格意义上的学院派哲学家:

他从未将唤醒生存意识的哲学活动当作一种专业化的职业来对待,也没有兴趣自创一套自圆其说的哲学思想体系。就其艺术哲学思想来看,他始终立足于“生存”这一根源来思考哲学与艺术的张力问题,他的诸多见解并没有像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黑格尔的 《美学》、 叔本华的《作为意志与表象的世界》那样以某种美学体系的形式公之于世,而是散见于其毕生精神求索的多种著述之中。(《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P10)

这意味着对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的研究需要面向他的宏富的哲学文本,从总体上把握其中心命意与致思理路,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通过细致的爬梳和深度的阐释,理解作为雅氏生存哲学有机组成部分的“艺术家论”;与之相应,把“艺术家论”安放在雅氏哲学大厦中“是其所是”的位置,又可从整体上推进对其生存哲学的理解。

该书正是在这种良性的“阐释循环”中考察雅氏与其心仪的“大艺术家”所进行的对话,并介入其中与雅氏及其所论的艺术家展开对话。这让该书在方法上颇为切近雅氏“做哲学”的旨趣,即用体验性的思维(而非科学性的说明)来理解作为“大哲学家”的艺术家。就此而言,该书不仅展现了雅氏与艺术家们的对话,更是作者投身其中的体验之旅、发现之旅。作者以内在于雅氏思想中的“生存”与“理性”之间的张力为运思枢纽,逐层深入地阐发了雅氏的思想渊源、艺术之思、艺术家论的韵致及其所论艺术家的生存样态,在此基础上对雅氏所区分的三种典型样态的艺术家——客观表现型的生存艺术家、主观体验型的生存艺术家、理性生存型的艺术家——分别进行了深度诠解。

就作者对雅斯贝斯艺术哲学思想所研究的规模和力度而言,该书堪称纪念碑级的典范之作。无论是杜夫海纳与利科合著的名作《雅斯贝尔斯与生存哲学》(1947),还是在中国引发存在主义美学热潮的《存在主义美学》(今道友信等著),抑或其他当代相关著述,对雅氏艺术哲学思想的研究仍停留于片段式阐释,尚未实现整体的综合把握与微观的细腻阐释的充分融合。研究的现状本身显示出两个疑难:其一,艺术(家)之思散见于雅氏的著述中,是否它本身就缺乏体系性故而没有替雅氏将其整理出来的必要?其二,艺术(家)之思在雅氏哲学中是否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重要?

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正如该书作者所指出的,在雅斯贝斯那里作为联结“生存”与“超越存在”之中介的“密码”乃是其全部运思的辐辏点,“而艺术恰恰以其直观的特征成为以理性思辨为其特征的哲学无可替代的一种密码语言,这样一来,雅氏的艺术之思在其整个学说中的地位也就彰显出来了”( 《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P103)。在漫长的精神求索历程中,雅氏由精神病理学转到纯正哲学领域,从生存哲学阶段发展到理性哲学阶段,“生存”的种子也随之从萌芽状态逐渐发育成熟。带着深入骨髓的人生体验关注人的生存境遇,关注特异之人在临界状态下呈示出来的人的可能性及其边界,正是雅氏选择精神病理学与生存哲学双重视域与艺术家对话的原因;我们甚至可以将他的艺术家论视为一种人类观察活动,观察那种既赋有“生存”之根又祈向超越之维的“真正的艺术”,这种真正的艺术作为“生存”直观“超越存在”的一种介质,它所喻说的就是“超越存在”的“密码”。此即《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这本体大思精之作的要津,它本身已经说明对艺术(家)之思的研究之于理解雅斯贝斯的重要性。

实际上,雅氏的艺术(家)之思不仅不是一个“边缘”话题,甚至在其哲学整体中相当关键。作为一种沉思人之整体存在的哲学,艺术及其创作主体势必是一个绕不开的意义空间,而就生存及其超越的维度而言,艺术显然是至关重要的。雅氏自露心迹:“让自己着手于思忖人的整体存在的哲学探究。”(卡尔·雅斯贝斯:《斯特林堡与凡·高》,孙秀昌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0年版,P108)这正是海德格尔评论《斯特林堡与凡·高》一书时看到的关键所在:

您把自己的哲学的学术态度更加清晰地表达了出来,特别是从您所尝试的方面来看,将古老意义上的因果性、心理上的事情,置于积极意义上的精神、历史的世界之中去理解。(瓦尔特·比默尔、汉斯·萨纳尔编:《海德格尔与雅斯贝尔斯往复书简》,李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P114)

雅氏已经将这些艺术家的作品视为人之生存的密码,一种现代西方文化衰微时代的象征,特别是将荷尔德林、凡·高等艺术家的创作视为抵抗大众秩序与技术统治的“真理”。

在雅氏的哲学中,艺术既有唤醒生存的力量,又有形而上学的深度,对哲学而言艺术显然是一种珍贵的支援。艺术让生存摆脱经验世界的羁勒,它通过想象力的解放让人自由地拥有生存的可能性。在《哲学》(第三卷)中,雅氏将原初的神话与语言相连接,神话作为人类语言的持存本身是一种艺术,艺术将原初的神话带往生存密码的道路,它无须模仿现实而将现实转变为密码,诚如杜夫海纳、利科所诠解的:

真正的艺术时刻,是艺术家将深埋在物中的总体性以及形式从物中释放出来的时刻,也就是将既普遍又独一无二,总之就是不可模仿的无限理念从物中释放出来的时刻。(米凯尔·杜夫海纳、保罗·利科:《雅斯贝尔斯与生存哲学》,邓冰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P326-327)

可以说,《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牢牢把握住的正是艺术之维之于人之生存的真理性。

该书浓墨重彩的一笔是对雅斯贝斯所论的艺术家的分类阐释。雅氏在精神病理学-心理学时期所著的《斯特林堡与凡·高》(1922)一书中,根据所涉猎的精神分裂症艺术家的生存样态的不同,将他们区分为如下两种范型:一种是“客观表现型的生存艺术家”,如斯特林堡与斯威登堡;另一种是“主观体验型的生存艺术家”,如荷尔德林与凡·高。进入理性哲学-世界哲学时期后,雅氏又在大全论的视域下分别阐说了歌德、莱辛、达·芬奇等具有理性精神的生存艺术家,依雅氏一以贯之的分类原则,作者将其称为“理性生存型的艺术家”。这种范型的艺术家诚然更多地为“生存”插上了“理性”的翅膀,不过当他们诉诸直观思维对不可见的“超越存在”进行喻示时,便使自身的“生存”始终保持着某种开放的局度,由此把“未完成”的艺术品转换为明证“超越存在”之消息的“密码”。

该书发现的是一个关注艺术家独一无二的生存样态的雅斯贝斯,作者就此指出:

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的韵致在于阐明艺术家独一无二的“生存”,其诠说路径主要有两条:其一,在“生存”与“超越存在”所构成的张力中,诠说生存艺术乃是解读“超越存在”之消息的“密码”,而艺术家正是雅氏用来诠说“生存”之旨趣的范例;其二,在“生存”与“理性”所构成的张力中,诠说“生存”的超越尚有赖于“理性”对“生存”的澄明,雅氏探究不同类型的艺术家及其生存性征的精神历程恰恰透露了这一意趣。(《雅斯贝斯艺术家论研究》,P243-244)

雅氏所论的艺术家借助形式所呈现的正是他们无所保留的人格以及人在临界状态下明证的生存的真理,他们如同卡夫卡笔下的饥饿艺术家,即使因疾病而无法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流,却以其作品吁求无限的可交流性。荷尔德林、凡·高、歌德、莱辛、达·芬奇等颇富个性的艺术家无疑是无可取代、独一无二的,他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我们理解“生存”之旨趣的范例。

创造全新的生存的可能性,重建人格和生活方式,这是只属于艺术的交流性真理。雅氏所祈念的正是多维度的、可交流的真理。萨尼尔在《着眼于卡尔·雅斯贝斯论艺术与哲学》一文中将雅氏的艺术概念厘定为“艺术家感受存在物、设想非存在物,并将其传达给他人的方式”(卡·雅斯贝尔斯等:《哲学与信仰:雅斯贝尔斯哲学研究》,鲁路译,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P246),可以说是深得雅氏艺术哲学的真意的。可能的生存,那些拘囿于日常秩序的人们无法触及的真实的可能性,只有在对话中才能由潜在变为现实。

该书“附录”部分收入孙秀昌教授翻译的《哲学与艺术》《艺术是解读密码的语言》《悲剧的超越》《我们的未来与歌德》《歌德的人性》《作为哲学家的达·芬奇》《论莱辛》等七篇雅斯贝斯论艺术(含艺术家)的文字,让该书在专题研究之外,兼具文献功能。“余论”进而考察雅斯贝斯与诗人冯至的“相遇”,由此生发出雅氏艺术哲学与中国诗学的交往问题。综上可知,该书已将汉语学界雅斯贝斯艺术哲学思想的研究带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作者系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