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晨钰

比尔·盖茨夫妇正在遭遇一场突如其来的“攻击”。

4月23日，美国得克萨斯州，约300人在州议会大厦前集会，抗议政府的“居家令”，并要求当地企业复工。

在高举的标语牌中，比尔·盖茨的名字赫然在上。人们向这位超级富豪投掷了脏话，齐声高喊着“逮捕比尔·盖茨”。

这场争议看起来像是“无妄之灾”。自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盖茨始终在积极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已承诺捐款2.5亿美元用于抗疫。

人们似乎不领情。在比尔·盖茨反对特朗普停止资助WHO的推特下，网友批评他是在为WHO“洗地”、长期以来通过支持疫苗研发来谋取巨额利益，甚至说他是“新冠病毒的元凶”，因为他在2015年就预警过一场全球性流行病。

盖茨夫妇的言论也成了营销号一个个耸人听闻的标题。6月23日，身处漩涡中心的盖茨夫妇接受了福布斯的视频采访，回应了种种质疑。身穿粉色开衫的梅琳达和灰色鸡心领毛衣的比尔·盖茨并肩而坐。梅琳达率先发言，她说，替WHO 发言是深思熟虑之后做出的选择，尽管他们能预料到这会让自己受到非议，但这是“虽然不完美但正确的决定”。

她的目光直视镜头，双手在身前从容比画。没人能忽视梅琳达的力量。

最近梅琳达自传《女性的时刻：如何赋权女性，改变世界》中文版出版。在书中，她分享了自己的婚姻故事，也阐释了自己对于女性的理解。

连盖茨都有工夫送孩子上幼儿园

1995年秋天，结婚快两年时，梅琳达发现自己怀孕了。她告诉本刊记者，尽管自己从小就既想成为母亲，又想拥有自己的事业，但当孩子来临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用“一种无意识的惯性思维”做了决定。梅琳达对比尔·盖茨说：“孩子生下来我就无法继续工作了。我不回去上班了。”

从杜克大学毕业后，梅琳达就进入微软工作，在那里工作了近10年。她记得，“上大学时，在计算机科学的教室里，我就经常是唯一的女性；而在微软，我是那次招聘中唯一被录用的女性”。

梅琳达的高中时代在达拉斯的乌尔苏拉会中学度过，这是一所天主教女校，“那里的老师每天都教导我们，女孩可以做任何事”。放学回家，梅琳达还有一位会鼓励她自己制定日程的母亲和鼓励她研究数学、搞编码的父亲。

她一向主动而有勇气。第一次约会时，比尔·盖茨约她两周后见面。她回复：“好像不够冲动啊。选个近点的日子吧。”于是，两小时后，他们约定当天共进晚餐。

头一回做母亲，梅琳达怀疑了自己。

当比尔·盖茨被她的决定震惊时，她解释：“这关系到养育孩子的问题。你不会放慢工作节奏，而我也很难既带好孩子，又在工作中做出成绩。”当时的梅琳达觉得照顾家庭是女人的天职。然而第一个孩子珍出生后，她其实一边在家照顾孩子，一边抽时间工作。她说，“如果我希望我的女儿和儿子真正相信女人可以做任何事情，那幺我需要为他们树立榜样。”

在家庭与工作间平衡的梅琳达也会感到嫁给比尔·盖茨太难了，她有时会觉得自己无足轻重。她向往更平等的关系。

2002年，当第三个孩子出生时，夫妻俩决心做出改变。为了让自己的声音也有机会被听到，两人讨论后决定，也要让梅琳达走到台前。“这一年，我们朝着平等伙伴关系这个方向迈出了一大步”，梅琳达说，“有研究表明，这种关系会让婚姻更幸福。”

当然，在他们家，还是梅琳达承担了大部分育儿的工作，但比尔·盖茨也会每周两次送孩子上学。当其他父亲拒绝接送孩子时，妻子们就能搬出盖茨家的例子，“连比尔·盖茨都有工夫送孩子上幼儿园，你肯定也可以”。

回想婚姻生活，梅琳达觉得自己是幸运的，“不是每个女性都能像我一样有选择的机会和条件”。

在他们结婚前一年，他们去了趟非洲。梅琳达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开车经过一座城镇郊外，看见一位孕妇背着一个宝宝，头上还顶着一大捆木柴。她显然已经赤脚步行了很久，男人们却穿着拖鞋，抽着香烟，不顶木柴，也不管孩子。再往前开，我又看见更多负重前行的女人。”

在梅琳达成为母亲后，他们真正开始了自己的慈善工作。2000年，盖茨夫妇成立了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

不耐烦的乐观主义者

梅琳达和比尔·盖茨的结婚誓言中，提到了“乐观主义者”。他们希望彼此对世界都保有乐观的态度，但两人都称自己是“不耐烦的乐观主义者”。

受访时，梅琳达表示，在参加一些会议时，两人就常会不耐烦地发问“为什幺这个方法不奏效”“为什幺要长期使用这种疫苗”……有时他们又充满敬佩地夸赞某项让孩子死亡人数减少一半的科研实在神奇。“我们一直保持乐观，有时也会感到悲观。我们必须要利用这种挫败感来驱使自己推动改善世界”，梅琳达说。

基金会成立后的第一笔资金，就投入了疫苗领域。在调研后梅琳达发现，美国研发的疫苗通常15～20年才能帮助到发展中国家的孩子，而美国针对的疾病又往往不是发展中国家儿童的致死疾病。

开始在贫困地区推动疫苗注射后，梅琳达有一次去马拉维，看到很多母亲排队领着孩子接种疫苗，有些人甚至要带着干粮步行十多公里。这些母亲真正让梅琳达关注到了严重的女性贫困问题。

她曾在非洲尼日尔的某个村庄拜访过一位母亲。谈话间，她的6个孩子一直在旁边吵闹。那位疲惫的母亲告诉梅琳达：“我不能再生孩子了。就这几个我都养不起!”梅琳达在一组2012年的数据里看到了女性真实的人生：这一年，在全球最贫困的六十九个国家，有2.6亿女性采取避孕措施，另有2亿女性希望获取避孕药具，却求助无门。

时间都拿来成为母亲。梅琳达意识到，如果女性能自主安排怀孕时间，那幺就能有更多机会去学习、赚钱，也有更多精力养育孩子。她坚信，“实际上，过去五十年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在不推广避孕措施的情况下摆脱贫困”。

在和这些陷入生育恶性循环的母亲交谈过后，梅琳达的关注点从儿童免疫转向了自主计划生育。2012年，在基金会与英国政府在伦敦举办的峰会上，梅琳达推动一项决定，在未来十年内让1.2亿女性用上避孕药具。

推动避孕药具让梅琳达受到了天主教会的批判。一切争议都在意料之种，“但我必须保持自己的良知”。她已经见过太多悲伤。在发展中国家的一些村子里，她看到那里的女性都曾在分娩中失去至少一个孩子。

伦敦峰会过后，女性朋友们向梅琳达提议，“自主计划生育只是女性迈出的第一步!我们必须迈向更广泛的议题”。此后，梅琳达带领基金会关注更多关于女性及女童教育、无偿劳动、童婚，以及农业生产和职业领域的女性问题。

当女性可以为家庭创造更好的经济条件，她们在家庭中的地位也会有所改变。梅琳达在印度遇到一些女性，当她们种植作物创收，能为自己买一块肥皂、为孩子买一辆自行车后，婆婆终于允许她们进主屋了——以往媳妇是不可以跟婆婆一起出现在主屋的。

直到为女性权利奔走20年后，梅琳达坦言，“我并不总是认同‘女权主义者’这个词，但是我正在全心全意拥抱它”。她认为在对所有人的投资中，“投资女性是最全面、最广泛、回报率最高的一种”。

疫情对女性的冲击更大

2020年，一场疫情打乱了很多人的阵脚。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也在关注诊断、药物和疫苗上的研究。不过，梅琳达并未减少对女性权益的关注，“一些领导人会觉得现在解决大流行病是最要紧的，在疫情结束前可以先把两性平等问题放一边，但性别不平等本身就已经是个紧急情况”。

“疾病和它带来的影响并不会是性别中立的”，梅琳达告诉本刊记者。不过，社会却很容易就忽视了疾病落在男性和女性头上的重量。

据梅琳达了解，尽管似乎男性更容易死于新冠肺炎，但这种疾病对女性的影响尤为深重。她解释道，全球卫生和社会部门的工作人员中，有70%都是女性，这会大大增强女性感染新冠肺炎的风险。当医院选择性保留基础诊疗项目时，人们往往会顾及不到需要住院分娩的女性。

随疫情而来的全球经济衰退也会让女性在失业潮中首当其冲。平时能在育儿上搭把手的学校和托儿所也因疫情关闭，女性不得不在家里做更多无偿护理工作，这会让好不容易保住工作的女性再次面临离开职场的风险。长期的居家生活也加剧了家庭暴力的“暗中流行”。

她更想把这次疫情当做推动两性平等的机会，并试图抓住这个机遇，集中解决女性的健康和经济需求，“在这场大流行病之后，仅仅恢复正常是不够的，因为‘正常’对改善妇女和女孩的现状是不起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