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彭晓玲
10岁时，瑞士籍英国小男孩阿尔弗雷德·波斯哈特听了一位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介绍，被遥远的东方吸引，萌发了要去中国的念头。1922年，波斯哈特受英国教会派遣，和妻子罗斯来到中国。在上海学习中文时，一位老先生根据波斯哈特的英文名发音，为他取了中文姓“薄”，名来源于《论语》中的“克己复礼”。随后，夫妻俩一起在贵州境内镇远一带传教。
1934年8月，薄复礼和妻子一起离开贵州镇远，前往黔西安顺另一位传教士的教区。彼时一心传教的薄复礼并不知道，几乎与此同时，中国红军正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1934年8月，红六军团撤离湘赣苏区，到湘中发展游击战争。10月，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开始长征。
10月1日，结束宗教活动的薄复礼夫妇打算回镇远。途经旧州时，在一个距离预定过夜的小山村只有一里多远的山顶，灌木丛中突然冲出一群人，薄复礼和红六军团就这样离奇相遇。薄复礼记得，对方衣服颜色很杂乱，但戴着相同的帽子和佩戴着红色标志。刚开始他们还以为遇到了强盗，到了山下村里，看清墙上标语后，才明白遇到了共产党。
薄复礼回忆录中提到的女红军、时任红六军团保卫局党总支书记的戚元德后来回忆，当时在贵州很多外国传教士都支持国民党，说红军是“土匪流寇”“红祸”，每到一处，就号召教友与红军为敌。因此，抓到教会骨干成员都要甄别审讯，没问题的放，有问题的都以帝国主义间谍罪处以徒刑和罚款。1934年10月3日，也就是红军攻克旧州的次日，罗斯以及旧州教堂传教士海曼的夫人和孩子就被释放了。
“坦率地讲，这时我们仍扣留他们两人的主要原因是从军事需要的角度来考虑的。”1990年，时任红六军团长的萧克将军谈起当年扣留薄复礼和另一位传教士海曼的原因时说。红六军团西征以来，转战50多天，又是暑天行军，部队伤病员越来越多，但苦于无药医治。他们知道传教士有办法获得医药，于是，提出释放条件是给红军提供一定数量的药品或经费。
薄复礼由此被动卷入红军长征。1934年10月2日，红军占领旧州的当晚，在教堂里发现一张约1平米大小的法文版贵州地图。当时红军对贵州地形不熟，用的贵州地图来自于中学课本，很小，也没有战术价值。得到这张地图后，萧克提出请薄复礼帮忙翻译。薄复礼不仅把图上所有的道路、村镇的名字翻译了过来，还提供了很多信息，萧克说，与薄复礼的这次接触，改变了他对西方传教士的看法。
长达18个月的长征途中，薄复礼对红军的印象同样也发生改变。尽管被当成“帝国主义间谍”，但红军对他一直很照顾。被扣留当晚，罗斯睡木板做成的床，薄复礼睡躺椅，同在一屋的红军战士却直接睡在潮湿的泥地上。在红军战士经常食不果腹的情况下，还给他提供加糖的米粥，甚至买到十分稀罕的咖啡、黄油。
不过，薄复礼的回忆录在英国出版时，迫于当时国内外反共舆论的影响，里面也有意无意会加些贬低红军和共产党的“猛料”。比如书中提到，转战途中红六军团曾与江西来的“刘主席”会合，这位“刘主席”很有可能是时任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的刘启耀。薄复礼说“他讲话时的表情似乎很严厉，样子很凶”，几个月后再也没有见到他，薄复礼很好奇，向卫兵打听时有人说，“刘主席”被处决了，因为发现他是反革命。但刘启耀是1946年在家乡因病去世的。当时的“消失”，很可能是秘密返回白区的托词。类似的描述在书中出现了好多次。但很多所谓“处决”薄复礼都非亲眼所见，只是听说或是对某人“消失”所作的判断。
1936年4月，刚刚回到昆明的薄复礼，躺在病床上做口述，完成了这次离奇经历的记录。8月，当红二、六军团还在长征途中时，这份直译为“抑制之手”的英文书稿就交到伦敦一家出版公司，出版后一时洛阳纸贵。
被红军释放后，薄复礼在昆明休养了一段时间就回到欧洲。1939年，他又到贵州盘县传教，罗斯在盘县内地会医疗室行医。解放前夕，他们还在当地办了一所小学。盘县解放初期，薄复礼帮助救治过许多解放军伤病员。罗斯在当地推广新式接生，常常一天要帮忙接生三四个新生儿。直到1990年研究者走访时，认识罗斯的盘县人还依然尊称她为“薄师母”。
薄复礼这个中文名字使用了30年，直到1952年被迫离开。他也是最后一个离开贵州回国的外国人。在回忆录中，薄复礼曾称18个月的长征是他一生中最神奇的经历。出身着名奢侈品牌瑞士伯爵表家族，薄复礼的妻子罗斯家境非常富裕，夫妻俩原本应该在西方过着上流社会的生活，但他们向往到神秘的东方来传教，成为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者。薄复礼晚年评价自己一生时，他自认为人同其名，“不自私自利，以儒家约束自己并克己复礼为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