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英

有时我很难想象,一个公元2世纪后期至3世纪初距今近1800百年前的“中青年”,不仅写出了流畅自然,富有民歌色彩的歌行体诗,特别是竟能作出五卷本的言简意赅、贴近创作实践,直至今天仍有启示价值的文艺理论文章;而且其人还并非单纯的“专业作家与评论家”。你道怪也不怪?

但这确有其事,确有其人。此人就是曹操的次子、史称“三曹”之一的曹丕(字子植)。此人从一个方面讲,在表面平凡甚至憨厚之态的遮掩下,承继乃父威权霸业志在必得,而且得力于司马懿、华歆等权谋家暗点或明唆的有效支持,在相搏争夺中逐渐占得先机,居于不可比拟的优势; 其弟曹植被排挤出局,丕仍然步步进逼,所谓“七步诗”的故事就是其弟几被挤向悬崖的象征性一幕。与之同时,在乃父曹操死后,丕终于彻底废掉了傀儡皇帝刘协,成为曹魏的第一代皇帝。从这一方面来看,好像此君日日夜夜都在与心腹权臣竭尽阴谋以实现“大业”。

这些先不说它,因为许多事情都是统治者及其家族子弟间为获取极权所必然,还能指望他们一个个都是谦谦君子,如故事传说中那样“孔融让梨”般地温良恭让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我还要说的是:自丕登基到去世的七年间,由他独当一面自领大魏的军政勋业似乎并无多大起色,能够“守成”就算不错,对照先王孟德公,他在手扼军政大轴转动寰宇的能力上显见不足; 真正的实权还有向极擅隐忍的权谋家司马父子暗转之势,而丕似乎淡化了乃父生前的提示,临终前还将懿公作为托孤大臣而倚重。部分原因也许是出于无奈,谁叫自己早于年长近十岁的“老师”匆匆地“走”了呢?悲夫?

不过,且慢,客观公正的后世人千万莫要忽略了此公的另一面,那就是在文学创作尤其是文艺理论方面的独特造诣和成就。他的著述很多,现存诗歌四十余首,形式多样,自成风格,抒情意味中极富人生况味世事沧桑。仅以许多人所熟悉的“燕歌行”为例,它不唯是我们今日所能见到的最古的七言诗,也是幅制较长的“中篇抒情诗”。全诗句句押韵,明丽却又深沉,无疑是一首思、情、音韵俱佳的力作。如果说以诗歌创作而言他在“三曹”中尚不为奇(因其父曹操古朴苍劲的四言诗之老到,其弟曹植风雅瑰丽的大量诗赋,各领风骚),而他的诗文评论乃至文艺理论方面的成就,不仅在魏晋时期即使在整个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相当突出的地位。今天的《典论·论文》只是他五卷《典论》中的一篇。此篇在我大学的古代文艺理论课中,除《文心雕龙》《诗品》等著作外,单篇文章中最重点的就是曹丕的《典论·论文》和陆机的《文赋》。足见其被重视之程度。“论文”中最抢眼之说则是将文学的精神价值作为“软实力”提升至空前高度,所谓“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强调文学作品“以气为主”。此处的“气”,不少人解释为“气势”,不能说不对,却不够全面,亦未触及到内质之深度。“气”,含有气格、气质、气韵等深层感觉。气度、气势的风神和仪态。他还主张作品忌呆板与单调,认为“文非一体,各有专长”,实际上已接触到作品的不同风格问题; 而且认为对不同的风格应予以尊重,不可强力致之。为此,他对建安时期的一些代表性作家的作品作了深入浅出的评判、分析。如说“徐干有齐气”。“齐气”,应作何理解?土味儿?地方特点?有人以为此说有贬意,实则从本质上说是:有独具的地方色彩和本土气息。

最可贵的是,一篇近1800年前的文艺理论文章,读之半点也无遥不可及之虞,而且不乏现代感。你道怪也不怪?从这一方面看,这位魏文帝并非终日只是玩弄权机、一味过皇帝瘾的角色。他的诗作特别是他的文艺理论文章,都不是偶一为之唾手可得的小摆设,肯定都是些很用心、很吃功夫的成品。试看当时三国的文士,更遑论当时其他帝王将相们,哪一位在文艺理论上能“玩”得过他?所以仅以“论文”为代表的五卷“典论”而言,便使我本来从小说和影视中获得的对此公的欠佳印象,应回归于较全面的理性为宜。一篇对后世产生了如此重要影响的文章,其价值较之生前多夺下蜀、吴的几个城池又当何如?尽管不便比拟,至少也耐人寻味。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编审,中国散文学会名誉会长,中国诗歌学会理事,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