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金波
2018年3月19日，“苏丹”被实施了“安乐死”。作为“70后”同龄者，我的遗憾不言而喻。
“苏丹”生于1973年，属牛，事实上它就是一头犀牛。确切地说，是人类所知的最后一头生于野生环境的雄性北方白犀牛。
选择“安乐死”纯属无奈。过去一年，“苏丹”饱受病痛折磨，人类提供的各种治疗均无法缓解它的痛苦。
犀牛作为最古老的物种之一，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超过5000万年，现代犀牛在地球上生存了1500万年。然而，过去四十年，世界失去了90%的犀牛，目前仅有的5种野生犀牛都面临生存困境。
“苏丹”不是最后一头北方白犀牛。两头雌性北方白犀牛，Najin和Fatu，现今成为这个世界上仅有的两头北方白犀牛。过去若干年里，人类尝试了各种技术，让这对犀牛母女受孕。一头又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相继离世，北方白犀牛产下新幼体的概率越来越渺茫，直到“苏丹”被安乐死。
从北方白犀牛这个亚种的存续角度，最后两头雌性北方白犀牛的存在几乎没有意义，无异“行尸走肉”。对于Najin和Fatu这两头雌性北方白犀牛来说，这个春天比以往更加寂静，同类的声音将仅来自彼此，且终将堕入无边的孤独与喑哑。
一个种群若没有了雄性的因子，便虽生犹死，即便是如犀牛这般壮硕的族类。
犀牛曾经是非洲和亚洲大陆最为繁盛的大型动物之一。但面对不可抗的人类偷猎者暴力，面对人类活动的挤迫，总数曾达数十万只的白犀牛，终不免齐齐解甲，彻底雌伏。最后一头雄性北方白犀牛，不是死于“安乐”，而是死于“恐惧”。
这一切额外的抒发，不过依旧是人类的感触。然而说到底，包括犀牛在内，一切自然之物的生存或死亡，它们的爆发或是湮灭，如果没有人类的眼睛与心灵映射，又何谈美好快乐，丑恶悲伤?自有人类以来，一切与动物相关的杀戮或保护，又有哪一样不与人类本身内部的崩塌重建息息相关?
现代人类社会对于野生生物的保护意识，是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产物，某种程度上，是这些社会“人”的权利的扩张外延。它不仅仅是“保护动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的逻辑推演。必须要有更加形而上的伦理格局，才能支撑住对大多数野生物种的保护，特别是在付出相当大保护成本的情况下。
对野生生物的保护，不仅需要自觉的意愿，也需要能力。北方白犀牛曾经广泛分布于非洲中部的乍得、苏丹、南苏丹和刚果民主共和国等地。盗猎和栖息地丧失被认为是导致上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之间大量北方白犀消失的原因，但不能不承认，这些国家的政府治理能力，相对效率更低。社会治理失效，既会造成保护管理的松弛致使偷猎猖獗，也会使保护成本变得更难以接受。
理论上，北方白犀牛作为一个物种，仍然存在一线生机。最容易想到的是把之前储存起来的北方白犀牛精子，与Najin和Fatu的卵子结合，再植入另一个白犀牛亚种——南方白犀牛的子宫。然而，这项代孕技术从未被运用在犀牛身上，失败风险很大，而且“费用预计高达900万美元”。这对大部分非洲国家，都是一个沉重负担。
号称2018年度最美科幻恐怖电影《湮灭》(将于4月在中国上映)里，在令人恐怖的强力操控下，生物圈中所有的基因都互相折射、影响，每一种美丽和进步都在全息地笼罩一切，每一种丑恶和倒退也都全息地浸润一切。参与其中的每个物种每个基因，都无法洗脱原罪。
人类强力笼罩下的北方白犀牛，正是在《湮灭》的背景下迎来“湮灭”。如果说在古代社会，一些野生动物的灭绝还不能完全归咎于人类，那幺，在现代，在相关保护观念已经随着全球化愈发普世的前提下，任何一个物种的溃败，很可能就说明了一个国家的失败。甚至可以说，某种意义上，对任何一个物种的杀戮，每个活着而无力阻止的人类，都将分担罪行和耻辱。
白犀牛并不是白色，而是蓝灰色。一头蓝灰色的白犀牛在这个寂静的春天死于安乐或死于恐惧，对它而言，一个时代真正结束，而更多的灰色犀牛在前方汹汹而至。这已不是什幺隐喻。一种犀牛的命运，势必纠缠于人类。破坏与拯救的力量胶结，他们共同命运的不确定性，从未如今天这样明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