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 岳 曹 楠
着名医学家方圻：刺杀周作人
□ 刘 岳 曹 楠
方圻，享誉国内外的心血管病内科专家。从医60余年，对我国医疗卫生保健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专长于治疗心血管内科疾病，上世纪50年代开始从事心电图学的应用和推广，对我国先天性心脏病的诊断及手术治疗水平的提高起到推动作用，并率先在国内开展血液动力学研究。
他多年来从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多次赴友好国家执行医疗保健任务。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1995年被授予“白求恩奖章”。
他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经历——在燕京大学求学期间，作为一名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杀奸团，曾参与刺杀汉奸周作人。
八道湾11号的枪声
1939年1月1日上午10时20分左右，八道湾11号二进院西屋的客厅——苦雨斋内，周作人正在和前来贺年的“四大弟子”之一、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教员沈启无聊天。门帘一挑，工役徐田走了进来，恭恭敬敬地递上一封信，说有两个学生来拜见二先生（即周作人）。周作人接过信一看，是天津中日中学学生的衔头。
表面上性情恬淡的周作人，向来对来客都不拒绝。于是，他马上请徐田让两位学生进来。本来周作人和沈启无对桌而坐，因为两个学生要进来，沈启无便起身坐到周作人旁边的沙发上。
门帘又一挑，两名学生进了苦雨斋。一名学生身穿青色大衣，戴黑毛皮帽，足穿黑皮鞋；另一名学生身穿古铜色大衣，戴着一顶灰色毡帽。两名学生走到桌子前，身穿青色大衣的学生对身穿古铜色大衣的学生说：“这就是周先生。”话音刚落，只见身穿古铜色大衣的学生迅速从大衣兜里掏出一把小巧的手枪，刹那迟疑后，抬手就是一枪，击中周作人的左腹部。无巧不成书。子弹恰好打在周作人毛衣的纽扣上，纽扣减缓了子弹的冲击力，子弹也改变了轨迹，只是擦伤了周作人的肚皮，但他还是应声跌倒了。
沈启无闻听枪声，条件反射般地站了起来，下意识地说：“我是客人。”开枪的学生以为他要反抗，又是一枪，射中胸部，沈启无应声仆地。得手后，两名学生赶忙向外跑。周作人乘机从北门退归内室，沈启无也艰难爬起进到室内。
躲在门外的工役徐田，以前在侦缉队混过差使，懂得一点格斗，跟在开枪学生的后面，拦腰抱住，双方扭打起来。因为是阳历新年，大街门房里恰好有几个人力车车夫在这儿取暖闲谈。听见枪响，又看到徐田和学生扭打起来，便涌进院子帮忙，几个人扭成了一团。
他们没想到学生有后援，那人开枪相助，车夫方秉贵胸部中一枪负伤，车夫张启明腹部连中两枪当场毙命。于是，三名学生从容向西，从八道湾胡同西口撤退。
被击伤的周作人、沈启无和方秉贵，被周家人送到日华同仁医院救治。周作人、方秉贵伤势较轻，敷了点药就回去了。沈启无因子弹穿过肺部留在后背，伤势较重，住院治疗。
11时左右，工役徐田到北平内四区17段报案。伪警察接到报案后，一面赶赴现场，一面电传各区，对城门、火车站、汽车站及西北城区加强检查，缉捕“凶手”。
当天下午，日本宪兵把周作人叫到宪兵队一间地下室，足足询问了两个钟头。从第二天起，伪警区署就派便衣住在周作人家里，既是保护，又是监视。
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刺杀周作人案件，但日本宪兵队始终没有侦破这个案子。
到底是谁刺杀了周作人呢？根据当事者的回忆，情况大致如下：
1938年冬，传出周作人将出任“华北政务委员会”伪职的消息，天津抗日杀奸团认为周作人作为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出任伪职当汉奸影响太坏，决定派人对周作人执行死刑，也就是刺杀他。
执行该任务的成员之一，就是本文的主人公——方圻。
七七事变爆发前，北平、天津已然是危机四伏，日本人处心积虑地搞“华北自治”，想吞并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纷纷组织救亡团体，“天津青年学生救亡联合会”（简称“学联”）就是其中的一支救亡团体。平津沦陷后，1937年冬，“学联”决定组建“抗日杀奸团”（简称“抗团”），成员多是天津耀华中学等十几所中学的学生。
1938年8月，和方圻住一条胡同的一名中学生，把“抗团”骨干孙大成介绍给他。一听“抗团”是锄奸抗日的组织，正愁报国无门的方圻爽快地答应了邀请，成了“抗团”的一名成员。
不久，方圻从新学中学考入了燕京大学医学院，等着9月1日开学。暑假中，孙大成、李如鹏和方圻等人在天津英租界内小体育场“民园”秘密开会，宣布组成抗日杀奸团燕京小组，组长是宋显勇。考取了燕京大学的范旭、黎大展、方佩萱（女）也是该小组成员。
1938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宋显勇找到方圻，通知他准备除掉文化汉奸周作人。
第二天下午，宋显勇和方圻从燕京大学进城，来到西单路西一个名叫“亚北”的西餐馆，在二楼临街的一个雅座内，见到了早先等候在那里的李如鹏。一会儿，另一名“抗团”成员袁汉俊提着一只装了手枪和子弹的小皮箱进来了。低声耳语一番，他们离开餐馆，找到一辆出租车，由西单北行奔向西直门内八道湾胡同。
周作人
方圻为患者义诊
车刚过西四牌楼，就遇到了日伪军警检查。退回去是来不及了，只好硬着头皮往前开。车停下来后，一个伪警察过来检查。李如鹏、宋显勇紧张地把手放在大衣口袋里，握着手枪。伪警察可能没有看出破绽也可能是怕吃亏，就把车放行了。车一到报子胡同（今西四北三条），他们怕警察追上来，就赶忙下车，钻进了胡同。
第一次刺杀行动就这样夭折了。
约一周后，也就是上文提到的1939年元旦，他们策划了第二次刺杀周作人的行动，由范旭、李如鹏、赵尔仁完成。穿青色大衣的是范旭，穿古铜色大衣开枪的是李如鹏，负责接应的是赵尔仁，方圻留在燕京大学负责善后。
1939年8月暑假后，由于学业的关系，方圻不再参加“抗团”活动。
挽救生命于一线
方圻祖籍安徽定远，1920年出生在北京。因为弟弟身患血友病，“他从一岁起就时常全身出血，我们一家老小爱莫能助，唯一盼的就是医生赶过来。”这种痛苦与盼望，让方圻立志长大要学医。
18岁那年，方圻考入了燕京大学医预系，和后来的医学名家吴蔚然、张金哲等人同班学习。之后又就读于北平协和医学院、上海圣约翰大学医学院、成都华西大学医学院，1946年毕业，获医学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到天津中央医院工作，1948年开始任职于北京协和医院，曾任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副院长、名誉院长等职，在心血管内科方面有极高的造诣。
在方圻的从医经历中，挽救病人生命于一线之间的事例非常多。
1984年，北京协和医院原副院长艾刚阳心脏病发作，突然昏倒。方圻迅速赶到现场投入抢救——人工呼吸、胸外心脏按摩、强心药物心内注射……50分钟过去了，血压仍为零。方圻果断采取心脏电击除颤等一系列积极、稳妥的救治措施。昏迷了60个小时的艾刚阳，奇迹般地苏醒了。
1993年8月，人民日报社一位副总编突发心脏剧痛，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三度房室传导阻滞、阵发性窦性停搏和心功能不全，生命危在旦夕。吸氧、镇痛、消炎、扩张冠脉、应用尿激酶溶栓、安装临时心脏起搏器……4天后，患者恢复了正常心率。刚松一口气，险情又出现了！患者夜间呼吸突然停止，原本平稳的心率霎时消失。方圻火速诊断，制订了人工心外按摩、气管插管、麻醉机给氧的急救方案，终使这位心跳、呼吸停止10分钟的高龄患者苏醒过来。目睹的人无不捏一把汗，感叹方圻创造了生命的奇迹。
中南海的保健医
1956年，年仅36岁的方圻接受了一项光荣的任务：为国家领导人做医疗保健。从那以后，他陆续参加了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聂荣臻、陈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医疗保健工作。作为中央保健委员会专家组副组长，他多次获得中央颁发的特殊贡献奖，并多次代表中方医生到友好国家执行医疗保健任务。他五下南洋，参加印尼苏加诺总统的会诊；七赴日内瓦，参加国际医学会议；老挝富马亲王、越南胡志明主席等病情告急时，他都代表中国为诊治作出了积极贡献，传递了问候和友谊。
在为领导人治病的经历中，最让方圻怀念的还是在周恩来总理身边的日子。1973年，周总理患膀胱癌住进了305医院，方圻来到总理的身边，这一陪伴就是两年，直到周总理与世长辞。
在总理生病的这段时间里，方圻没日没夜地守在他的身边。总理带病批示文件，他心疼不已；总理中断治疗去接见外宾，他紧张地捏一把汗。为了挽救总理的生命，他几乎忘记了医院外的一切，时刻观察总理的病情变化。他紧盯着心电监护仪，生怕有半点差池；反复斟酌治疗方案，只想总理能减少一点病痛；夜里总理的一句梦话，他都能惊醒；他在尽自己的最大努力，守护着总理。
周总理逝世后，邓颖超把总理生前使用的一座金黄色外罩的电子石英钟，赠给方圻作纪念。这个小座钟原来一直被总理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生病后又被带到病榻旁。邓大姐把这幺有纪念意义的总理珍爱之物送给方圻，这里面蕴含着多幺深刻的含义啊！
现在，当年总理留下的这个小座钟，一直摆放在方老家的客厅，这已是方家的传家宝。方圻要求，“待自己和老伴不在了，它就由三个女儿轮流保管使用。若它老化不能用了，就把它调到总理与世长辞的时刻——上午9时57分，要让方家的子孙永远学习周总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
（摘自《北京日报》）
中国丈夫称谓堕落史
最早时妻子称呼自己的丈夫“良人”。“良人”一词显示不出男女性别，妻子称自己的丈夫为“良人”；丈夫称自己的妻子亦为“良人”。从以后来就在“良”右边加“阝”，变成“郎”；在“良”左边加“女”，衍成“娘”。古人认为单音节词似乎太甜腻了，于是“郎”字后面加一个“君”字；在“娘”字后面加一个“子”字。“娘子”。（起先，“娘子”一词仅用青春妙龄的少女。大约到了唐代就成了妻子的称呼。）宋代宫庭中出现了“官家”一词，平民百姓中，于是有了“官人”这一称谓。在宋代，妻子也有称自己的丈夫“外人”的，再文雅点的就要称做“外子”。
“相公”比“官人”又进了一步，已经不仅是“官”，而且是最高的官“相”了。男人的家庭地位由此达到极盛。然而随着妇女解放运动的愈演愈烈。男人的地位也是每况愈下，从对丈夫的称呼中也可明显看出。
近代以来，也称“丈夫”为先生。用先生指代丈夫，文雅而又带有仰慕尊崇的意思。
“爱人”这一称谓最早见于新文学作品之中。但那时没有被广泛地用于对妻子或丈夫的称呼。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解放区一些受新文化运动熏陶的知识分子开始用“爱人”这一称谓。
新中国成立后提倡男女平等，不再使用如“屋里的”等有歧视色彩的称谓；而解放前在国统区使用的“先生”、“太太”、“小姐”，又显出“资产阶级”的色彩。于是“爱人”便被广泛地使用起来。但是，海外华人拒绝使用“爱人”称谓。一位朋友说，他去英国留学，每当他说起自己的妻子时，“我爱人”使得人家以为他在谈论“情人”。
目前最流行的叫法是老公。老公这词最初就是称呼太监的。这宦官吧，古代官名称为寺人、黄门、貂珰。民间则俗称老公。
（摘自《国家人文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