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 品

谢觉哉

“延安五老”之一的谢觉哉是我国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也是新中国巨变与辉煌的见证者。他和夫人王定国更是儿子谢飘“要用一生阅读的书”。

父亲教会如何做事

1939年，谢飘出生于兰州八路军办事处。他出生时，父亲在陇东地区调节国共冲突，随后去了延安。在他一个月大时，周恩来从苏联治疗胳膊返回，王定国带着他和姐姐，跟着周恩来的车到了延安。

1947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时，谢飘正上小学二年级。当时大部分中央单位从延安撤退，他说：“我和父母过黄河到了山西临县，在临县的后甘泉村生活了一年。”1948年，中央转移到石家庄平山西柏坡，谢飘又开始跟着学校行军了大半年，说起那段经历，他印象深刻：“那时住的地方是大棚子，到了一个地方安顿下来，就地找两个大土坯摞起来，上面放一个木板，所有的孩子开始上课，等到吃饭的时候，把木板翻个面，吃完饭再反过来念书。”这样的行军生活一直到1949年，谢飘被父母接回平山，再之后跟着他们一起进京。

据谢飘回忆，1951年，八一学校搬到海淀区圆明园，1953年他进入一零一中学读书。和同学们一样住校，他每个星期六下午回家。父亲从来不会送他们去学校，有一段时间，他们回学校偷懒，想搭父亲的车，就动员他到颐和园去玩，连续磨了好几个星期，终于说通了，“爸爸说了句‘知道你们想什幺’，让警卫员去安排了，车都开出来了，他也走到车门口了，警卫员告诉他，已经和颐和园管理局联系了，中午到玉澜堂休息，康生也在那儿。老爷子听了康生两个字后，扭头就回去了，不去了!”

谢飘说，父亲对他最大的影响是教会他如何做事。“小时候我对爸爸最大的印象是他总在那儿不停地写东西。”作为着名的法学家和人民司法制度的奠基者，谢觉哉起草了大量法律文书。1933～1934年期间，他担任毛泽东秘书，主持起草了中国红色革命政权最早的《劳动法》《土地法》《婚姻条例》等一系列法例。在谢飘随父母居住在临县的那一年里，为迎接新中国成立，谢觉哉牵头起草了《宪法》《民法》《刑法》和《土地改革法》等草案。

谢飘说，父亲对职位看得很淡，他说我不在乎这些，我只为做事，不为做官。“我出生时爸爸已经老了，他给我写过一首诗，有两句是这样的：长成如有用，得子不嫌迟。1969年，我从部队复员，一下子从军官一撸到底成了一名普通工人，我心里不服。那个时候，他跟我解释这首诗的含义，我问他什幺是有用，他说有用不是要你当官，而是要你做一两件对人民有益的事，做一个有用的人。反正你大学也毕业了，专业不对就重新学嘛!”父亲的一席话让他情绪不再低迷。

母亲教导怎幺做人

“爸爸教给我的是怎幺做事，妈妈教给我的是怎幺做人。”谢飘说，母亲是一个特别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原来我们家住在机关大院里，自从搬到独门独院之后，组织上给我们家安排了警卫班，有人专门守在门口，我妈妈对这特别反感。”1971年6月15日，谢觉哉去世，按规定遗属可以继续住原来的房子。王定国却主动找到组织：“我不是遗属，我有自己的工作，我是什幺级别就住什幺房子!”随即遣散秘书，退掉司机，搬出了带院子的大房子。

住进公寓楼以后，警卫没了，来找王定国的人更多了，找她帮忙打官司的、生活困难寻求帮助的、翻历史旧案的……“电梯师傅开玩笑说，这电梯就是给你们家开的。亲戚朋友有困难的一定帮助，不认识的人她也不拒绝”。

谢飘说，母亲在80年代初期曾把父亲的传记、日记、文集、诗集等一一出版。整理完这些之后，母亲对他们说：“你们的事，我不管了，孩子自己带吧，这辈子我带孩子带伤了。我要去做我自己的事了。”

王定国的“自己事”其实没有一件是为自己。

1983年，王定国听说河西走廊还有当年和她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时，心情非常激动，她决定自费去寻找他们。这一年，她已经71岁高龄。历经两个月时间，行程上千公里，她先后找到了陈淑娥、姚子珍等数十位红西路军老战士，返回北京后给中央写了考察报告，上下呼吁多方奔走，用了将近三年时间，最终恢复了上千人的名誉和生活待遇。

2004年，91岁的王定国踏上了重走长征路的行程。组建中国长城学会、中国文物学会、全国绿化促进会，开始新的绿色长征，担任中国关心下一代委员会顾问……王定国的事业一直没有停歇，一路走来，她成就了很多对于她年龄来说的奇迹。

一个家庭就像一瓣蒜

2015年，《谢觉哉家书》出版，这本书收集了谢觉哉给家人的91封信件，最早的于1921年寄出，最晚的是他1963年中风后，用左手艰难书写的。家书的收集整理工作由谢飘的弟弟、北京电影学院教授、着名电影导演谢飞完成。

家书的一部分是写给湖南的家庭，一部分是给王定国和谢飘、谢飞等孩子们的，大概有几十封，还有谢觉哉50年代与家乡县长的十多封信。谢觉哉写给湖南的家信，很多主题都是劝阻子孙辈进京找工作，他在家书中这样写道：“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穷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

对此，谢飘回忆说：“那时老家有很多人想找他走后门，他都不干，他说你要来北京当官，我就回家种地去。他还告诉老家人，要安心在农村生产，别人能生活，你们怎幺不能生活?”写给家乡干部的信里，谢觉哉要他们如实反映县里的情况，他还特别让干部告诉家里的老百姓，可以给他写信，他愿意和群众通信。谢飘说，父母一直把自己看做普通的老百姓，以身作则，并影响着他的一生。“爸爸一直说的是我们的生活比老百姓强多了，要知足”。

年轻时，谢飘曾对父母的一些话不太理解，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无论是考学、当兵、提干，任何一个阶段，母亲都没为他说过一句话，却为很多人写过推荐信。“直到过了很长时间，我才慢慢读懂母亲”。

谢飘说，今年他80岁了，母亲107岁，他无疑是非常幸福的。“一个家庭就像一瓣蒜，妈妈就像蒜衣，有妈妈在的时候，一瓣瓣蒜就永远被包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