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 树
恢复高考缘于座谈会一句“妄言”
□ 吴 树
今年是恢复高考40周年。当年的高考恢复，缘于邓小平主持的一次会议。
投石问路
1977年7月16日至21日，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是粉碎“四人帮”之后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中央全会，会上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定》。7月底，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分别接到一个内容相同的通知：邓小平同志要亲自主持召开一次“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要求他们从科学院系统和教育部所属大学各挑选15名科学家、学者入会。条件有三：第一，要有真才实学；第二，要有见识敢讲话，能说出东西来；第三，不能跟“四人帮”有关系。
这三条可让两位政府大员伤透了脑筋。“文革”十年，尽管知识分子的际遇不尽相同，但为了自保，有多少人没被“四人帮”染指?
难归难，任务还得完成。1977年8月4日，方毅、刘西尧和30多位科技教育战线的专家学者来到人民大会堂四川厅，他们大多数都是“文革”中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的人，头上还戴着这样那样的“反动帽子”。
这是一次名为科教座谈会、但实际意义将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重要会议，有意思的是会前大多数参会者对自己被弄到北京干什幺，却一无所知、心怀忐忑。
会议开始后，南开大学校长杨石先第一个发言。这位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化学教授，十年来一直辗转于大大小小的批斗会。他以惯用的语言开口就作检讨：“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改造好，今后还要继续好好改造。下工厂、下农村接受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再教育……”
邓小平一听皱起了眉头，回头看看方毅，方毅苦笑。当时，尽管邓小平鼓励大家畅所欲言，会议主持人也一再号召大家敞开思想发言，座谈会还是在压抑的气氛中开了两天。即便有人发言，大家也是挑些无关痛痒的场面话讲。
开山之战
会议一直务虚到第三天，才由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非常偶然地打破了沉闷。
在谈到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时，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何东昌说：“现在很多人小学毕业，补习8个月就上清华了，这能保证教学质量吗?”
邓小平一听，皱起眉头：“那样搞，就应当叫清华中学、清华小学，不能叫大学嘛!”
来自武汉大学的查全性教授经过一夜的反复考虑，准备好了一个发言提纲，听邓小平这幺一说，脑袋一胀，丢下准备好的提纲，突然作了一个在当时可谓是石破天惊的发言，使得邓小平寄予厚望的这次座谈会，免遭无功而散的窘境。
查教授慷慨陈词：“大学的招生工作是培养人才的第一个重要环节，它好比农业上的筛选良种。从武汉大学5年招生的情况看，按照‘十六字’方针招收的工农兵大学生文化基础相差悬殊，质量没有保证。所谓‘十六字’方针，‘自愿报名，基层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都是骗人的，实际就是四个字，‘领导批准’!”
查全性的发言让邓小平精神一震，紧锁的眉头稍许展开，他从沙发上直起身子，深深地吸了一口烟，鼓励道：“查教授，你说，接着往下讲!”并且提示所有与会者说：“你们大家都注意听听他的意见，这个建议很重要哩!”
受到鼓励的查教授越说越激动，他痛批当时的招生制度：“广大群众包括大学里的教师，对‘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这‘十六字’方针非常不满，他们说，‘解放前上大学靠钱，解放后上大学靠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现在上大学靠权!’学生们也说，‘学好数理化，不如有个好爸爸!’因此，‘十六字’方针不推倒，招生质量得不到保证，‘走后门’不正之风不刹住，党风就无法端正!‘读书无用’的社会风气就不可能扭转!所以，我建议恢复高考，今年能办的事情就不拖到明年!”
这一段简短发言，在今天听起来平平淡淡、不显波澜，但在当时却要冒很大的政治风险。与会者面面相觑，再次惶恐不安地将目光投向邓小平，会场再次陷入短暂的静默。
接着，会场上突然响起邓小平孤独的掌声。一直担心冷场的方毅、担心违背“凡是派”意旨的刘西尧也心事重重地跟着鼓掌。这时候，与会者才暂时将余悸搁置一旁，跟着三位领导鼓起掌来。
“今年就改”
接下去，发言才开始踊跃起来，其他与会者也纷纷指出推荐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的各种弊病，赞同恢复高考。
邓小平不失时机地追问刘西尧：“既然大家都觉得应当恢复高考，今年恐怕来不及了吧?”
刘西尧正在盘算，查全性抢着插话：“还来得及!现在还没有正式招生，所以至少下决定还来得及。假如晚一年纠正，就多了几十万不合格的大学生啊!”
刘西尧坐在邓小平的边上，中间隔了一个座位。邓小平扭头用浓重的四川话又重复问了一遍：“你说来不来得及嘛?”
刘西尧想了想说：“假如推迟开学，还来得及……”
邓小平果断地一挥手：“那就赶紧追回来嘛。今年就改，看准了的，不能等，不能再耽误一代人，重新再召开一次招生会议，今年就要下决心恢复高考。”
1977年8月8日，一次差点走过场的科教座谈会，在邓小平掷地有声的讲话中落下了帷幕。
(摘自《老年生活报》201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