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缅燕
前 记
钟叔河先生家住二十楼，二十即“廿”，音与“念”同，所以钟寓得名“念楼”。念楼的客厅很大，两面墙都是书柜，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各类图书、典籍，就连窗下的矮柜也摞满了书。客厅朝南的一角是钟先生的书桌，书桌对面摆了一套简易沙发，这是钟先生会客的地方，我们与他讨论书稿、交流意见，也大多是在这里进行的。
钟先生十分健谈，每回去念楼，总能与我们侃侃而谈，连续数小时不知疲倦。他的思维之敏捷、谈吐之流畅、逻辑之清晰，让人心生佩服。本文整理的这些对谈片段，此前未公开发表过，或许能窥一斑而知全豹，让读者朋友认识钟叔河之旧思新想。
丛书的作者
李：您说过您在晚清走向世界的国人中，最欣赏的人是郭嵩焘。您评价他是“孤独的先行者”，是不是您在他的人生和思想上找到了一些共鸣？
钟：是的，郭嵩焘的思想在我的思想上引起了共鸣。我很尊敬郭嵩焘，当然我也不是说他一切都很好。他与晚清走出国门看世界的大部分人一样，都是旧式士大夫；但是他的思想，他表示自己思想的勇气，是我很佩服的。
“走向世界丛书”的许多作者，虽然和郭嵩焘不能并驾齐驱，但至少是属于同一类型的人。比如容闳，他是一个现代知识分子，他完全受的是外国教育，他后来做的事，比如向曾国藩建议设江南制造局，向清廷建议派幼童留学这些等，影响甚至超过了郭嵩焘。再比如说黄遵宪、黎庶昌，他们的文学功底深厚，文章都写得不错，思想也是接近郭嵩焘的。但是这些人和郭嵩焘比还是有差距。
李：在这一百种书里，张德彝的八部《航海述奇》是一个很占比重的内容。很显然无论从文学造诣、思想深度还是外交影响上，张德彝都远不及郭嵩焘，您认为张德彝作品的价值体现在哪里呢？
钟：我原来说过，我们不是只收我们认为先进的人，我们是广泛的收集当时中国人走向世界的实录。但是有一条，作者必须是自己记录的亲见亲闻，写的是自己的思想，没有到外国去，也就是坐在中国写的人不收。比如魏源的《海国图志》，我们没有收入这个里面，这并不是说它没有价值，而是因为魏源他没有出去，《海国图志》不是他的所见所闻，是他根据外国人的资料编的。至于思想倾向，开放如郭嵩焘，保守如刘锡鸿，他们的作品我们统统都收了，张德彝的作品当然也是值得收的。为什么呢？他写的书的特殊价值就在于他观察得很细致，写得很详细。比如外国人吃饭，第一道吃什么菜，第二道吃什么菜，他把菜目记得很详细；比如外国小朋友做游戏时唱歌，他把他们唱的歌用汉语一句一句翻译出来。当时生活中司空见惯的事物，外国人自己不一定会记，正如我们不会刻意去记录自己的日常生活一样。但是本国人不会记的，作为外国人的张德彝看到了，他感到新鲜就记录了下来。现在的外国人，说不定连他们自己都不知道以前餐桌上的这些讲究，说不定也从来没有听到过这首儿歌，那么这些记录，其实是有社会史价值和文化史价值的，同时还有中西交流史的价值。
编辑这个职业
李：您三十年前做丛书初编，那时候的编辑工作和我们现在做丛书续编有什么不同吗？
钟：没有什么实质上的不同。只是那时候有的书稿是作者手写的，有些书稿是繁体直排的，就会多一道程序，要请人把书稿用简体字抄出来，再发到工厂去排。手抄难免有错，校审量当然大。工厂那时候还是用的铅排，没有电脑。现在技术发展了，编辑都用电脑，书稿的排版也用的排版软件，比过去是方便很多了。但是编辑这个工作总还是万变不离其宗，那就是要对书稿负责，对读者负责，尽量把工作做到细致，少出差错。对于经手的稿子，有怀疑的地方，就要去查清楚。不要因为作者的水平高，就不去审核，要知道水平再高的人也有出错的时候，所以还是要审核的。当然也有编辑审核不出来的，就交给读者去审核。我从来做事都是这样的，希望你们做事也是这样的。
李：对书稿负责，对读者负责，这是一个编辑应有的职业精神，很惭愧我现在还做得不够好，很多工作也不能做到很细致，要向您学习，对经手的书稿认真审核，尽可能地减少图书中的差错。
钟：我还向你提一个要求，只有职业精神还是不够的，作为一个好的编辑，要对这个工作有热情、有激情。我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职业？因为我喜欢出书，我想出书，我才来做这个事。想出书，就要想方设法把书出版，而且一定要把它出好。这就需要有热情、有激情。后来在出书的过程中，在工作中，碰到过阻碍甚至是挫折，但是这没有关系，我还是要做这个书，我还是要把这个书出版出来，而且要出好。
（访问者系岳麓书社编辑。）
后记
钟叔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学者、散文作家，也是历史人文领域的专家。能与这样一位大家共事四载，参与“走向世界丛书（续编）”的编辑整理工作，我何其有幸。“走向世界丛书（初编）”是钟先生编辑的第一套丛书，“续编”则是我参与编辑的第一套丛书，可以说我是在编辑生涯的起跑线上接过了钟先生30年前递来的接力棒。
30年前，钟先生不再担任书社总编辑。原拟推出的“走向世界丛书”100种，也不得不在出版35种时戛然而止。这是中国出版界的一大憾事。这套记录了百多年前的中国人从认识世界到走向世界的历程、反映了19世纪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的丛书，如果能在当时按计划出齐，会给刚刚打开国门、开始改革开放的中国带来多么大的借鉴意义和深远影响！
然而对此钟先生却相当豁达，他曾对我们说：“这个事总会有人做，我不做，别人也会做。你们来帮我做，我能看到它出来，就满足了。”
钟叔河先生是1931年生人，今年已是88岁高龄。钟先生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让人肃然起敬。此外，他的博学多通，他在编辑理念上的超前意识，以及他对思想文化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使命感，都值得我们这些后辈出版人引为榜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