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喜
孙犁是河北安平县人，1913年生，2002年逝世，享年90岁，从事文学活动60余年。从创作上讲，以“文化大革命”为界，可分前期与后期，前期自1938年至1966年，以小说创作为标志，有一个长篇：《风云初记》、二个中篇《村歌》《铁木前传》、三个短篇集《白洋淀纪事》等。还有诗集、散文集及杂著。他是以小说“圣手”闻名。后期，自1977年至1995年是又一个高峰，每年出版一本新作，其代表有《芸斋小说》《耕堂散文》《耕堂读书记》《耕堂书衣文录》《耕堂劫后十种》等多部；这就形成我们所说的晚年创作。还有一种说法，把“文革”前的孙犁，称做老孙犁，后期的孙犁新孙犁；所谓老（孙犁），即传统意义上的孙犁；所谓新（孙犁），指“衰年变法”后变化了的孙犁，一个“风凰涅槃”中的孙犁。所谓晚年孙犁，正是大家所说的“新孙犁”，即晚年孙犁。
晚年孙犁的魅力何在？具体表现是什么？下面我来谈谈。
首先，是孙犁的人格魅力，思想境界。我不愿像有的人所说，认为孙犁是一个思想家、政治家，给他戴一顶政治“帽子”。实际上，他是一个有政治立场坚定，忧国忧民的革命战士。他头脑清醒、审势度时、充满政治智慧。对国家大事，文坛走向，总有前瞻性的识见，在同代作家中，是不多见的。这与传说的不相同，比如说他，与世隔绝、躲在书斋的“纯静文人”，都市中的“隐士”，显然，这个说法不够公允。他自己说，他不仅“入世”，而且“尘心很重”。关心政治，关注国家大事，在他是一惯的。他的政治智慧，与他的革命经历有关。从青年投身革命，列身“行伍”，直到他的晚年，没有悔怼过；中年之后，大量阅读古籍，浸润传统文化，尤其是以中国历史上，那些仁人志士的精神为追求，以古代文人的情操建构自己的心理底线，为此对他产生了刻骨铭心的影响。所以，从精神层面上讲，他更接近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特别是儒家的济世忧民的人格精神，中国故代文人的传统道德观念修养，在他身上都得到具体的体现。他极力推崇庄子、欧阳修、柳宗元、嵇康、王夫之，追求他们那样的思想境界，近代以来，他又独尊鲁迅，以为典范。所有这些，就使他与同时代作家鲜明地分别开来。
以此观之，他的思想魅力并不亚于作品的艺术魅力。能见到一个高出一般作家的孙犁。即是说，孙犁已不是一般性的作家，作品不仅是美，还以超出常人的震撼力，给人以方向、动力与信心。他是以艺术精神和思想力量，征服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学家。
这就是晚年孙犁，一个思想与人格魅力无比独特的作家。
那么，孙犁的人格魅力有那些表现呢？下面谈谈我的认识与看法。
首先，为人平淡。80年代，孙犁写过一篇散文，题目叫《菜花》，菜花，很普通，黄色，结满米粒状的果实，它不是开在田间，而开在任何一个地方，比如：案头、桌上，农里院里。它不用耕种，可以在废弃了的、不准备再吃的白菜根部，努出叶片，开花结果，似花非花的样子，颗粒如米一般大小，淡淡的，无色，无味，因为太平常，不大为人注意。孙犁写它，像是在写他的一种兴趣嗜好：每年到了这个时候，总是在自己的案头，种上这么一株菜花；他说：它的“亭亭玉立，明丽自然，淡雅清静”很使他喜欢。文章写到这儿，笔锋一转，忽然写起了自己的父亲。他辛劳一生，置下两座院落，几十亩的家业，临死前却种了一地油菜，花开时节，遍地金黄，但就在准备收获的时候，父亲突然离去，“只留下美丽”和“满地果实”，他是把创造和劳动归于自己，而收获和享受送给了别人，这样的人生，人格是美丽的，淡雅的，但又是令人怅思的。父亲平凡而伟大的人格精神，已经影响到孙犁，也支配着他的行动。所以，孙犁说：“人的一生，无疑是个大题目，有不少人，竭尽全力，想把它撰写成一篇宏伟的文章。我只能把它写成一篇小文章。一篇案头菜花一样的散文。”人生，无疑是个大题目。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写法。正如孙犁所说，许多人，都想把它写成伟大的史诗，孙犁不是这样，他是将它写成“案头菜花”一样的小文，散文，这就是他的特别处，他的人格精神的美好表现。就是说，追求平淡，素朴，才是他的本意。事实上，想把自己写成史诗的人，未必伟大；将自己写成小文章的人，未必渺小。血管里流出来的都是血，水管里流出来的都是水。人格的修炼，境界的高下，决定了作品的优劣。
做人如此，作文也当如此。在孙犁看来，平淡素雅，既是文学上的风格表现，也应是作家的人格精神。做人与作文应是一致的。他多次声言：“作者如果是正派人，道德、学术都靠得住。写的书就可靠。反之，则有疑问。这就是司马迁、司马光，所以能独称千古的道理。”这里，孙犁将为文之道，和做人的道理统一起来，为文和为人相统一的。这是他的文学观，文学主张，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又是对我国文学传统的延续和发展、。如果说，早年孙犁，是用鲜明的艺术个性感染读者，影响读者；那么，晚年孙犁，则是以犀利明快的思想，充满人生智慧和哲学思考，来引领读者，启迪人心。晚年以来，鉴于广大读者要求再看到他那“行云流水”一样的诗体小说，他却真诚地回答：他再也写不出来当年那样的小说了，因为没有了当年那样的激情了。他认真地对大家讲：“作为文章行世，自己也应该慎重，不该太随便”，所以“不做欺人之谈，也不装腔作势。那样就会不自然，也不会有什么真情实感”。他很喜欢贾平凹的散文，因为它“平易自然，真情流露”，表现了一种清新自然之风，孙犁说：“文章一拿架子，便失败了一半。”以文自重，或以文自显的人，多半手里没有“真货”。唐宋八大家，韩柳欧苏，无不如此，他们的文章名重一时，为人也是“忠诚厚重，在朝如此，对朋友也如此”，“自然，朴实，加上艺术上的不断探索，精益求精，使得他的文章，如此见重于当时，推仰于后世”，成为“一代文章的典范”。上述这些，正缘于他的“道德文章的统一，为文与为人风格的统一”。
其次，做事低调。“盖胥靡为宰，寂寞为户；大味必淡，大音必希；大语叫叫，大道必回”这句话出自《后汉书·杨雄传》，讲的是一种思想境界。他曾以“大味必淡，大道低回”作条幅，赠送友人，说明了他的这样的志趣。我想说的，是他的人品，不只低调，不为欲望所累，尤其在名和利方面，能淡然处之。说白了，他对事想得开，看得透。这方面，有过许多例子，成为文艺界的美谈，传说很多，现找几例子说说。比如，关于官职和官位问题，他一向看得很轻，做事也特散淡。比如：他可以当报社的顾问（官），不当（作协或文联）等社会上有实职实权的官。他曾风趣地说：“余向来不当顾问，然报社顾问不能不当，因系饭碗所在处。中国作家协会之顾问，不到下届改选，亦无法辞掉。此顾问乃柳溪代允，亦不得不当也。”
80年代初，孙犁曾对文坛现实抱有美好的希望，多有赞辞，说它是“时代清明，文路广开“；但不久，随着“西风东渐”浪潮，各种主义各种形式大闹文坛，看上去“繁荣”，一浪接着一浪翻跟头；孙犁就发现，出了问题，而且原则性的也有。于是，他大声疾呼，说：所谓“文艺改革”，不过是“贩卖旧货，以为新奇”，“30年代早已有之”，“不是什么新玩艺儿”；他对那些“弄潮儿”并不认同，于是一路打来，毫不手软。当许多人在庆幸创作上伟大胜利，“今天一个突破，明天又一个突破”；他却说：“这都是成群结伙，给自己壮胆”，“还是老调重弹”。又如文学评奖，他指出严重弊端：“在中国，忽然兴起了奖金热。到现在，几乎无时无地不在搞文学评奖。人得一次奖，就有一次成功的记录，可以获得职称，可以有房子，——因此这种奖，几乎成为一种股市，趋之若狂，越来越不可收拾，而其实质已不可问矣。”他认为，“文学作品，以时代和读者，为筛选之具。如果连书名都不能印在读者心中，这种文学奖还有什么意义？”
其三，独立特行。孙犁的思想独立不羁，很少为人欺瞒。这种独立的人格，在八九十年代中国文坛，表现尤为突出。面对各种思潮流变，颓风与弊端，他挺身而出，大声发言，坚决而坚定，无所畏惧，为捍卫真理与原则奋不顾身。比如，《文虑》中提出“六不”原则：
一、不再给别人的书写序，实施已有十年；
二、不再给书或作品写评论，因为自己很少看作品；
三、凡名人辞书、文学艺术家名人录之类的编者，来信叫写自传、填表格、寄像片、一律拒之，因为自觉不足进入这种印刷品，并怀疑这些编辑人员是否负责；
四、凡叫选出作品，填写履历、寄照片、手迹，以便译成外文，帮助“走向世界”者，一律谢绝。因为自己愿在本国，安居乐业，对走向哪里，丝毫没有兴趣；
五、凡登名人作品的期刊，不再投稿，对专收名家作品的丛书，不去掺和，名人固然不错，名人也有各式各样。如果只是展览名人，编校不负责任，文章错字连篇，那也就是一种招摇；
六、不为群体性、地区性的大型丛书挂名选稿，或写导言，因为没有精力看那多的稿件，也写不出像鲁迅先生那样精辟的导言。与其拆烂污，不如岩崖独处。
这就是孙犁，一身正气，铁骨铮铮。说是勇士，并不过誉。
上面，谈到孙犁在人格和思想上的魅力，当然，他的魅力还表现在，作品当中，这里，只能说其大概。
孙犁的晚年之作的时间点，应是自1972年始，书籍发放后。在他开始整理这些书破损的书籍，在包书的同时，有些感慨，便写书皮上，即为“书衣文”，发表时起名：《耕堂书衣文录》。它或长，或短，短者不足百，长者一二千字。内容与书的内容无关，与后来所写的“耕堂题跋”，也不一样；但都是传统“书话”的复生。这类文字，实际是，创作前的试笔、准备。孙犁说，他一生没养成写日记的习惯，此“书衣文”就具有日记性质。既为日记，就不能不有（他的）一些经历，闻见，感触，思想火花；特别是，这期间，他有过一段婚姻的经历，然而，情况也不顺遂，有些纠结。这一方面的内容，占了不少；但更多的，是对“文革”罪恶的批判。义无反顾，气愤填膺。涉及国家政治、大政方针，方方面面。同时，还有他对老朋友、亲人的怀念的记事。世间百态，人世炎凉，公私大小之事，悉数写来，无所不包。
在晚年创作中，数量最多、成就最大的，是散文和随笔。这种艺术形式，由于它个性突出，影响广泛，成为公认的“老年文体”。孙犁从理论到实践，对散文这一艺术形式，做了全新的释读。有多篇散文理论文章问世，加之他的实践，使现代散文创作出现新面貌，从过去狭窄的模式化状态中走了出来，恢复了“五四”新文学以来的良好文风，而且，还上接中国古代散文，与传统赓续。孙犁认为，散文不只是“美文”一种，还要有议论或说理，抒情和叙事必要，但“议”和“理”，也不可少。我们读孙犁散文，经常为他那深邃的思想，准确的议论感动、感染。80年代，他写作的回忆战友的散文，是他沉淀已久的感情，看似平静如水，在其背后，都有冷静地描述，深长的思考。牢牢抓住读者的神经，敲打，唤醒，让你长叹。随后而来，他以《乡里旧闻》为题，共有二十几篇，抒写家乡风物、风情故事，人生片断与历史回望；还有对亲人（如父亲、母亲、妻子、女儿）的真情描写和回忆，也是真情流露，血泪交并；他对一些熟人，老同学、老同事，凡能写的都写入文章。因为孙犁所写，可以传世，所以，当他们在世时，或离世后，他们的儿女都知道孙犁文章的重要，便求他留下文字，求他“写写”。有他的文字与没有，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孙犁散文，只要面世，就会叫人称奇。 孙犁散文，凡是经历，皆可写入作品，一成作品，就有品味。这是他的高人之处。孙犁散文的两大特点，或说“绝活”。
一是出自平淡。写文章要有姿态，好的文字都是平淡的，即不拿架子，自然朴素。这是孙犁一生的追求。晚年散文，感情都已过滤，沉淀，回望这些，不管场面有多大，多么复杂，都能淡然处之，冷静处理。比如，生死大事，也写得很平淡。妻子临死之前，他写了这样一件小事。四十年以前，他们结婚不久，孙犁在北平当小职员时，买了两丈花布，直接寄到妻子的娘家。文章写道：
（妻）问道：“你那时为什么把布寄到我娘家去啊？”
我说：“为的是叫你做衣服方便呀？”
她闭上眼睛，久病的脸上，展现了一丝幸福的笑容。
有多少酸楚与血泪，尽在不言中。看似平静，心底波澜难平。
如《母亲的回忆》写了1956年，孙犁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他走出屋子时，母亲站在廊子里对他说：“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这年，母亲80多岁。
文章结尾是这样一句话：“这是我与母亲的永诀。在我外出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84岁。”平静写来，不动声色。
二是细致。细致，首先是细节的真实，描写的传神。这在孙犁散文里，随处可见。《包袱皮儿》，写大女儿收拾亡妻之物，见到一块儿日本造的丝绸包袱皮儿，这东西跟随她四十多年，触物伤情，夜里他做了一个梦，追赶逃跑，总也突围不了，又遇上了大水，醒后他就与大女儿说了，女儿说：“遇到大水好”，文章结尾，写道：“现在，就你能知道老家的事了。”这是什么意思？他是想念家乡，想念亲人，而理解他此时心情的，也就是她了。这叫“弦外之音”，妙笔。
关于芸斋小说，我说这是“晚年经典”。主要说两点：一是芸斋小说被人说成新笔记小说，因为文脉上讲，它更接近于中国古代笔记小说，短小隽永，故事简单，追求神似，白描写实，文字不长，篇幅只有一二千字。在艺术形式上，与当代小说，特别是现代派小说有很大不同，内容尽管也切入当下现实生活，但在文风和情调上，总有回归传统的感觉；因而，成为当代小说的一个“异类”。这样，说它是“新笔记小说”，也有一定道理；二是孙犁并不单纯的守成于传统，而又有自己的创造；他虽黯熟古代笔记小说，却能区分笔记和小说之不同，认为写实与真实是一致的，但文采和想象，才是小说的本质。所以，芸斋小说虽也带有自传性，真实为重，然人物神采奕奕，空灵活现，是其最大特点。《女相士》中的杨秀玉，《葛覃》里的葛尧，《幻觉》里的女仙人，《罗汉松》里的老张，其行踪，其表现，都是当代小说绝无仅有的形象，神采班烂，直通古代。三是芸斋小说最大的特点，还在于它的语言形式。由于采用文白相间，甚而，以文言文为主体，这种写作方式，在当代文学里是久违了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同时，又使人们发现，我们的古代语言没有死去，它的生命力，因为有芸斋小说而青春再现，或许，更增加了现代语言的表现力。这样，我们从小说里，可以重温文言文的美艳与丰饶。这一点，给了我们无限的启迪与审美。
（作者系河北省作协理事，河北省文学学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