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百廿年前的戊戌变法，是一场戛然而止又尚未完成、百日而夭却影响深远的历史大事件。一百多年来，有关戊戌维新的回忆、总结、考证、纠谬、阐释等各类论著层出不穷，成果丰硕。该领域研究可谓有了非常深入之进展。综观既有成果，不难发现，这前后持续短短四载的政治、文化运动，在近代史上的位置与意义，绝非仅以一场政治事件所能概括与形容，所以值得从更加纵深、宏大的角度去考察、反思此历史片段，对其历史地位予以更加立体、多维的评价。
譬如“改革”，俨然已是百余年来的一个关键热词，究竟变法因何兴，为何而败？改革潮流是一派领军，还是众人共引？这场运动的利弊得失在当下语境里，又该如何考量？
与此同时，戊戌变法不唯是一场政治改革，其风潮所及，引来了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诸领域的变迁与递嬗，因此不妨转移焦点，将目光投射于文学乃至文明层面，或许能够重识一个更为纵深、多元、广阔和另样的戊戌变法。
改革岂有完成时，站立于新的历史节点上，身处转型巨浪中的我们，重顾戊戌，重估戊戌，其意味犹如由陈酿中品出了新香，从古刹里领略到新景，历久弥新。
—王学斌（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
1895年9月1日傍晚，在京城最为著名的河南会馆嵩云草堂中，一场夜宴悄然举行。据当晚在场的翰林院编修徐世昌记载：
晚赴嵩云草堂巽之之约，议开书局（强学会）。同座陈次亮（陈炽）、陈养园（陈养源）、康长素（康有为）、叔衡（丁立钧）、子培（沈增植）、子封（沈增桐）、慰廷（袁世凯）。
在徐心目中，此聚会多赖当年义结金兰的好兄弟袁世凯引介，他方得以跻身彼时京师最趋时且领风气的朋友圈，零距离预闻当朝俊彦们的革新良策。
然而，这顿“长见识”的饭局，于自视甚高的康有为看来，则意义非同凡响，其在日后颇带粉饰色彩的自编年谱《我史》中强调：
中国风气向来散漫，士夫戒于明世社会之禁，不敢相聚讲求，故转移极难。思开风气，开知识，非合大群不可，且必合大群而后力厚也。合群非开会不可，在外省开会，则一地方官足以制之；非合大夫开之于京师不可。既得登高呼远之势，可令四方响应，而举之于辇毂众著之地，尤可自白嫌疑。故自上书不达之后，日以开会之义，号之于同志……吾复挟书游说，日出与士大夫讲辩，并告以开会之故，名者日众。乃频集通才游宴以鼓励之……七月初，与次亮约集客，若袁慰亭世凯、杨叔峤锐、丁淑衡立钧及沈子培、沈子封兄弟、张巽之孝谦、陈□□（养源），即席定约，各倡义捐，一举而得数千金，即举次亮为提调，张巽之帮之……于是，三日一会于炸子桥嵩云草堂，来者甚众。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京师世风能够为之一新，士林面貌得以重振，乃至以追求维新为鹄的之强学会得以创办，他鼓与呼之作用至关重要。这种说法在弟子梁启超的笔下愈发坐实，“康有为以布衣伏阙上书，极陈外国相逼，中国危险之状，并发俄人蚕食东方之阴谋，称道日本变法致强之故事，请厘革积弊，修明内政，取法泰西，实行改革……及乙未之役，复至京师，将有所陈。适和议甫就，乃上万言书，力陈变法之不可缓，谓宜乘和议既定，国耻方新之时，下哀痛之诏，作士民之气，则转败为功，重建国基，亦自易易……皇上嘉许，命阁臣抄录副本三份，以一份呈西后，以一份留乾清宫南窗，以备乙览，以一份分发各省督抚会议。康有为之初承宸眷，实自此始”。此段话出自《戊戌政变记》。该书撰写于康梁流亡日本期间，为扭转日方对师徒诸人的看法与应对海外舆论的质疑，梁启超秉承师意，用其常带魔力之笔锋，完成了这部政治宣传味道远大于真实叙述的作品。历史的吊诡与反讽之处在于，此书并未实质上改变康梁等人的现实处境，却意外地铸就了百余年间草堂弟子在戊戌变法史领域主流话语权。不算夸张地讲，梁任公有意建构了一套以康有为为领袖和主线的戊戌维新运动宏观叙述框架。在一个多世纪戊戌变法的回顾与研讨中，《戊戌政变记》的总体描述逐渐获得认同，被大量近代史教材和相关专著所尊信，并在此基础上演变出一个戊戌变法史权威叙述体系。一言以蔽之，这是一部康有为由布衣而卿相的个人发迹史，康有为的维新理念被说成是变法运动的惟一指导思想，而政变的根源则径直简约为光绪和慈禧之间的新旧和帝后之争。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作为后人，我们有幸站在了庐山之外远望崇山峻岭。不妨再将视角切换至局外人徐世昌处。时隔两月，11月5日，强学会同仁再次大聚，时间改在了午后：
归，子封在寓。午后同其赴强学会宴集，巽之承办，座有于惠若（式枚）、文芸阁（文廷式）、梁卓如（梁启超）、汪伯唐（汪大燮）、沈子培、英人李提摩太（字菩岳）、美人李佳白（字启东）、毕德格（字子明）。二李皆能读中国经史，启东作山东浜海语，菩岳仿佛中国官话。言及立志向学，万国会通同享升平，令人有无限河山之感。
考虑到此次聚会应是沈增桐邀徐参加，且徐自始至终非强学会核心人物，更多以边缘角色的身份参与其间，故其日记中两则较为客观的描述，其实已隐约揭示出一个事实：强学会绝非康梁笔下奉康南海为首领的严密组织。此情形康有为在《我史》里亦有透露，“张（张孝谦）为人故反复，而是时高阳当国，张为其得意门生，故沈子培举之，欲使其勿散坏也。”当起草学会章程时，“丁、张畏谨，数议未定”。之后学会内部矛盾愈发显现，随着刘坤一、张之洞、王文韶、宋庆、聂士成等文武显宦纷纷捐款，学会一时间“士夫云集，将俟规模日廓，开书藏，派游学游历”。然而丁立钧、张孝谦“龂龂挑剔”，张甚至欲图借此牟利，“以开书局于琉璃厂”。康实不能忍，当面折以“今日此举，以义倡天下之士；若以义始而以利终，何以见天下乎？”据载张孝谦顿时语塞，举座不欢。
综上其实不难看出几重微妙信息：其一，强学会核心人物各怀心事，更多听令于背后各自的靠山；其二，虽康有为人微言轻，但他鼓吹的维新改革主张却俨然是时代共识，不但清廷意识到要“图自强而弭祸患”，就必须“蠲除积习，力行实政”，抛弃“重农抑商”的旧思维，拥抱“以恤商惠工为本源”的近代资本主义治理模式，就连很多守旧人物也或多或少地开始讲求变法。比如同治帝师、光绪朝著名的守旧人物徐桐，“每见西人，以扇掩面”。但到光绪二十一年，徐桐也开始就改革清军武备、实现军械制式化专门上奏，请饬各省制造局仿造外国先进枪炮，并将“新铸枪炮改为归一，一律取现在军械中第一快利合用之式为准，彼此仿造勿许歧异”，统一制式，自力更生，最终避免依赖外国。被康有为在《我史》中声称坚持“祖宗之法不可变”的“顽固派”荣禄，其实早在戊戌维新之前也已经开始了自己的改革实践：裁汰旗兵，西法练军；批评八股，“建言非设学堂不可”。至于李鸿章“蠲旧习之浇漓，致维新之政治”的犀利言论、袁世凯之以变法进言翁同龢，更是清末官僚群体普遍“思变”“求变”的真实写照。因此强学会引来了诸多政坛大佬与外国人士的关注与介入；其三，历来政治大事件皆因人成事，康有为欲将变法大计耸动上听，必须藉大佬之力，反之有心革新的大佬也希望把康纳入麾下，为我所用。是故，之后的戊戌变法剧情，一定程度上乃双方共谋之结果。
不妨还是循着之前线索接着谈。强学会鼎盛之际，因甲午大败失势的李鸿章也打算借机表明趋新之意，主动认捐2000元以求入会，孰料会中众人因李鸿章签订《马关条约》为由拒绝李之捐款。这一招可谓引来李鸿章的勃然大怒，他在奉命出使俄国前曾扬言：“若辈与我过不去，我归，看他们尚做得成官吗？”时隔不久，狠话化作狠招，1896年1月20日，李的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上折参劾强学会“口谈忠义，心薰利欲”，“目前以毁誉要公费，他日将以公费分毁誉，流弊所极，必以书院私议干朝廷黜陟之权，树党援而分门户，其端皆基于此”，故请中央查禁该组织。朝廷该日即颁布谕旨，“著都察院查明封禁”。分外巧合的是，杨上奏当日，军机大臣李鸿藻随同庆王奕劻、徐桐、荣禄等一干重臣赴菩陀峪考察慈禧墓地工程，中枢只有恭亲王、翁同龢、刚毅留守，对杨的参折，似并未强加阻止。
面临李鸿章的猝然一击，强学会诸人手足无措。好在翁同龢与李鸿藻于幕后竭力斡旋，采取变通办法，将学会改为官书局，勉强堪为两全之策。以往对于此风波，论者多认为强学会坚拒李鸿章而遭其报复，实在是不智之举，失去了一位支持改革的重要人物。然而此看法实陷入倒果为因的误区。倘仔细剖析强学会诸人背后的“大老板”，沈增植、沈增桐、文廷式、陈炽向来将翁同龢奉为恩师，张孝谦的后台是李鸿藻，杨锐是张之洞的“坐京”，丁立钧、袁世凯、徐世昌等则游移于荣禄、张之洞几股势力间。如此力量构成，显然翁相门人占优，他们对李鸿章素无好感，其余成员想来多随风附和，于是强学会抵制北洋，便是自然而然了。
就在北京的强学会由热闹走向沉闷的同时，康有为经同乡梁鼎芬大力周旋，奔赴南京，与支持变法的大佬张之洞见面。此次相会，对于康、张二人，意义都不寻常。康有为自知居京期间，虽然拜会了翁同龢这般大佬，但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倒给翁师傅留下了“此君举世目为狂生，自余观之，盖策士也”的不佳印象。况且强学会已是同仁追名逐利之所，因此康迫切需要另觅靠山，推行变法主张。而张之洞这边，一方面康有为在京城知识界与官场已爆得大名，素喜延揽人才的张自不会放过这等人物，借此一窥康的虚实，另一方面的隐情是此时张之洞的次子不幸溺亡，其不胜伤悼，与以健谈甚至话痨闻名于世的康有为对谈，“使之发挥中西之学，近时士大夫之论，使人心开”。
于是乎二十多天内，张香帅与康有为“隔日一谈，每至夜深”，宾主可谓尽欢。张遂支持康有为在上海创设强学会的想法，自捐500两，另划拨公款1000两，作为活动经费。是年底，上海强学会顺利成立。然而自始至终，张之洞对康有为欣赏之余，仍多有担忧。对于康之孔子改制的观点，张无法苟同，并特意授意梁鼎芬劝告康放弃该学说。也正是基于此种怀疑，张之洞又委派心腹幕僚梁鼎芬、黄绍箕与康一道赴沪办会，名为协助，实则暗中监督与约束。可以说，作为老谋深算的政坛前辈，张之洞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康有为在彼时的政治影响力、号召力来为己所用，吸引贤俊，从而塑造自己开明维新之形象，为可以预计的未来政治变革积累资本。
殊不知康有为不仅狂妄，而且固执，并未按照张之洞设计的轨迹执行。抵达上海后，康就全凭个人想法来筹建运行强学会，表示“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若使以供养而易其所学，香涛奚取焉？”于是待由康氏主持的《强学报》第一号刊布，其与张之洞的矛盾终于激化。究其具体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报纸登载军机大臣廷寄内容，有泄露朝廷机密之嫌；二是采用孔子纪年，与张的学术理念明显立异，且易招致朝野攻讦。既然康有为不服从自己指挥，且屡屡触犯政治忌讳，张之洞只得明哲保身，于1896年1月26日严令取缔上海强学会。自此，张、康二人走向决裂，再无交集。这也意味着当时两股趋向改革变法的力量从此泾渭分明，各奔东西。
即使后来一直以开通形象示人的湖南巡抚陈宝箴，其与康梁等人的交往，也堪称貌合神离。主政湖湘后，陈的确响应潮流，以转移风气为己任。特别是设时务学堂于长沙，邀请梁启超入湘主持讲席，他联合谭嗣同、黄遵宪、熊希龄等人，“每日在讲堂四小时，夜则批答诸生札记，每条或至千言，往往彻夜不寐。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乐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其论学术，则自荀卿以下汉、唐、宋、明、清学者，掊击无完肤。时学生皆住舍，不与外通，堂内空气日日激变”。这些做法很快引来直属上级张之洞的警惕，提醒陈辖内所办《湘学报》内容“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摘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陈迅即做出回应，决定“删去报首议论”，以避免惹来不必要之是非。等变法进入实施阶段，陈宝箴更是公开弹劾康有为等人的政治主张，如1898年7月12日，他上奏《请厘正学术造就人才折》，指出康氏所著《孔子改制考》“据一端之异说，征引西汉以前诸子百家，旁搜曲证，济之以才辩，以自成其一家之言，其失尚不过穿凿附会。而会当中弱西强，黔首坐困，意有所激，流为偏宕之辞，遂不觉其伤理而害道。其徒和之，持之愈坚，失之愈远，嚣然自命，号为康学，而民权平等之说炽矣”。这势必有悖于维护传统纲常伦理，故陈径直请求朝廷“饬下康有为即将所著《孔子改制考》一书板本，自行销毁”。可知陈宝箴虽亦倡导维新，但其学术主张与康梁并不一致，这也难怪后来陈寅恪回溯戊戌变法的思想脉络，认定“当时之言变法者，盖有不同之二源，未可混一论之也。咸丰之世，先祖亦应进士举，居京师。亲见圆明园干霄之火，痛哭南归。其后治军治民，益知中国旧法之不可不变……至南海康先生治今文公羊之学，附会孔子改制以言变法。其与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者，本自不同。故先祖先君见义乌朱鼎甫先生一新《无邪堂答问》驳斥南海公羊春秋之说，深以为然。据是可知余家之主变法，其思想源流之所在矣。”陈宝箴诸人是基于个人体会和执政经验角度倡导借重西法以改塑旧法，这与康梁等人的从今文经学中凭空推导“孔子改制”的作法，自然不是一种路数，渐行渐远实属正常。
1898年4月，张之洞推出了其系统的维新变法方案：《劝学篇》。根据其幕僚辜鸿铭的说法，康有为该年博取光绪帝信任，以朝廷名义大量颁布变革法令，致使局势愈发复杂微妙，为洗脱自己与康梁的关系，展示不同于对方的改革方案，张之洞召集幕僚在武昌棉纺厂的顶楼会议室进行了一次极其重要的内部会议，专门讨论如何应对康有为式的“雅各宾主义”。之后，高举中体西用主旨的变法宣言书《劝学篇》问世。这其实也代表了当时一大批支持变法且迥异于康梁方案的地方督抚士绅的主张。
这套明显带有自辩性质的改革方案，虽意在纠正康有为式的激进主义倾向，但在光绪帝看来，二者都是支持改革，区别差距并不大，因此似乎并未深察张之洞隐藏其间的良苦用心。反倒像张这般的封疆大吏公开撰写著作表示支持清政府进行政治性改革，从而进一步促成了康有为的雅各宾主义方案转入实际操作阶段。这恐怕也是张之洞始料未及的吧？终于，如上虽怀改革共识，但各有自家心思的趋新力量，终于在1898年的夏天被一并裹挟到变法洪流之中。权力因维新裂，变法盛宴背后的势力版图，行至此时，既清晰又模糊。
师从陈寅恪的著名史家石泉先生曾就甲午战后的政治势力消长做出如下判断：
甲午以后，淮军式微，清流亦因康梁维新运动之起，而大为分化，于是政局形势全失平衡。
“分化”与“失衡”，可谓用词极为精当。毫无疑问，变法维新是当时社会的主流，主张变法的政治派别不止康梁一家。甲午战争惨败后，中国必须变革已是朝野各种势力之共识，由此而催生出各种政治集团。一方面地方士绅基于爱国之情而通过传统的乡土和师承等关系组织维新团休，要求进行改革，除了康梁外，至少还有江浙和湖南士绅。另一方面统治集团内部发生裂变，新一轮分化组合与兴衰沉浮自此肇端。一批地方督抚主张变法，南方有张之洞、陈宝箴集团势力的不断增强，成为具有举足轻重的政治势力。而李鸿章的北洋集团不可避免地发生分裂，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层官僚谋求在新环境下实现自己的变法主张。与此同时，坐镇中央的光绪皇帝、李鸿藻、翁同龢、荣禄等也反思过往教训，认真思考变法大计。他们的变法思想各有特色，有深有浅，共同营造了这场变法盛宴。概言之，维新变法是当时国内各主要阶层的普遍诉求，而不是康有为一人的闳识孤怀。
故而，权力因维新而裂。不过，因维新而裂变的又何止权力场，恐怕彼时的思想界亦可作如是观。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文史教研部中国史教研室副主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