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石 耘
1950 年1 月1 日重庆各界人民庆祝解放后的首个“元旦节”暨四川解放
早在1949 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即开始着手解决西藏问题，并制定了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尽管局势千变万化，但经过一系列“劝和”努力，最终基本实现了和平解放西藏的目标。
以志清法师为首的劝和代表
志清法师，原法号密悟法师，俗名霍履庸，汉族，河北省井陉县天长镇人，1904 年出生。幼年随大勇法师（四川人）入藏求法，先在康定安雀寺学习藏语和入藏礼仪，后到拉萨哲蚌寺拜师学经10 余年，成绩优异，考取了黄教“拉然巴格西”学位，达赖专门宴请密悟并赠镶金僧靴。自此，密悟法师在西藏佛教界受到特别尊重，被认为是来历不明佛爷的转世，与西藏佛教界上层人士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46 年，密悟法师离开拉萨返回成都，因其为藏传佛教中少有的考取“格西”学位的汉族僧人，所以受到四川佛教界的广泛欢迎和格外敬重。1948 年左右，法师与中共地下党员熊子俊相识。熊子俊是成都成华大学文学院院长，是中原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的同学，他劝法师留在四川等待解放，为将来解放西藏出力。
1949 年底四川解放，刘伯承司令员担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熊子俊任军政委员会副秘书长，随即介绍密悟法师到重庆会见刘伯承。刘伯承详细听取了密悟法师对西藏情况的介绍。法师对西南局进军西藏、解放西藏提出了积极的建议：“解决藏事，应以团结达赖为主，因彼在政教两方面具有权威，可统一全藏，人心不致分离。”“崇尚佛教，尊重达赖，设法让达赖喇嘛入京参观内地之建设与政治，使其成为改革藏政的动力。”“对藏用兵须以优势兵力，渗透包围，先夺其气，然后纵而诱敌，结以恩信，不必实际攻击，可使就范。进至藏边，再与达赖及其首要反复周旋，恳切劝说，则藏事兵不血刃而定。平藏必先平康，西康改革良好，影响所及西藏，传檄可定”等等。刘伯承遂动员法师赴西藏为和平解放做劝和工作，他当场应允，并推荐成华大学文学院哲学教授贾题韬居士随行。贾题韬精通藏语，且对佛学有很深研究，常听密悟法师讲经，两人关系非常密切，因而被密悟法师推荐同往。
1950 年4 月13 日，密悟法师、贾题韬等5 人组成的劝和代表团从成都出发。因情况险恶，为安全起见，密悟法师化名志清法师。志清法师一行，先随徐谈庐部长率领的解放军18 军统一战线工作部来到西康省省会雅安，而后继续前进，于4 月28 日抵达康定。在这里，同行的阿旺嘉措留了下来（后来担任甘孜藏族自治州政府副主席），志清法师的一个徒弟也留下，剩下3 人继续西进。当他们前行到甘孜金沙江边时，由于西藏方面戒备森严，他们没有马牌（即通行证）不能过江。为此，法师想方设法，动员甘孜大金寺管家江巴龙珠过金沙江同藏方联系，但依旧难以通过，于是滞留德格数月，8 月才进至西藏昌都地区东北部的江达县岗托镇。10 月解放军解放昌都后，法师乃动身向昌都进发，出发前还动员德格土司支援解放军和前往昌都参加解放军召集的会议。
志清法师到达昌都后，由于西藏当局不准其通行，沿途经常受阻，但法师不惧艰险，出生入死，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在1951 年8 月先于解放大军一个月进入拉萨，这时《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简称《十七条协议》）已经签署。法师在进藏路上和进入拉萨后，频频接触各界上层人士，宣传党中央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政策，宣传《十七条协议》，说服他们欢迎解放军的到来，协助解放军解决进军中的困难；动员沿途及拉萨贵族、寺院筹集粮食、准备住房支援解放军，为和平解放西藏作出了重要贡献。西藏和平解放后，法师在西藏留了下来，一方面为团结西藏各界各层人士继续进行工作；另一方面组织翻译藏传佛教主要经典，以推进汉藏佛教文化交流，为稳定和巩固西藏形势起到了积极作用。邓小平称赞他是“反帝欲汉藏两族和睦而爱国佛教者”，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密悟法师
格达活佛为劝和而牺牲
格达活佛，法名洛桑丹增·扎巴塔耶，1902 年出生于四川甘孜白利乡德西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7 岁时被选定为白利寺的活佛，17 岁时去拉萨学习佛经，8 年后获得“格西”学位。1935 年底至1936 年8 月，长征红军在甘孜组织“博巴政府”期间，格达任博巴（博巴意为“藏人”）政府副主席，他积极组织藏族群众支援红军，白利寺一次即支援红军青稞134 石、豌豆22 石。红军所打收据，格达活佛妥为保存，留作纪念。朱德总司令曾住过白利寺，并向格达活佛赠送过照片，这张照片格达活佛一直留在身边珍藏。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还令人贴出布告，命令保护白利寺。1936 年，红军长征北上后留下二三百名伤病员，格达活佛组织群众多方保护，并联系各地寺庙分散安置掩护伤病员，才使这些伤病员免遭国民党杀害。抗日战争期间，有人给他送来了一张“山西八路军奋战图”，他视若珍宝，一直挂在经堂里。
1949 年9 月西康尚未解放，格达便秘密派代表绕道穿过国民党的封锁线，经青海到北京，向毛泽东主席致意。12 月9 日，西康和平解放，格达在甘孜召开了有3000 多人参加的大会，并派人带礼品到康定欢迎解放军。1949 年底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后，格达任委员，后又兼西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和康定军管会副主任。
格达活佛
电视剧《格达活佛》剧照中朱德与格达活佛亲密交谈的情景
1950 年5 月5 日，格达活佛致电朱德总司令和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刘伯承，要求入藏劝和。格达活佛与西藏噶厦摄政达扎·阿旺松绕是师徒关系，在西藏上层僧人中有比较广泛的联系和较好的人际关系，因此，具有一定的劝和工作基础。恰逢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即将于6 月14 日召开，朱德总司令考虑请格达活佛作为特邀代表先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一可见面叙旧，二可使其更好掌握中央有关和平解放西藏的政策。格达表示：“我真怀念朱总司令，当年朱总司令与我告别时讲过，红军15 年左右就会回来的。果然，时隔14 年你们就回来了。朱总司令真是神人，他的预言实现了。我真想马上见到他，也很想到北京看看。可是，为了西藏早日解放，现在顾不上了。等西藏实现和平解放以后，我再到北京晋见毛主席、朱总司令。请转报朱总司令，我意已决，先赴拉萨完成和谈使命。”
格达活佛于6 月2 日复电朱德总司令转告全国政协会议：“大会6 月14 日在京召开，达以公务羁身，交通阻隔，殊难亲临参加，实为遗憾，谨以热忱祝大会成功。西藏地处边疆，首当国防要冲，百余年来即为帝国主义所垂涎，值当全国即将完全解放，为建设国防，完成统一富强之新中国，则西藏问题之解决，实为当前刻不容缓之急务。至于一般具体方针，如团结少数民族、信教自由等，中央早于《共同纲领》中有明确之规定，此亦为我藏族人民所竭诚拥护者。……窃意西藏问题之解决，应以和平为主。我出身甘丹寺，因与摄政达扎以下三大寺（即色拉寺、哲蚌寺和甘丹寺）和群众中皆有工作基础，亦为今后开展工作的有利条件。”该电还建议“保留班禅与达赖的地位”“保留西藏贵族生命财产之安全”“积极培养组织广大的群众，以达到孤立少数亲英贵族”等。
1950 年7 月10 日，格达活佛亲携西南军政委员会写给达赖的劝和信件，率领管家和僧俗代表多人一路打着红旗，由白利寺出发，于7 月24 日到达昌都，借住在霍娃仓·松桑家里。因格达与昌都总管拉鲁·次旺多吉早就熟悉，故抵达当天就会见了拉鲁，向他转述了解放军委托自己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的和谈3条原则：一、承认西藏是中国领土；二、边防由解放军驻守；三、西藏地方政府要同帝国主义断绝一切联系。除此之外的所有事务，均可暂由西藏地方政府自行处理。
拉鲁把格达带来的《和平谈判基础十条》、“和谈三原则”及劝和信件，用电报摘要向噶厦政府作了报告，并请示如何处理。噶厦先回电说：“和谈事关重大，要在全藏扩大会议上进行讨论，然后才能决定。”结果在会上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就这样拖延了半个多月，格达心急如焚，便再次找到拉鲁，请求赶快答复，否则要亲去拉萨面见达赖喇嘛和噶厦摄政陈述。拉鲁将此事电告了噶厦，回电说：“请转告格达活佛，现在正在开会，尚未作出决定，待决定一作出马上告诉他。他不宜来拉萨，也不要回去，请他暂时住在昌都。”拉鲁接此回电后，即将格达活佛软禁在昌都。
格达活佛虽多次要求通过拉鲁的电台给达赖发报，均遭拒绝。迫不得已，格达活佛便利用就近与群众、僧侣接触之机，宣传中央人民政府政策，并列举所见所闻的事实，证明人民政府和解放军如何尊重宗教自由，保护喇嘛寺庙，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帮助人民改善生活等；同时也宣传了中央人民政府维护西藏现行各种政治制度和一切改革事宜均由西藏人民及西藏领导人员采取协商方式解决的政策，并劝说喇嘛寺及头人、民兵不与人民解放军为敌，汉藏人民必须紧密团结。活佛的这些宣传，深得广大藏族人民及喇嘛寺僧人的拥护，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则恨之入骨。8 月13 日，当格达活佛前去拜访西藏地方政府驻昌都总管府的电台台长、英国人福特（实为英国特务）时，被福特在酥油茶中下毒，格达饮后即觉不适。福特在谈话中逼迫活佛承认共产党是要毁灭宗教的，是不允许宗教生存的。格达坚定地回答说：“我只知道共产党主张民族区域自治，保护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少数民族风俗习惯，十几年前就是如此。”福特气急败坏之下，命人严密监视格达活佛的行动，并以治病为名，于8 月21 日又给格达服用掺有慢性毒药的汤剂药，活佛病情愈发严重。格达活佛临终前对其属下说：“我死也不回，但求到拉萨一见达赖活佛。”话毕即于8月22日圆寂，死后全身发黑，皮肤一触即落，惨不忍睹。为消灭罪证，福特和西藏噶厦政府将格达尸体焚毁，将其随行人员押送拉萨。
1950 年10 月24 日，昌都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在局势稍安定后，便在11 月中旬，在昌都为格达活佛举行了盛大的追悼会，解放军官兵及僧俗各界人士1000 多人参加了大会。11 月下旬，在格达活佛主持的甘孜地区白利寺，按照当地藏族和佛教习俗为其举行了追悼会，人民解放军和广大僧俗民众、各寺院住持近千人参加了大会。18 军联络部部长乐于泓致悼词，指出：“格达活佛为了祖国的统一和西藏人民的利益，以豪迈的革命精神，不辞艰难，前往西藏。他以忠诚对待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可是他们不以为德，不仅阻止他进藏，甚至勾结英帝特务福特将他用毒药害死。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支援解放军早日进藏。”1950 年12 月4 日，新华社也报道了格达活佛遇害的情况，表达了对活佛的哀悼和对英帝国主义分子的愤慨。
格达活佛为祖国的统一和民族的幸福光荣献身，他是藏族人民和佛教僧人的英雄。
青海寺庙代表赴藏劝和
早在1950 年2 月25 日，中共中央在致电西北局的指示中就指出：“我军进军西藏的计划是坚定不移的，但可采取一切方法与达赖集团进行和平谈判。西北局如有适当之人选能派往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劝说工作，亦应设法派去。据悉达赖喇嘛的长兄现在西北，望西北局调查是否可能派去。”
解放前夕的拉萨景象
西北局和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根据中央指示，责成青海省委组织青海各寺院有一定影响的大德高僧赴拉萨向达赖喇嘛开展劝和工作。青海省民委和统战部立即开展组织动员工作，组成了以十四世达赖喇嘛长兄湟中县塔尔寺当才·土登晋美诺布活佛为团长，黄南藏族自治州同仁县隆务寺夏日仓·呼图克图活佛、大通县的先灵活佛为副团长，夏日仓的弟弟、同仁县县长格桑加措为秘书长，青海省联络处科长迟玉锐为秘书，青海省联络处干部、迟玉锐的爱人程广惠为机要员，同仁县人民政府报务员李敏为报务员，何永德任藏语翻译兼摇机员的青海寺庙赴藏劝和团，并配备15 瓦的电台1 部，以便进行通讯联系。
当才、夏日仓、先灵3 位活佛于1950 年5 月1日集中西宁后，省委书记张仲良便向西北局和彭德怀报告：“拟去西藏进行劝和工作的夏日仓、当才、先灵3 位活佛等已于今日到达西宁。夏日仓活佛表现最为积极，在西藏各方面的关系也较多。拟以青海藏族代表团名义，持我省政府主席函赴藏，并携带西北局上报中央的6 条和平谈判条件前往。这6 条意见代表团的同志都表示同意，并提出从西宁赴藏时要秘密出发，不作宣传报道，以利进藏。”西北局复电青海省委：“代表团应以‘劝和代表团’为好，谈判方针应按中央批准西南局的10 条为准。”
青海省委根据西北局的指示，积极帮助3 位活佛和代表团的成员进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党对西藏的十条方针政策等文件的学习，并制定了严格依据十条原则进行劝和宣传；不接见新闻记者；对内遇事协商，对外态度一致；站稳人民立场，不因反动分子、帝国主义侵略者或亲友的威胁、利诱而软化所动摇；保守国家秘密和代表团内部秘密，等等，作为代表团具体的行动准则。同时，购置乘骑驮畜，配备自卫枪支以及路途中所需的物资。经过两个多月的充分准备，劝和代表团于7 月中旬离开西宁踏上征程。临行前，青海省委设宴为劝和代表团送行，省委领导勉励大家要不辞劳苦、不畏艰险、团结合作，为西藏的和平解放贡献力量。
西北局、青海省委及各族人民对劝和代表团抱有很大的期望，希望他们能够劝说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同中央进行和平谈判，使西藏早日和平解放。不料，代表团在中途就起了变化。3 位活佛的政治态度不同，去西藏的目的及其表现也都各异。身为团长的当才活佛，受到政府、人民的信任和重托，且有同达赖是亲兄弟的有利条件，理应为西藏的和平解放事业贡献一份力量，但他却隐瞒了自己的政治观点，骗取了党和政府的信任，表面上同意劝和，实则早有叛逃外国的念头，这次去西藏恰好成为他实现这一图谋的良机。一路上，他处处进行干扰破坏，甚至想甩掉大家，单独行动，越是靠近西藏，其离心倾向就越发明显。先灵活佛则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一心想借此机会到拉萨实现其长期以来的朝佛拜圣心愿，对政治不感兴趣，惧怕风险。唯独夏日仓活佛和他的弟弟格桑加措对完成劝和使命积极热心，意志坚定，一心想献出全部力量。
迟玉锐、程广惠、李敏和何永德4 人是西北局和青海省委派去协助完成这次劝和使命的。他们的任务是掌握谈判策略，协助代表团发挥作用，但不能公开露面。
代表团从柴达木盆地出发后便渐渐踏上了漫无边际的青藏高原，一路上既见不到村庄，又很少看到人烟，只见一片望不到边的荒漠，每天只能走四五十里路，看到水草茂盛的地方，便停下放食一下牲口或者干脆露营。3 位活佛都有佣人还好一些，迟玉锐他们带了8 匹骡马和8 头牦牛，每到一地，都要亲自动手装卸驮子、搭帐篷、捡牛粪、放牧牲口、架电台联络。他们把保持电台的畅通看得比生命还重要，既要把代表团的情况及时报告上去，又需要及时得到上级的指示。为此，有时忙得吃不上饭、睡不好觉。
1951 年5 月23 日，《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
事情随时都在发生变化，当才活佛不仅早已暗中派人给达赖和西藏地方政府送去密函，告知劝和代表团正在赴拉萨的途中，而且有意经常和迟玉锐等人相距半天到一天的路程，设法把他们甩掉。当代表团走到可可西里大草原时，有人竟趁高原每天下午刮大风之际，把迟玉锐等人的马匹放跑了，欲置他们于绝境。当才活佛则趁机幸灾乐祸地嘲弄说：“这一下你们可去不成拉萨了吧？”迟玉锐坚定地回答说：“我们总会有办法，非到达拉萨不可!”夏日仓活佛和弟弟格桑加措积极派人四处找马，并亲自访问当地牧民群众，打听是否见到丢失的马匹。经过一个多星期的努力，最后用200 发步枪子弹，终于把马匹从群众手中换了回来，才得以继续前进。
西藏上层反动集团为了抵挡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早在1950 年七八月间就谋划把藏军第二、六代本（代本相当于一个小团，500～1000 人不等）调到那曲地区驻防，又动员了当地的民兵配合。西藏地方政府还特别派遣噶伦（即大臣）饶喀厦为那曲总负责，以加强藏北总管四品官土登桑布的工作。10 月14 日，劝和代表团到达西藏东北部的聂荣地区（今属那曲地区），当地头人乘骑向驻守那曲的藏北总管作了报告。噶伦饶喀厦便指派土登桑布带六品官旦甲和藏军连长白马贡桑以及25 名藏兵前去处理。他们到了聂荣的夏曲卡地方，远远地看到有七八十顶帐篷，可以住三四百人。土登桑布看到这个阵势，以为都是共产党的军队，他自己只带了25 名藏兵，很难与之对抗，心里很害怕，便让旦甲和白马贡桑前去了解情况。旦甲二人到夏曲卡一了解，原来这里住着三部分人：一是由当才活佛率领的劝和代表团；二是由青海来朝佛的藏族香客和商人；三是由新疆逃来的乌斯满部属散匪。后两批人均带有枪支。土登桑布随即将情况报告拉萨噶厦政府。噶厦政府据此制定了一套分化瓦解劝和代表团的计划。
劝和代表团到达聂荣地区后，发现噶厦政府很快派来了官员，认为这下就可以和西藏当局进行接触了，大家都非常高兴。谁知当即遭到藏军官兵的拦阻，并且宣布凡是到拉萨去的人，必须将所带电台和武器进行登记，企图没收代表团的电台和枪支。迟玉锐当即发报请示，上级电示：“为了表示我们对和谈的诚意，同意将电台和武器交给西藏地方政府，但必须得到允许代表团去拉萨和保护其安全的承诺。”迟玉锐遵照上级指示精神，把给达赖喇嘛和摄政达扎的信件交由土登桑布转交，并将昌都解放的消息也告诉了他们，请他们一并报告噶厦政府。
饶喀厦一面与当才活佛进行频繁来往，一面通知代表团说：“噶厦政府允许你们去拉萨。但因路途人烟稀少，无处食宿，须分作两批走。3 位活佛和随员先走，第三天你们再走。”迟玉锐感到其中有诈，便请示代表团团长当才活佛：“噶厦政府把代表团这样分开，我们怎幺工作？”当才活佛支吾着说：“我们先走一步，你们随后就会来的。”迟玉锐找夏日仓活佛和格桑加措商量后决定，如果噶厦政府把代表团拆散，由夏日仓活佛在拉萨继续完成劝和任务，并与迟玉锐等人主动保持秘密联系。事情果然不出所料，3位活佛离开那曲的第二天，其他人等都被放行，唯独对迟玉锐4 人迟迟不予放行。12 月上旬，迟玉锐等人被送到乃东，软禁在一座独立的楼房里。这里消息相当闭塞，根本谈不上进行什幺工作。山南总管土登钦绕第二天接见了迟玉锐等人，态度较友好。迟玉锐便抓住这个机会向土登钦绕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党中央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方针，还讲了昌都已经解放的消息以及内地革命和建设得到迅速发展的大好形势；同时要求土登钦绕转告噶厦政府，立即停止对劝和代表团的欺骗和分化瓦解的错误做法，允许他们立即去拉萨进行谈判。否则，他们将返回昌都，其后果应由噶厦政府负责。
迟玉锐等人经过斗争，被允许在住地附近散步，也可以到乃东街上买东西。他们便乘机接触群众，了解情况，向群众揭露噶厦政府采取分裂、软禁代表团人员、破坏和平谈判的错误行径，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和对西藏和平解放的方针等。这样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仍然不见噶厦政府有任何进行对话的迹象，并听土登钦绕说，摄政达扎等人要搞“西藏独立”，已派人到联合国要求给予支持等。1951 年1 月25 日，迟玉锐给西藏噶厦政府写了一封表明代表团严正立场的信，信中说：“我们来到西藏已两月有余，你们为什幺只字不提与我们和谈之事？我们真诚地奉劝贵政府：认清形势，选择光明，使西藏人民早日回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家庭中来，共同驱逐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出中国。最后，我们要求贵政府立即派全权代表与我们接谈，或允许我们赴拉萨会谈。否则，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何去何从，请早作定夺，并请及早回复为盼。”
当迟玉锐的信到达拉萨时，达赖喇嘛带领噶厦政府重要僧俗官员已于1951 年1 月27 日离开拉萨逃到亚东去了，当才活佛也跟着逃走了。当才走前还劝说夏日仓、先灵活佛一同走，但被两位活佛婉言拒绝。
在迟玉锐给噶厦政府写信后的一天，他们见到一个化装成乞丐的喇嘛，是夏日仓活佛派来给迟玉锐等人送信的。信中告诉迟玉锐等人达赖已逃到亚东，当才活佛到亚东后又逃到印度去了；拉萨的噶厦政府终日恐慌不安，达赖喇嘛已派代表去北京谈判，要迟玉锐等人设法到拉萨来。于是，迟玉锐等人经过认真研究和准备，于1 月31 日夜间两点钟离开乃东向拉萨出发了。土登钦绕发现后，急忙派人挽留他们，说什幺已经为他们准备了送行宴会，还准备送一些钱物，又以怕路上遭受危险他负不了责任来拦阻，但都没有成功。土登钦绕无奈，只好给迟玉锐等人安排了船只，送他们向北渡过雅鲁藏布江前往拉萨。
噶厦政府见迟玉锐等人一定要来拉萨，既不能不让来，又怕他们到了拉萨后扩大共产党和解放军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无法控制，便要求夏日仓活佛派其弟格桑加措出面劝说迟玉锐等人暂时留在达孜，等选择一个吉祥日子再迎接他们进城。夏日仓活佛当面指责噶厦政府不守信义，多次欺骗劝和代表团，软禁刁难共产党人，如果噶厦政府真有和谈诚意，应该自己去向迟玉锐等人赔礼道歉才是。噶厦政府的官员再三要求夏日仓活佛还是请格桑加措去做解释工作为好，并且保证今后绝不失信，一定欢迎迟玉锐等人到拉萨谈判。夏日仓活佛这才派了格桑加措赶到德庆，向迟玉锐等人传达了噶厦政府的意思。大家经过顽强斗争后又见面了，而且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甚是高兴。
迟玉锐等人终于在1951 年2 月5 日抵达了拉萨。当时正赶上藏历新年的到来，各地赶到拉萨参加传召朝佛的僧俗群众很多，看到共产党人骑着大马到了拉萨，都在暗暗称赞。迟玉锐到达拉萨后，原计划安排在原国民党蒙藏委员会驻拉萨办事处的三楼下榻，但迟玉锐坚持要同夏日仓活佛住在一块儿，以便开展工作，噶厦政府只好应允。
迟玉锐等人到拉萨后，噶厦政府一面以传召期间各地来拉萨朝佛的人很多，为了安全起见不宜上街为借口，继续限制他们的行动；一面为缓和对立情绪，表示对和谈的诚意，将没收的电台和手枪归还了他们，但电台已被破坏了。噶厦政府以为迟玉锐拿到电台也无法使用，谁知他们还暗中保存有一套备件，经过精心修理，电台很快就恢复了工作，当天就与西宁取得了联系，并得到了上级的指示。收到的第一份电报，就是祝贺他们胜利抵达拉萨，向劝和团表示敬意和感谢；同时指示，暂对当才的行为不必追究，做好达赖和噶厦政府的工作，完成劝和任务。迟玉锐根据上级指示精神，给当才写了一封信，规劝他积极为中央和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和平谈判作出贡献。与此同时，迟玉锐等人同西南军区联络部派到拉萨工作的易野源等同志取得了联系，大家一起按照上级的指示，在拉萨积极进行调查研究，广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准备迎接解放大军的到来。
1951 年5 月23 日，《十七条协议》在北京签订，并向全世界公布。劝和代表团终于盼到了西藏和平解放的日子，并于8 月8 日随同西藏地方政府的全体僧俗官员和广大人民群众，在拉萨西郊接官厅隆重欢迎了中央人民政府驻西藏全权代表张经武一行。张经武向迟玉锐等表示了亲切的慰问和祝贺，并亲自拜访了夏日仓和先灵活佛，向两位活佛和随行人员赠送了礼品和路费，欢送他们安全返回青海。
各路劝和代表团，为了解放西藏统一祖国的伟大事业，不畏千山万水，克服艰难困苦，付出巨大代价，经过一年多的顽强斗争，终于胜利地完成了党和人民赋予他们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在西藏和平解放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央军委联络部给迟玉锐记大功一次，给予程广惠、李铭电令嘉奖和物质奖励。1951 年8 月26 日晚，张经武代表和乐于泓部长等还专门召开茶话会，祝贺迟玉锐等荣立大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