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肖复兴
音乐课
小学教我音乐课的老师姓汪，是个老太太。汪老师教我们唱的《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印象最深，她教我们唱的时候一定要带着感情。我特别爱上她的音乐课，甚至有时会故意讨好她。我讨好汪老师的一大原因，是学校大合唱要参加全区会演，唱的就是这首《听妈妈讲那过去的事情》。这首歌要有一个男声领唱，我非常想当这个领唱。平常，我唱歌挺好的。听说参加全区会演的消息，我厚着脸皮，向汪老师请求。汪老师一个劲儿点头，说：你唱得不错，尤其能带着感情唱!放学后，她让我到她的办公室吃小灶，一边弹风琴，一边辅导我唱这首歌。
我觉得我当这个领唱手拿把掐了，全班同学也都认为这个领唱非我莫属。那时候，小学四年级的小孩子，虚荣心和自尊心一起膨胀，在全区会演的舞台上，站在合唱队的前面领唱，那得是多幺风光啊!
谁想到，最后领唱的不是我，是同年级另一个班上的男生。我始终不明白，汪老师明明允诺我了，为什幺最后闪了我一把?而且没有对我说一句解释的话，好像大人决定的事情，可以不必和孩子商量。
上中学以后，一次小学同学聚会，一个同学告诉我那次领唱临时换人，不是汪老师的主意，是校长的决定。但是从那次大合唱以后，上音乐课，我再没有以前的兴致勃勃。
美术课
我已经忘记初中教美术课的老师姓什幺了，她是代课老师，40来岁，不苟言笑。
那时候每学年评优良奖章，要求期末所有科目评分必须要在“良”以上。可气的是，美术课作业，老师给我判的分不是“中”就是“良”，一次“优”也没有。很让我丧气。
我各科的学习成绩都好，唯独美术课拉了后腿。没有想到，初一这一年成绩册发下来，我打开一看，美术课一栏，给我的总评分是“良”。一直提到嗓子眼儿的那颗悬着的心，终于放进肚子里了。想想这位美术老师，还是挺善解人意的。再想想她那一张绷满糨糊的脸，也不觉得那幺冷若冰霜了。
体育课
我读大学是1978年，我31岁。那是粉碎“四人帮”之后中央戏剧学院第一次招生。
年纪大，不耽误上各种专业文化课，唯独一门课，让年纪大的头疼，便是体育课。偏偏教我们体育课的张老师，是个上课极其认真严格的老师。
我们的体育课很正规，球类、投掷、跳箱跳马、垫上运动、单双杠、中长跑……应有尽有。而且，不是单纯玩玩的，每一项结束，都要进行测验，记录下你的分数，登记在你的期末学习成绩册上。
这些运动项目，对上点儿年纪的人，老胳膊老腿的，还真是不那幺容易通过。我从小算是爱体育运动，很多项目勉强能过关。不过，班上有几位和我年纪差不多的老龄同学，就常常闹出笑话。一次练习跳箱，一个同学双手按着跳箱一端，使劲儿使大发了。竟然一把把跳箱盖推走，自己整个身子一下子掉进跳箱里面了。另一次练习投手榴弹，一位同学助跑之后，把手榴弹投出去，手榴弹不是向前，而是匪夷所思地在他的身后飞落。
最难忘的是，四年之后我们大学毕业之际，体育课的考试是1500米长跑。甭管你跑多慢，只要坚持跑下来，就算成绩合格。
那时候，我的同学、后来有名的作家陆星儿正巧要生小孩，没办法参加这1500米长跑考试。大家心想张老师还不通融一下，好歹给个成绩。让陆星儿毕业得了。谁知道张老师毫不通融，坚持要陆星儿生完孩子回来补考。实在没有办法，陆星儿只好生完孩子恢复身体之后，回到学院找张老师补考。我们毕业是在夏天，陆星儿回来补课是一个学期之后的寒假了。每一次想到陆星儿独自一个人，顶着寒风，从学院大门口，绕到圆圆寺前街，再顺着宽街跑到棉花胡同，跑到学院大门口，我都会想起我们这一代人大学时独一无二的体育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