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伟鹏

2020年庚子春节，是我记忆中最为安静的一个春节。

在这安静的表象下，白衣天使们不分昼夜、紧锣密鼓地在一线对抗毒魔的荼毒。广大干部群众在中央和各级政府高度有序的指挥下自觉做到足不出户。全国上下，万众一心期待疫情的拐点，等待抗疫胜利的捷报。2020年庚子春节让我们在现实的残酷中深刻理解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可触、可感的内涵，也让我们在一种最不愿接受的方式中加速中华民族的成长和成熟。

这场抗击疫情的战争如果能够分成两个阶段、两个战场的话，笔者认为，第一阶段战场的主角是科学工作者特别是医疗工作者，主要任务是与时间赛跑挽救同胞生命。第二阶段的战场的主体属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主要任务是系统反思应急机制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将同胞们血与泪的代价转换为我们民族复兴的强大动能和国家制度的优势。

在焦急等待第一阶段的捷报中，我们青年学者绝不会选择无所事事地虚度。初心和使命召唤我们高度自觉地抓紧时间充实提高，为第二阶段战役的到来做好理论准备。

走进新时代，全球多维度高度互联互通，在更高的学理层面“认识世界、认识中国”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在要求。随着科研工作的开展，它也成为我多年为之奋斗且将奋斗终身的学术目标，是憧憬中未来的自己可能的学术价值所在，也是我最有激情和敏感的思考领域。近年来，几个问题不断时隐时现于我脑海：西方民众到底如何认识和了解今日中国？特别是掌握话语权的西方学者和政客如何了解今日中国？

西方求学和访学经历让我得到其中一种回答：西方学者研究撰写的中国史经典。我们发现西方普通民众意识中的“今日中国形象”主要来自西方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媒体。我们中国人心中的中国历史和西方学者心中的中国历史是否一致？如果不一致，那些关键的分水岭又在哪里？这些问题是如此关键，因为双方似乎对自己的观点都是深以为然、根深蒂固，以至于产生诸如是“生在此山中”的中国人更了解中国还是“旁观者清”西方学者更了解中国的争论。遍布于社会、文化领域纷繁复杂的中西分歧似乎都隐藏于双方对于中西文明发展的不同见解。

带着这些疑惑，春节里我增加了一项新的读书计划，阅读美国著名历史学者、中国史研究专家史景迁先生（Jonathan D. Spence）所著《追寻现代中国》英文版，它是在西方比较主流的研究中国近代史的高校教材。最早接触史景迁先生作品时间是在英留学期间，当时为写中西文化比较课程论文时曾翻阅过他的作品。2008年是中国奥运年，英国广播公司睿思讲堂邀请了他就中国问题在全球范围进行了四次演讲，其中第三场在纽约的演讲吸引了时年85岁的前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博士的参加，其影响力可见一斑。

一种观点：为什么史景迁认为中国近代史要从明末清初的1600年左右开始

国人高中课本中的中国近代史是从1840年鸦片战争的屈辱开始的，对此我们也深以为然。但史景迁先生并不这样认为。他认为要想真正弄清楚一直领跑世界文明的中华文明如何在十八九世纪开始衰弱，我们需要将探究原因的目光投射到16世纪晚期。为什么？

史景迁先生认为，“屈辱”是往前两个世纪“种出的果”。将1840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划分将人为割裂这种因果关系。反之如果将时间起点定位于16世纪末期，我们不仅能更全面、准确地理解产生“屈辱”的因果关系，也能更好帮助我们“以史为鉴”来解释和处置诸如政治、经济、文化和情感上的一些难题。

史景迁先生认识这个时期后半段的屈辱根源于前半段的“傲慢”。因此屈辱的根源从某种角度来看，主要矛盾并不止是19世纪上半页西方文明野蛮的“船坚炮利”。“船坚炮利”顺带摧毁了深深根植于晚晴社会封闭、麻木和自满情绪。被敲醒了的国人不得不被迫承认我们在当时已远远落后于那些在经济、科技、军事和治理能力展现丰富创造力的西方文明。史景迁先生用大量的事实、独特视角论证自己的时刻划分，彰显了充分、准确“认识世界、认识自己”的重要性。不得不承认，我们曾经的屈辱就建筑在对“认识世界，认识自己”这两条维度上的双重失误。

这种时间划分的思想精髓与另一位当代西方文明研究的著名学者尼尔·弗格森 （Niall Ferguson）的不谋而合。在他的代表作《文明》中，他认为要深入了解西方文明如何在十八九世纪崛起，直至领先甚至领导世界，需要将目光投射到更为久远的十五六世纪开始的地理大发现。

一点启发：史景迁关于中国近代史的时间划分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清朝

清朝，特别是清朝晚晴在我们绝大多数国人心中往往与腐朽、屈辱画上等号，这也和实际差距不大。然史景迁先生用了相当笔墨书写清朝前期，将清朝更为辩证地一分为二，指出了它在制度上的一些创新。这些创新显然与明末、晚晴朝廷的政治智慧拉开相当的差距。比如，书中提到清朝继承了明代的制度和疆土后，其实在处理对外关系特别是周围邻国的关系时并非从一开始便是“志大才疏”。史景迁先生提到康熙朝对四方国土的边界勘定和对外部世界特别是葡萄牙殖民者在澳门的处理都根据对象的威胁程度和实际利益的计算做出了较为准确和有针对性的策略。这些外部政策显然在客观上都突破一直尊崇为“祖宗之法”的朝贡制度。在这种“非黑即白”制度设计中，与外部国家的关系只有“君臣关系”和“敌我关系”两种划分选择，而此时的西方主要民族主权国家已经出现了利用较为成熟的条约体系来处理国与国的关系。因此康熙治下的外部政策不仅对明朝的纳贡制度是进步和创新，甚至比晚期清朝设立总理衙门前的僵化对外政策也是更为先进。显然，进步和创新政策方案是与对外部世界的部分认识是分不开的，虽然当时“半睁半闭”甚至“闭眼”的趋势已经铸就。

一份感慨：史景迁对历史材料细节的掌握和驾驭让人惊叹

一本厚重的中国近代史书的背后是史景迁先生收集、掌握、驾驭史料功底的全面展现。这就要求他对历史中大量的人物做深入的研究和思考。比如他对陈云同志在1961年赴上海市青浦县小蒸人民公社进行15天的农村调查就作出了准确、细致、传神地描述和分析。史景迁先生擅长于把深挖而得的原始材料做出精心地取舍和裁剪使之成为更为合适阅读的模块，精巧地置放于他构建的历史逻辑框架中。当我们目睹一位西方学者对我们中国问题做出如此细致地思考和分析的时候，我对史景升先生的钦佩之情油然而生，也对他背后的西方主流国家的学术机构以及展现出来的学术水平肃然起敬。在此先不谈史景迁先生的史学观点是否妥帖，但就西方学者刻苦研究外部世界的这股劲，也值得我们中国的青年学者学习。正如史景迁先生在前言里深情提到，对任何一种文明的理解都是困难的，认识中国抑或认识我们自己也是如此。但是这种尝试是非常有价值的，尤其因为中国历史是如此让人惊叹，以至于它有太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研究世界史和别国史的人才资源其实比较薄弱的，这也是为什么他们需要从他国聘请了一批颇有建树的学者到美国的大学任教和授课的原因。由此我愿意武断地认为拥有一批有世界影响力的全球史学者是一个高标准强国的标准配置。与此对照，毋庸讳言，我们还需要相当的积累。

文明的衰弱或者崛起不仅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也似乎蕴含着某种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密码。这不仅仅是象牙塔中的问题，更应该是中国进入新时代以来国人对世界和自己了解的一条重要线索。熟悉并准确把握西方历史学者对中国历史和当代中国的描绘有助于我们掌握“西方视野中的我们”，做到知己知彼。

认识世界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在每一个发展阶段实现我们对自己的准确定位。与1840年我们中华民族“被迫开眼看世界”不同，主动放眼世界是我们改革开放40年取得伟大胜利的重要因素，已经成为了我们国人的共识，正在成为我们的竞争优势。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我们在新时代更应主动放眼世界，认识世界，认识自己，巩固这份优势。

（作者系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文史教研部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