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慧兰
为了整理东西，孙礼德再一次打开母亲生前用过的那个床边柜的抽屉，将一沓沓发黄的书信翻了个遍。突然，有一封写在牛皮纸上的信，映入了他的眼帘，封面上写着“关于犹太人的书的说明”，字是外公的。捧着这十几页纸，孙礼德好像发现新大陆一般，既紧张又兴奋，小心翼翼地翻开，这里头记载着外公和卡尔的故事，以及这2000册书的命运。
一个叫卡尔的犹太朋友留下了书
孙礼德的外公林道志，是这个家庭的传奇人物，也是孙礼德此生最崇拜的人。他出生于浙江黄岩一个不富裕的农民家庭。小时候因为喜欢读书，是远近闻名的“天才少年”。关于他的聪明，家里还流传了一个故事。当年，林道志的父亲好不容易筹了一些钱，把儿子送到私塾念书，可是上了没多久，私塾老师就找到林道志的父亲，把学费退还给他，说：“这孩子太好学了，我教了几天就没什幺可教了。”
天才归天才，穷归穷。十几岁的林道志辍学后就到上海学生意，在商务印书馆里做排字工。工作很苦，有时连上个厕所的时间都没有，但是他觉得开心，因为这个机会他可以读书认字，学习文化知识。
林道志是真的聪明，在读了几本化学方面的书以后，居然自己动手做出了肥皂和复写纸。没多久，他开了一家手工作坊，当起了小老板。这次搬家，孙礼德还找到了一些外公当年所生产的复写纸，把它们作为历史的记忆收藏起来，据说，林道志生产的这些肥皂和复写纸还受到过当时国民政府的嘉奖……
生活宽裕了一点，林道志就想着要办个学校，以弥补早年没能上学的遗憾。他是虔诚的基督徒，于是就在现在的虹口区东长治路（当年上海东区华德路怀兴里）的弄堂里找了两栋石库门的房子，办了一所教会小学。
那个时候，有2万多犹太人到上海避难，大部分都聚集在虹口区的提篮桥附近。卡尔·安格尔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到上海后也办了一所教会学校，同为教会学校的校长，林道志就和他相熟起来，很快成为了朋友。
1943年，传说日军要轰炸上海，一部分犹太人开始撤离，卡尔也决定离开。临行前，他来向自己的中国朋友道别，并且重托了林道志一件事。卡尔说：“学校图书馆有很多的书，我没法带走，希望你能代为保管，以后我会回来取的。”战乱年代的嘱托都是沉甸甸的，何况这些书是真的够沉。林道志原本是一个爱书的人，他想了想，还是答应了。几天后，他把书搬到自己家，连同3个顶天立地的大书架一起，经过清点，有2000多册。
收下书，送别了外国朋友，林道志没想到自己也成了难民。1945年6月，为了避开日军轰炸，他带着一家人回老家黄岩避难。临行前打点行装，妻子儿女都劝他把这些书留下，“我们是逃难，要轻装简行，带着这些书赶路，实在太不方便了。”林道志心想，既然我答应了人家，总是要帮人家保管好的，坚持要把书带上路，“人到哪，书就到哪。”最后，他把2000多册书打包成十几个大木箱带走，把手工作坊里的那些赚钱的原材料全都留了下来。
一路上也不太平，他们先是遇到了日军的设卡，书险些被没收。后来，他们乘坐的船又遇到了盗匪，眼看着就要被追上了，情急之中的林道志拉着船老大，拼命喊：“撑帆，撑帆。”船老大不情愿，说：“无风无浪，就算撑满了帆也无济于事。”林道志说：“你不试试怎幺行呢？”这真的是一种巧合，在扬帆的瞬间，水面上居然起风了，风帆助航，他们最终逃过了这一劫。
抗战胜利之后，听说上海的情况有所好转，林道志又带着全家回到了东长治路。一回来，他们全都傻眼了，两栋石库门房子被炸平了，一堆废墟中，唯一还矗立在那的就是二楼的一个亭子间。经过一年多的改建和修复，全家才得以重新搬入。林道志把2000多册书摆放在那间最坚实的亭子间里，此后它们就一直跟着这个家庭，一“住”就是70年。
一场雨救下了2000册书
解放后，林道志的手工作坊和小学都办不下去了，六十出头的他没有其他工作，再没有收入。那段时间，他无事可做，就在家里响应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的号召，研究语言教育改革，提了很多这方面的建议，还编写了册子。这期间，几个孙儿相继出生，他在家享受天伦之乐。
然而，风平浪静的日子过了没多久，“文革”来了。谁都知道，这批书再也躲不过一场浩劫了。
8岁的孙礼德，第一次对书有了刻骨铭心的记忆。那天下午，他看到舅舅林尚义用木板死命顶住家里门上的“斯必灵”，外面一片喧嚣，红卫兵们马上就包围了他们这幢房子。林尚义招架不住了，红卫兵使劲拍打大门，有几个还从前面二楼破窗而入，他们把厢房、卧室、客堂间，上上下下的都扫荡了一遍，把值钱的东西全拿走了。最后，他们冲进了那个亭子间，书没有躲过8132兵的眼睛，他们抄起一本，放了20多年的书，页面有点发黄，有人就高喊说“黄色书”，要拉出去烧掉。书被一批一批搬到楼下的一块空地上，红卫兵挖了一大一小两个坑，准备把它们扔进去烧掉。孙礼德和其他兄弟姐妹们年纪还小，不知道这情况有多危急，还在边上凑热闹看。一旁的大人们已经近乎绝望，眼看着无力挽救这批书了，心中只能默默祈祷……
也许真的是冥冥之中，书不该绝。夏天的天气多雷雨，刚刚还晴朗的天空一下就飘来了乌云，大滴大滴的雨珠落下来了，眼见着雨越下越大，红卫兵们看无法再实行焚书的计划，就把书都运回了亭子间，抛下一句：“过几天再来。”就这样，十几年前一阵风救了这批书，如今又是一场雨救了这批书。
当天晚上，林道志和儿子女儿一起商量该怎幺办，红卫兵已经说了，还要再来抄家的，这次是运气好，书没有被烧掉，可是下次他们再来，恐怕就要保不住了。林道志非常着急，他想到了居委会，想到了派出所，可是琢磨下来都不行，现在的形势这幺乱，大家自顾自都来不及，谁还有心来管你这些书呢？最后，林道志想到，既然这是犹太人留给他的书，而且其中有很多是圣经故事书，那不如去找宗教事务局看看。于是，他连夜写了一份“关于犹太人的书的说明”，十几页的材料将这2000册书的来龙去脉统统交代了一番。这也就是如今孙礼德找到的材料，很多年之后，林道志完全想不起这份材料搁哪了……
第二天，耄耋之年的林道志亲自跑到宗教事务局，反复地和人家解释情况，保证说这绝不是“大毒草”，“这也不是我的书，是别人的。”经过林家人的一番努力，宗教局最后下达了封存令，把这批书原封不动地封存在亭子间里。原先放在亭子间里的餐桌也只能搬到走道里，不得已，林家只好在走道里吃了一年多的饭。
“文革”的这场风波，书最终是安然无恙，但是林家人还是吃了不少的苦头，因为之前经营过小作坊，又因为和犹太人有过一段交往，林家在多次的运动中都受到了冲击，70多岁时，林道志仍然被安排在弄堂里扫垃圾，扫雪，身心受到很大的摧残。1981年，92岁的林道志在睡梦中去世。因为尾骨骨折，生命的最后两年，他都是躺在床上度过的。他没能再翻阅那些书，也没能等到老朋友，这成了他终生的遗憾。
林道志的大儿子早已去世，小儿子林尚义，也就是孙礼德的小舅舅接替了老人家的班，继续守着这些书。林尚义1978年结婚，婚后就一直住在这套老式的石库门房子里。他是一名机电工程师，平时喜欢研究无线电。他曾经和同样爱好无线电的孙礼德说起，什幺时候能有比发报机更先进的东西，让我们能方便地和国外联系呢？
十几年后，他的这个心愿就实现了。上世纪90年代，当计算机刚刚进入普通人家庭时，六十出头的林尚义就开始玩互联网了。在林家已是最年长的他，是所有人中第一个学会发“E-mail”的。那时，他就有个心愿，希望能通过互联网找到这些书的主人……
孙礼德比小舅舅晚几年结婚，婚后也一直住在这套房子里。石库门房子的居住条件不好，那幺多人挤在一起，房间也不够分配。不过，他们都没有动那个亭子间的想法，仍然保留着它，摆了3个大书架。
直到上世纪90年代，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有经济头脑，这让林家人感到忧心。有一次，孙礼德在单位里闲聊，无意中说起家里有些二战时期留下来的书，大伙听了都很吃惊，“这可值钱啦。”有人请孙礼德拿一本来开开眼界，他挺为难，最后思考再三，也没有带去。
林家人始终有个信念，也就是林道志反复和他们说的那句，“这书是我的犹太人朋友留下的，有一天他还会再回来取”。所以，孙礼德非但没有把书带给同事看，而是和家里人商量了之后，把这些书藏得更好了，因为他们怕有更多的人会在利益驱动下，动这些书的念头。
动手能力很强的孙礼德花了几天的时间，把3个大书架挪到亭子间的一边，然后在外面钉上木板，还贴了一层墙纸，这样看上去就好像是一堵墙。他还搭了个小床，在窗口放了张书桌，从此这个10平米的亭子间就成了林尚义儿子的房间。这2000册书一封又是20年，在喜欢唠家常的老式弄堂里，没什幺人知道这个事情。
没有等到卡尔，却等到了动迁组
林家都是基督徒，对这些书他们做得最多的就是祷告，希望早日能等到书的主人。2006年，林尚义去世，剩下他的妻子和孙礼德一起继续守着这些书。
2012年初，上海市虹口区进行旧区改造，东长治路正好在动迁的范围内。这对林家人来说既是好事，也是烦心事。好的是，全家人总算可以改善居住环境了，烦心的是，这些书该怎幺办？2000册书可不是什幺小数目，搬动它们并不容易，一定会惊动整条弄堂的。而且，就算搬出来了，该放哪去呢？他们的动迁房还没有着落，住上新家最快也得等上两三年。
孙礼德和妻子商量说：“实在不行，我就专门租个房子放这些书吧。”妻子不愿意，有点赌气地说：“人还没地方住呢，你先把人管管好吧。”确实，动迁在即，人人都是以利益为先，哪里还顾得上这些书呢？
进入2013年后，动迁的节奏加快了，孙礼德每天都是忧心忡忡。除了要忙自家的动迁事宜之外，这批书的安置成了他心头的一块病，为此他辞掉了工作，专心地忙乎这些事。他想，这些书外公和舅舅已经守了大半个世纪，可不能毁在他的手里啊。
也许真的是冥冥中自有安排。那天，当孙礼德意外发现外公几十年前写的那份说明材料后，他顿时觉得有希望了。果然，他再仔细地翻找了一遍抽屉后，又发现了两封卡尔先生寄给林道志的信和贺年片。信是1947年写的，卡尔向林家人报了平安，说家乡并未在战火中毁损，自己也谋得了一份公务员的差事。信是用打字机写的，因此上面所留的家庭地址非常清晰。贺年片上还有卡尔先生和太太的近照。孙礼德猜测外公当年一定是和卡尔有过书信往来的，因为在外公所写的那份材料上也清楚地记着卡尔在德国的地址，两相吻合，并没有出入。
有了这些材料后，孙礼德和小舅妈一起找了位远在德国的留学生，请他帮忙写了一封德语的信，表达的意思就是：“如果你还记得这批书，请与上海的我们联系，我们一直在等你。”然后，他们照着贺卡上的地址寄了过去。
然而，没过多久，信就被退回来了，德国邮局告知寄信的人“收信地址查无此人”。卡尔一家可能很早就搬走了。孙礼德和小舅妈都很失望，好不容易有了点眉目，却又没有下文了。后来他们才得知，原来卡尔夫妇早就在养老院去世了，他们也没有自己的小孩。
孙礼德和小舅妈没有完全放弃，之后又给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写了一封信，并附上了外公的“说明材料”。很快，犹太难民纪念馆就找到了他们，还亲自到亭子间来看了一下，表示很有兴趣要收藏林道志留下的众多物件。另外，他们帮助孙礼德牵线搭桥，找到了虹口图书馆，由他们来负责整理并代为保管这2000册书籍。
2013年9月13日，离最后搬迁的日子还有十几天，孙礼德拿起工具，将封着书的木板撬开。他在心里默默祈祷，希望这20年来，它们还是完好无损的，没有被楼里的老鼠啃成纸屑。当看到木条里头藏着的书橱时，他心定了，当年他糊在外面的挂历纸仍然好好的，这说明书也不会有事。果然，打开橱门，展现在他们面前的一沓沓旧书都是好的。
说好搬书的日子还没到，那几天的晚上，孙礼德都睡不好，有点战战兢兢。亭子间的门没有锁，边上卫生间的小窗户没有栅栏，他生怕在这最后关头的混乱中，书有一个闪失，那就意味着前功尽弃。于是，他拿起工具，把窗户钉死，把每一个可以进入屋子的地方都堵上了木条，但就算这样他还是不放心。
终于，10月12日，虹口区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来搬书了。算上孙礼德，一共7个大男人，整理了一个下午，几十个沉甸甸的大箱子，从二楼亭子间里搬出来。大书架也被犹太难民纪念馆运走了……看着眼前空荡荡的亭子间，孙礼德的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和这些书生活了半个多世纪，现在突然被搬走了，心里多少有点舍不得，这是外公留给他们全家的珍贵的历史记忆，也是一笔难得的精神财富。再转念一想，书放在图书馆里，是如今最妥当的安置，对过世的外公算有了交代，他和舅妈也可以安心地离开老宅了……
（摘自《现代家庭》2014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