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余世存
残忍而卑怯的戴笠
□ 余世存
戴笠是一个曾让很多人闻名色变的人。在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他指挥的军统为国家搜集了大量的情报，并为政府除去了很多反叛者、颠覆者，为蒋介石除去了很多政敌。他被称为“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美国总统罗斯福曾向蒋介石提出要见到“中国的希姆莱——戴笠”。这是一个让人想起王朝政治时代东厂、西厂一类机构的鹰犬、爪牙。人们对这个军统特务头子的评价无外乎“间谍王”、流氓成性、“杀人魔王”，对此类人若不能除之以快，也应该敬而远之，以为此种人心狠手辣、残酷无情，不讲道德。大多数人甚至天真地以为自己跟戴笠们隔得很远，以为戴笠一类人是社会的极个别，是人群中的特例，是莫测其威仪心智的神秘者、非常人物。
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在戴笠们的身上，有一种进取精神。无论出身如何，他们知道要努力成才。这种成才，可以解读为胡适之说的，努力争取个人的自由；也可以解读为求功名富贵。总之，是要实现自己，成就自己。因此，他跟一般循规蹈矩的读书人不同，尽管他的成绩也很优秀，他却不守成规、嫖赌成性，一度被学校开除。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是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让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在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仍然事必躬亲。为了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抗战军兴，戴笠已位高权重，但他在淞沪之战中，白天忙于组织对日情报战，并竭力建立军统武装别动队(后来的忠义救国军)协助正规军作战；晚上，他亲自坐车从上海到南京，向蒋介石汇报战况和情报分析。那时南京到上海铁路已经不通，汽车也只能灭灯行驶，日军飞机不断轰炸扫射，时时如身临鬼门关，他却犯险如常。抗战后期，戴笠屡次化装深入日伪区，布置情治系统，检查工作。当时，日本人对他的人头悬赏金额，犹在对中共领袖悬赏之上。
因此，可以说戴笠是一个干才。戴笠谍报功绩的顶峰是上世纪40年代，其谍报网络在厦门鼓浪屿率先破译日本将袭击珍珠港的情报，并报美军海军部，但被美军一笑置之。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美军才意识到戴笠的厉害。乱世行权，何况抗战。在抗战中，特工工作的重要性也为一般人所理解，戴笠也开始为人们刮目相看。
一般人多注意他的狠毒狡猾、奢靡生活，却没有注意到他是提着脑袋做事。他的心路历程并没有什幺特异之处，只是身逢革命年代，他有着投机者的理想和革命者的献身。比如，淞沪抗战之前，国民党大员们在南京开会，休会的时候议论纷纷，戴笠很坚定地对其他人说，这次我们一定要打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问他，武器、经济都差得那幺远，拿什幺打呢?戴笠说：“哀兵必胜，猪吃饱了等人家过年，是等不来独立平等的。”这句话给其他国民党人震动很大，后来成了军统对于抗日的经典创见。
戴笠自己是人才，他也赏识人才。军统需要的是中国社会一流的青年，一流的技能以及一流的品质：比如正直、勇敢、大义等等。戴笠曾经屡次发文告诫下属：“不可用流氓”，“流氓只知招摇，用之未有不败也”等等。招收的人员越要求积极向上，其中有理想的青年，甚至隐性的共产党人或共产党同情者就越多。据沈醉回忆，军统局的正式在册人员和学员，在抗日战争中牺牲者就达一万八千人以上，而抗战结束时全部注册人员仅为四万五千余，死亡率高达40%，其他附属人员牺牲者更众。
戴笠读书不多，在他短命而辉煌的特工生涯中，他有着献身“党国”领袖的愚忠。也许蒋介石需要的，就是他那种“奴才中的人才”，或说“人才中的奴才”。在他自己的理解，可能是一种士为知己者用的赤胆忠心。为国为民的侠义精神在革命从权的时候，就一变而为忠于领袖的犬马之愚忠。他的座右铭是：“秉承领袖意志，体谅领袖苦心。”
这种成功，或忠孝，如此奇特地成就了文明眼里的罪行。说到底，这一类人，怀着成功名的用世之心，并非自己力挽狂澜地救世，而是躲在政权、领袖，某个人或某个机构的羽翼下，借助于专政的机器为所欲为，便宜行事。他们的忠已经超出了道德的范畴，只是某种工具或打手。他们自认为是人才，其实他们是人格永远立不起来的奴才。他们自认为是好男儿，但他们永远不会是有责任心有现代文明理性的男人。
他们总是以为乱世可以不循正道，独裁专断等等可以提高效率，秘密世界、特务工作可以抢夺、控制情报信息，这些非人性也不合于文明的逻辑，最终使他们自己丧失了人性。内心矛盾、人格分裂。
更可笑的是，他们也会把自己跟国家大是大非的语境联系起来思考，实则他们完全明了自己作为打手、工具的功能和价值，他们不仅习惯了残害生命而且乐此不疲，他们不知尊重生命为何物。
其实戴笠的内心是相当脆弱的，他起居神秘也仍睡不安稳，在临死前甚至哀叹自己不是死于毛泽东之手，就会死于蒋介石之手。
因此，可以说戴笠没有人格，他的内心是扭曲的、病态的、残忍又卑怯的。只是以戴笠之心眼生活的中国人还有很多，他们跟我们一道，决定了我们社会的文明进程和文明高低。
(摘自九州出版社《中国男：百年转型中国人的命运与抗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