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怀荣教授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即将付梓，嘱我为是书作序，面对这部洋洋洒洒一百七十万言，历时十余春秋的宏篇巨制，我的欣喜之情和对学术之路的感慨，不由交并而生。
“大文学”的提法始自上世初问世的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这部早期的中国文学史虽内容丰赡、材料翔实、规模宏大，但却失之宽泛，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不清。以此之故，特别是随着其后西方“纯文学”观念的东渐传播，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各种文学史中，“大文学”的提法也就鲜见于世。20世纪80年代初，在“思想解放”和改革大潮的推助下，文学理论界和文学史家也在自身领域中掀起了更新文学观和“重写文学史”的热潮，生力军自然是一批思想活跃、年富力强的中年学者，如陈伯海、董作斌等人都属这个队列中的代表者，但是，关注与思考这场文学观与文学史观变革最为持久且作有力推动与践行的，还有两位不能不特别提到的人物，他们就是老一代学者张松如与杨公骥。张松如笔名公木，是著名学者、诗人、文艺理论家、教育家、解放军军歌词作者，上世纪50年代初，与著名古典文学专家杨公骥教授合作写成的《中国文学·先秦卷》，虽未以“大”标名，写法上却已是“大文学”的观照。因为公木在50年代文艺界的反右中，于中国文学讲习所所长任上被划右派，《中国文学·先秦卷》在出版时未得署名。此后，张、杨计划中《中国文学》多卷本的再续和大文学观的进一步探索和发挥，也因主客观条件所限，未能延伸和落实。
在“文革”结束，学术界随之回春的80年代，已届髙龄的张松如教授和杨公骥教授，得以迎来学术生涯的“夕晖”“晚红”。公骥先生以带病之躯积极投入研究生教育，指导并培养出一支有学派特色的优秀团队，其中如李炳海、赵敏俐等人现已成为这一领域的知名教授和领军人物；张松如先生则在肩负各种要职的同时，于学术与文艺之域喷涌出生命回春的激情，在人生最后的十余年里，留下了数百万言、十余部卓有建树的专著和数以百篇计的学术论文与文学评论文章。文章篇目不说，仅著作类就有《老子校读》《老子说解》《中国诗歌史论》《先秦寓言概论》《话说“第三自然界”》《中国诗歌史》《诗要用形象思维》《毛泽东诗词鉴赏》《公木旧体诗钞》等，可以说，公木先生的晚年，燃烧起熊熊的生命之火，创造了“老骥伏枥”、“暮年凌顶”的学术奇迹！
我于1978年—1988年期间，有幸成为公木的学术助手，在长达十年的时间里，协助先生带出几届研究生并参与了一些科研工作，在思想上受到先生的深刻影响，在学术上得到先生的亲自引掖。在此期间，张、杨这两位从延安时期即已相识相知，在建国初期的东北大学又曾共事的老友，同时在长春的两所大学（吉林大学与东北师大）工作，我目睹了他们之间那种“庄、惠”相辩于“濠梁之上”的学术论争与探磋，见也证了学者之间“相忘于道术”的纯净友谊。在二老以书信论学交往，声息有所未尽的情况下，我承担了使者和联络员的工作，经常于吉大、师大之间穿梭往来。因此在公木师之外，又承蒙公骥师的教诲。这是我学术生涯中受益最多、最难忘怀的一段时光。
1988年春，得张、杨二位先生的赏识与特别推荐，我得以破格晋升为教授。是年秋，我来到了黄海之滨、崂山之麓甫建学府亟须老校新援的青岛大学。
1989年公骥先生病逝，公木先生和他相期共写多卷本大文学史的夙愿已无以了偿，失去老友的悲痛更令他深感寂寞。但他仍然一如既往地瞻瞩远方，对我有所寄望。是年元旦，我收到他的新年贺卡，上面有他苍劲的一行草书笔迹，写的是：“思与在交响，深沉而高吭。”离开公木先生后，我几乎每周都与他有书信往来，时通声息，其中更多的是向先生讨教学术问题，听取他的宝贵意见。也就是在这时，我心中萌生出把张、杨未竟之愿接续下来的想法。
说来也巧，在我来青岛之前的几个月，公骥先生的髙足赵敏俐博士已到青大中文系古典文学组执教。此前我们在长春即已相识，但我并不知道他毕业后的去向；现在我们不仅同在一个教研组工作，而且又同住一幢楼，学术渊源和现实状况，使我们彼此间的交往得以最大限度地拉近。当我把写一部“大文学史”的设想对他言及后，立即得到了他的赞同和支持。
1989年秋，经多次讨论交流，《先秦大文学史》的撰写大纲定稿了。翌年春，由我在青岛邀集部分学者召开了“大文学史”讨论会，李军、傅道彬、杨树增、曲德来、郭杰、薛敏珠、罗漫等同仁俱莅会；吉林大学出版社社长张军也来一壮声威，并主动提出愿意提供出版方面的保障。会议开得很有成效，远超出我的预想，来自张、杨门下的学子分领了撰写任务自不必说；受业于张舜徽先生，执教于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傅道彬博士原本是来看看，对于会议是否会有成效一事，并不期待。但讨论会的结果却让他改变了看法，最终他选择了接受部分撰写的任务。
1990年春，由我主编的《先秦大文学史》启动。1993年春，近80万字的《先秦大文学史》由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虽曰探索，嘤其友声，随后即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遗产》《中国图书评论》《社会科学战线》《人民日报》等报刊上得到诸多同仁的热烈回应与评介。
《先秦大文学史》出版后，我又邀请国内从事先秦文学研究的部分学者远赴青岛，评议是书得失，特别是征询他们对“大”的文学意涵和“大”的文学史观的高见。我手头保留了一份当年的会议记录，也借此机会把他们的法眼所见留下雨丝风片，是为怀念和纪念：
公木：对中国古代的“亚细亚型”给予确认，很充分。“大”的提法读后了然，“大”尤其符合先秦文学的特征。有说服力和新义，也可能会有争议。但“大”的提法有创造性。“大”包含着文学的文化本质。全书史论结合很密切，有自觉的理论建设意识……
褚斌杰：此书“大”的涵义更有实质性，先秦文学与后世文学的区别，在“大”字中有体现。取用史哲，角度不离文学。先秦一开始就把文化和文学推到一个高度，影响数千年，舍“大”就难以理解了……
董治安：显示出文学史观念的更新，先秦具有母题意义、奠基意义，抛开历史、哲学，先秦文学说不透……
费正刚：不回避难点，更回答了对先秦文学怎么看的问题，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都要充分重视此书的价值。
赵沛霖：努力揭示文学现象的文化土壤，这部书的产生有一定的文化背景——“文化热”，是“文化热”在文学史研究上的一个成果和总结。本书的学术背景值得回忆……
看来，与会的先秦文学专家，都对先秦文学“大”的特质给予肯定。但是，对于“大文学观”和“大文学史”，在先秦文学后，我仍然有话要说，这便是五年之后，1998年初，又一部“大文学史”——98万字的《两汉大文学史》——的问世。
两卷大文学史，都是在公木先生的热心关注和鼎力相助下完成的。公木先生把两卷大文学史看作是张、杨学术生命的延伸和发展，事实也确是如此。《两汉大文学史》出版之时，他在老病痼疾缠身，生命进入最后旅程的情况下，仍然卧床执笔，写出了《<两汉大文学史>读后断想》（《社会科学战线》1998年第6期），成为他生命之搏的绝响。这里，让我摘录其中部分文字以表缅怀之情：
赵明等主编的《两汉大文学史》在《先秦大文学史》出版五年之后终于问世了。捧读之际不禁感慨丛生：四十余年前，我和亡友公骥相约共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其中先秦部分的结晶便是公骥那本著名的《中国文学史》（第一分册）和我在文学讲习所编成的先秦文学讲义四册。当时说好由我接续完成此序列的秦汉部分，也曾做过细致的资料准备和学理思考，怎知多云转阴，千雷贯耳，酸雨浇头，名字打入另册，本该由我动笔的《中国文学》（第二分册）也不得不泡了汤。公骥后来索性自己动笔，但据说草稿已毁于文革期间……沧桑改换，益觉遗憾无法弥补。所幸古典文学研究虽经历了这般坎坷曲折的艰难岁月，但终究迎来了辉煌的学术演进。《先秦大文学史》问世后好评如潮，已较亡友公骥的著作有了较大的深化和提高；《两汉大文学史》规模宏大，气势雄伟，更非我那夭折腹中的书稿可比。赵明教授曾任我的学术助手多年，彼此切磋琢磨，获益良多；杨树增博士、赵敏俐博士等均是亡友公骥的高足，虽云山远隔，仍不时互通信息。《两汉大文学史》由这样一些成就卓著的中青年学者合力完成，怎能不让人生起后浪前浪之想，青蓝冰水之叹？薪尽而面对烈火熊熊，是干枝也爆出了笑声。
两个月后，“爆出了笑声”的公木先生，在室内摔倒之后就未能苏醒，他的殷殷嘱托和学术期寄——“《大文学史》工程将魏晋、隋唐五代、宋辽金元、明清、近现代，依次编撰下来，从先秦时代第一次社会转型的维新路径，直写到中国第二次社会转型的改革进程，心将为中国文学研究的史册添上辉煌的一笔”的遗言，不时在我的心中回响。
刘怀荣博士来自西北，受业于古典文学名师霍松林先生，是我任青大中文系主任期间引入一批学人中的佼佼者。他虽在受业时专攻唐宋文学，但学术视野宽广，文史哲功底深厚，在先秦、两汉、魏晋等领地，也都有所精研并有多种专著和论文发表，清音逸响令人侧耳瞩目。自赵敏俐入京华就任首都师范大学博导后，怀荣自然就成了青大古典文学的领军人物，并且和我逐步开启了忘年朋友、隔代学者之间会心的交流和顺利的交接。编撰《先秦大文学史》时，他尚在读博，1992年他来到青大，及至1993年秋《两汉大文学史》启动，他不仅承担了第六编《走向成熟的文学思想》的撰写，而且在统筹全书的工作中，佐助甚多。
刘怀荣主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是对《先秦大文学史》和《两汉大文学史》的接续与拓展，深化与提扬。是书对“大文学”史路的梳理，对“大文学”学理的认知，对“大文学史”的实践探索，都有了更为明晰的表达，在更“大”的气势中，展示出更“新”的姿态。我在《两汉大文学史》“导论”的结尾写道：“魏晋六朝的文学表明这样一个事实：当时的玄学家不一定都是文学家，但优秀的文学家几乎都是玄学家。这说明，两汉以后的文学虽已从‘大文学的母体中分离出来，不再表现为文史哲兼综的形态，但是，‘自觉的文学作为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仍和总体文化构型之间存在着互涵互动的关系，受文化建构过程中整个作用所驱动，同时又以自身的变革参与了文化建构。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先秦两汉之后的文学并没有改变它的文化本质，‘纯文学的发展仍与哲学、史学息息相通并在整体文化建构中确立自己以审美为中心的地位。”
《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在秉持“文化建构”理论并与搜集翔实史料的实证结合上，做得更为出色，更为令人信服：各种“文化建构”的要素，如上源文化传统，时代世情时俗；汉语言文字特征，汉民族文化心理；宗教、哲学，道释玄庄，佛老合分，乃至音乐、舞蹈、书法与文学的同路驱驰等等，都在这部“十年磨一剑”的“大文学史”中彰显出由“文学—文化”或由“文化—文学”视界的文学景观。语言是生命的外化形式，而生命活动则是文学与总体文化建构间不可或缺的中介环节，文化、生命、语言，三者构成了彼此相互作用的张力场，这就是文学的秘密，这就是“大文学”的真谛。在这方面，继《先秦大文学史》、《两汉大文学史》之后问世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可说是提供了更具“大文学”学理与实践意义的范本。
是的，《魏晋南北朝大文学史》正是“大文学史”史路上具有里程意义的一个总结，但却远非终结。在先秦哲学高峰、两汉史学高峰之后，中经战乱与繁荣、大悲与大喜的魏晋南北朝，历史终于又在民族大融合的基础上，迎来了文化的丰富性、多元性与一元性的统一，有唐一代泱泱大国的恢宏气象中，汹涌彭湃的“大文学”长河波澜起伏，潮落潮升，飞瀑流泉，云蒸霞蔚，景观瑰伟，一个“文学高峰”的时代借势而起，应运而生。我期待并相信，疆域更为宏大的《隋唐大文学史》的推出，不会仅仅是一个愿景。
驹光飞逝，年届八旬，吾其垂垂老矣，蝶梦不惊，梦觉何论。述往事，思前哲，迎来贤，古诗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但为君故，沉吟至今。” 是为序。
（作者简介：赵明，吉林大学、青岛大学教授，青岛大学文学院首任院长。曾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二等奖、山东省社科一等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