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放
曾几何时，与“唐宋变革论”相映衬的是“明清停滞论”，其逻辑演绎的结果便是“传统与近代”视角下的“冲击回应论”。在后者咄咄逼人的话语霸权背面，可以看到西方中心主义的魅影。实际上，反对的声音一直存在，例如关于“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的大讨论，例如傅衣凌先生关于明清社会富有“弹性”的论断，例如近二三十年来在中西文明比较研究中对明清中国的重新评估……从现有成果看，基本上可以获得这样一种史识，即明清中国绝非停滞的帝国，它充满变革的诉求，在社会经济及思想文化诸方面均呈现不同于以往的面目。与“唐宋变革”相比，“明清变迁”实为另一种变革，两者因时空不同而有诸般差异，但对历史进程的影响均不可低估。从经济史的角度看，探究“明清变迁”不能忽略白银所扮演的角色。换言之，“明清变迁”与“白银时代”密不可分。
关于“白银时代”的学术探讨，中外学者已刊行多种论著。前此学者如全汉升等人尤有开创之功。20年前的1998年，弗兰克在美国加州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白银资本》（2001年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刘北成的中译本），再次引发学界对该问题的强烈关注，催生了一批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其中，邱永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便是一部优秀的学术专著。作者将触角延展到元朝“纸钞时代”，对明代初期“洪武货币秩序”进行了剖析，重点放在货币白银化问题上，分别从财政制度改革及其银纳化、货币制度领域与民间市场的白银替代两方面展开论述，最终推导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尝试对明代“货币转型”提出新的见解。该书系作者在博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从全书篇章结构看，可以看出作者受到了系统的学术训练（师从清华大学仲伟民教授），治学态度严谨，专业基础扎实，问题意识敏锐，在文献收集及解读方面下了大功夫。客观而论，假以时日，勤奋精进，这位年青学者一定能够在相关领域取得骄人成就。
当然，金无足赤，兼以学无止境，所以邱著仍然存在若干不足之处。而且，一本专著也不可能穷尽所有问题。在此，拟对相关议题稍作展开，以期作者深入思考之。
白银问题是明清经济史（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史）最具历史意义，同时难度最大的研究对象之一。由于材料厥失，目前关于明清白银数量（流入中国的数量、流出中国的数量、国内市场流通量、赋役折银量）的估计极不一致，从而导致白银货币化缺乏贴近历史实际的量化分析，也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白银之于明清变迁的定性分析。这涉及银钱比价、物价水平、中外贸易出（入）超、经济周期、世界市场的波动等环节，相当琐细而复杂，绝非容易解决之问题。鉴于中国领土辽阔，各地发展极不平衡，以故白银使用情形殊异，不可同日而语，需要加以甄别。如同考察“一条鞭法”的实施情况一样，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学术工作。如果资料允许，或许能在少数地区获得较为完整的印象；至于全国，只有概略论之。加上白银与走私贸易串联在一起，愈发不可细究。凡此种种，均说明白银固然重要，却不易厘清其脉络。大体可以肯定：在晚明，白银已具备价值尺度、支付手段、流通手段、储藏手段诸货币职能，是贵金属货币化的体现。这在中国货币史上是划时代的事件。从晚明开始，直至民国（全面抗战爆发前夕），白银都是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币种。一方面，白银的货币化是明清社会变迁的重要征兆（以至于称之为“白银时代”），另一方面，我们对白银货币化的认知无法深入到历史细部。这一矛盾，是明清经济史研究必须面对却难以克服的窘境。正如弗兰克的大作一样，由于缺乏令人信服的实证研究，人们对所谓“白银时代”陷入了学术的迷思之中，只能进行似是而非的推测，或者提出某些仅仅在逻辑上成立的论说。尽管如此，学者们的努力依然令人敬重，他们的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帮助人们加深了对明清中国的理解。
考察“白银时代”不能局限于经济史的范畴。它的产生是诸多历史合力的结果，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仅从明史的角度看，尽管白银成为中国社会经济进程的主币之一，然而终明一代，财政计量单位不是白银的“两”，而是粮食的“石”。耐人寻味的是，明王朝自始至终都没有公开宣称白银是法定货币，无论是皇帝谕旨还是制度规章（如《明会典》）均找不到这样的政令，尽管民间交易使用白银日益增多，尽管政府财税收支逐渐采纳白银作为称量货币。由于官方没有制定白银的铸造规格和价值标准，因此，明王朝对社会经济运行过程中的白银使用是失控的（或曰放任自流的），政府在金融监管及财政治理方面是“缺位”的。对这种情形的诠释必须跳出经济史的界域，从更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找寻多重因素及其关联性。如同“洪武货币体制”的崩坍是明代白银货币化的主因之一，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恐怕不是简单的因果推导。又如，比对“一条鞭法”与白银货币化，也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此，有影响力的因素是多元冲撞又杂糅共生的：既有市场扩张的力量、经济结构调整的动力、民众的利益诉求，也有皇权帝制的权力变动、社会文化的新气象、中外关系的新格局……也就是说，市场机制、制度变革、观念更新、国际新浪潮形成的历史合力，是我们探讨“白银时代”之所以如此的大视野。否则，就白银论白银，极有可能得到“盲人摸象”式的错谬结论。
虽然人们将晚明冠以“白银时代”，但对白银货币化的系统了解必须置于明清变迁的长时段中。局限于明代，不利于通观，也无从通识。自晚明开始，“银钱并行”的财政格局延伸到了清代，但有新变化。虽说“清承明制”，但细察之下，清制与明制在诸多方面大不相同，货币体制亦如是。至少，清代所处的国际环境已大不同于前朝，更遑论国内诸般事务，早已今非昔比。在此，暂不对清代的白银货币化进行详述。有待注意之处，是清代财政的阶段性特征，这关涉财政政策、制度规范、市场机制、中外关系、思想观念诸层面，不可孤立看待。所谓“康熙萧条”“道光萧条”等经济现象，也必须跃出经济史的疆界，综合考察，厘清各种关系，方能一探究竟，获得较为真切的认识。至于“五口通商”（尤其是“自强运动”兴起）后，中国的财政格局为之一变，危机、挑战、机遇并存，白银货币化呈现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形，在某种程度上与清王朝的命运休戚相关。
如何评价“白银时代”，各家纷纭，莫衷一是。近些年来，多有拔高之论，似可商榷。弗兰克从白银资本的角度，力图清算西方中心论，强调工业革命前的世界经济中心在东方（即中国）；另有论者声称白银货币化是传统向近代的转型标志，或宣称晚明中国已融入世界经济，成为全球化的积极分子。如上所述，鉴于史料厥失、实证研究厥失，尚无法详细论证白银货币化的实际效应，因此切忌夸大其历史价值。吴承明先生在评论弗兰克的专著时，指出弗氏对流入中国的白银量估算过高，又称：当时的中国“并未实行重商主义，流入的白银在中国并未能转化为资本，它在西方也不是资本输出”。这一判断，堪称精当。破除想象的“白银时代”幻影，将白银货币化置于复杂的历史进程之中，恪守实证主义立场，从明清变迁的视野对相关问题展开考察，才是接近历史真实、提炼历史新知的正确路径。
（作者系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明清史、市镇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