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我读北大时》系大学同班同学刘福寿所撰。文章介绍了当年北大经济系教师队伍的豪华阵容，并对几位专业老师和公共课老师作了具体介绍。

实际上，大家都有着一样的思念。离开北大50年了，就像酒愈藏愈醇，我们思念也是历久弥深。关注北大，关注我们自己的老师，成了习惯，成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情结，这种缘分，这种纠缠，蕴含着一种必然的逻辑。

初进北大的少年学子，面对如云的大师，有谁能够不激动、不信服、不立志？即使是普通老师，虽不能说个个握灵蛇之珠，但多数都身怀过人之技。所以，尊师、崇学的根子，在学子们的灵魂中，是扎得很深很牢的。

想不到的是，当年负笈北大，却碰上了“文化大革命”，在校五年，就成了“两年读书，一年四清，两年‘文革”。老师不仅不能传授知识、各展其长，反而被打入另册，陷于被“横扫”之境。学子们也难免在高压下昧着良心，顺着潮流，参与对老师的横批竖斗，虽非罪魁祸首，亦需躬身自省。

随着年龄的增长、阅历的丰富、经验的积累，从当年的少年学子，到如今的耄耋之人，对当年老师的思念总是如丝如缕。我们常常回忆着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举止，细心地阅读见于各种媒体的他们的学术观点及丰硕成果，细嚼慢咽地品评和消化、吸纳他们的做人规范与道德文章，于是，在无形之中他们做了我们一辈子的老师。

“一日为师，终生楷模”，信矣！

（作者简介：伍席源，北大经济系1963级学生，1968年毕业后主动到新疆劳动锻炼，197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师从徐禾教授，获经济学硕士，毕业后从政，退休前曾任贵州省委统战部长、省政协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