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许岚枫

1943年,西南联大,经济系。课室被学生们挤得水泄不通,除了经济系自己的学生,还来了许多外系外班的人。然而,这门大受欢迎的课并非什幺通俗有趣的课,而是一门充斥着大量抽象名词的专业课——经济学概论。它居然吸引了那幺多人,足见教授的不凡。

离上课还有五分钟的时候,一个高大的男子走了进来。他穿着熨烫妥帖的深黑西服和雪白衬衫,挺拔身姿似临风玉树,他站上台,微微一笑,那种从容不迫的高贵气质,顿时让喧嚣的课堂安静了下来。

他不急不缓地在黑板上写下了一个英文单词——“wants”(欲望,需求),然后,便从这个词开始,逐一讲述人们经济活动的起源、动力,接着再讲效用、供求、价值。他的讲解精练而条理清楚,抑扬顿挫、字正腔圆,听他的课简直是一种享受。据学生们说,听完他的课,笔记稍加整理便是一篇经济学佳作。

有时,他会停下来,做一些课堂解答。

“老师——”有人举手。他的解答耐心而细致。不久,又有人问类似的问题。他道:“这幺笨?”同学们哄然笑开,他微微扬起的嘴角有一丝善意的笑。

这位有着中国传统学者的从容不迫和英伦绅士的细致周密,还有着恰如其分的幽默感的教授,很快便成了联大学生的偶像。

01

他的名字叫陈岱孙。

他是福建福州人,出身于大名鼎鼎的“螺江陈氏”。陈家世代书香,最辉煌的时候,一家之中曾有六子中举,“兄弟三进士,同榜双夺魁”,清末最后一位帝师陈宝琛就是陈岱孙的伯祖父。陈岱孙的外祖家也非常显赫,外祖父、舅父都是清政府驻国外的公使。无论父系还是母系,陈岱孙的家族皆堪称名门。

陈岱孙是家中长孙,自幼聪颖,六岁入陈氏私塾,在祖父的督促下,学习了大量的中国典籍,而外祖父为他请的英文教师,也帮助他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功底。15岁的时候,他考入当地有名的鹤龄英华中学,以两年半的时间修完四年的课程,考入了当时极为难考的清华学堂。

两年后,他成功取得了公费留学的资格,负笈美国。他博士学位攻读于哈佛大学,是当时班上最年轻的博士学位获得者,同时,他还获得了美国大学生的最高奖——金钥匙奖。毕业后,他在欧洲各国短暂游历,尔后回国任教于清华。

那一年,陈岱孙不过26岁。

很多年后,陈岱孙的学生还记得他在网球场上的风采,说“……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据说,联大女生在找男友时,都声称自己要找一个像陈先生一样的人。

这位众人眼中的“白马王子”自然不缺爱慕者。然而,他终身未娶。以97岁高龄辞世的他,独自走过了一个世纪的漫长 时光。

据说,陈岱孙终身未娶是因为一个女子。19岁那年,他与他的同学同时爱上了一位女子。两人相争,又恰逢要出国留学,于是两人击掌为约,谁先得了博士,谁娶其为妻。

这样一个契约在现代人眼中幼稚得可笑,可是他把它当 了真。

本科毕业后,陈岱孙毫不犹豫地申请了哈佛大学。在哈佛,他的同班同学里有后来提出“垄断竞争”学说的张伯伦,有后来获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奥林,皆不是泛泛之辈,可他发誓要胜出,为此他不惜一切。

他的哈佛记忆,不是古老美丽的校园,亦不是同学间的游乐嬉闹,而是图书馆那间只够摆一张桌的狭窄隔间。夜深的时候,周遭宁静,他手指轻翻过书页,沙沙有声。

在哈佛读了七八年博士却拿不到学位的大有人在。然而他只用了四年,就如当初离开中国时设想的那样,学成归国,并任教中国最高学府。

他像所有的陈氏子孙一样,走了一条最正统的道路,以数年的寒窗苦读换取了一个光明的前程。现在,他可以坦然走到那个女子的面前,告诉她,他来兑现他的诺言了。

而等他归来,她已嫁作他人妇。

陈岱孙忘了,和他相约的不是他爱的女子,而是他的情敌。他还在哈佛苦读的时候,他的情敌早已先下手为强,对那女子展开了轰轰烈烈的追求。他谨遵道义,他的情敌却不惜代价,只求结果。

最终情敌抱得美人归,而他却黯然离开,独善其身。从此之后,他一生都不曾再爱过谁,一生都不曾娶过妻。

在陈岱孙的学生眼里,那个女子也并非什幺天仙般的人物,不过只是位“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没有诗文传世,也不见得多倾国倾城,连名字都没有留 下来。

她何其有幸,让那幺优秀的他全然看不见别的女子?

青年时期的陈岱孙

陈岱孙(左三)与周培源(左一)梁思成(左二)、林徽因(左四)等在一起

02

关于陈岱孙爱情的故事,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据许渊冲说,陈岱孙终身不娶,为的是一个叫王蒂澂的女子。在美国留学的时候,他和一个校友同时爱上了她,然而,王蒂澂选择了他的校友,他也坦然退出,独善其身以终老。

这个版本的故事流传得更广,故事中,王蒂澂选择的那个男子叫周培源——中国近代力学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元勋十有八九是他的门生。

和王蒂澂结婚时,周培源27岁,是清华大学物理系的教授。同陈岱孙一样,他也是清华学堂选送的公派留学生,于加州理工学院取得了博士学位,并获得加州理工的最高荣誉奖。他的家世背景虽然不及“螺江陈氏”那幺显赫,却也是书香门第,他的父亲考取过前清的秀才。清华校史馆中曾经有过一张合影,照片上的周培源挺拔儒雅,与一旁的陈岱孙相比毫不逊色。

据说,王蒂澂与周培源的婚姻也极为美满。数十年后,曹禺还对周培源的女儿说:“当年,你妈妈可真是个美人,你爸爸也真叫潇洒。那时,只要他们出门,我们这些青年学生就追着看。”他们的女儿说他们“一辈子都没有红过脸”。

这两个版本的故事究竟哪个是真的,已无人知晓。

前一个版本的故事,撰者唐师曾承认过自己不敢核实。当年他还在北大念书的时候,多次拜会过陈岱孙,可是,“我提出过各种天真而愚蠢的问题,可就是不敢核实当年盛传于学生间的传说。环顾四壁,我相信师兄们所传是真的,从个人情感上讲,我更愿意坚信这是真的。因为这不仅与我内心儿女情长的英雄模式暗合,也更加重岱老在我面前千钧泰山的超人威严。”

而后一个版本的故事,陈岱孙的外甥女唐斯复以及周家的女儿们也都予以否认。确实,陈岱孙与周培源却丝毫不像“情敌”,他们是很好的朋友,友情持续了近五十年。

陈岱孙是周家的常客,周培源的头发白得早,他开玩笑管周培源叫“周白毛”,时常带小外甥女唐斯复去周家玩。唐斯复说:“周培源看到我们,总是挥动双手,高呼:‘欢迎欢迎,热烈欢迎!’周夫人就把家里的好东西抱出来给我们吃。”

周家的孩子都管陈岱孙叫“陈爸”,“在我们眼里,陈爸总是一副模样,高高的个子,挺拔的身材,稳健的步伐,慈祥深邃的目光,喜怒从不形于色。父亲常说陈爸是‘gentleman’(绅士派),学问好,为人宽厚、正直。妈妈说陈爸讲故事,听的人肚子都要笑破了,而他依然平静如水,就像什幺都没说过一样。”长大后的周家孩子对陈岱孙也特别好,“不论哪一个出国、出差回来,买的东西第一个送陈爸。”

关于陈岱孙的独身,他的外甥女唐斯复说过一个完全不同的理由。她说:“正因为陈岱孙先生求学、治学专心致志,性格内向、矜持、洁身自好,又强调婚姻必须两相情愿……还因为父亲逝世尽孝服丧失去婚姻良机等原因,让他独自度过丝毫没有蝇苟的纯洁一生。”

03

不管陈岱孙独身的原因是不是真的这幺简单,唐斯复对陈岱孙一生的评价却是中肯——“纯洁”。他任教七十年,把清白的一生悉数献给了教育事业。

抗日战争打响的时候,他连家都没来得及回,直接随清华南迁。抵达长沙时,除了身上穿的一件白夏布长衫,别无长物。

他一贯是整洁的人,在他自己家中,衣物、书本甚至杯碟都摆放在固定的地方,床单被罩都浆洗得洁白如新,甚至烧水的茶壶都套着针织的套子。可是,清华南迁时,教授们一起住在条件简陋的大升旅馆,有人因此产生摩擦,他与朱自清同居一室,却没有一言抱怨,还写了一副诙谐的对联,联语曰:

小住为佳,得小住且小住。

如何是好,愿如何便如何。

在艰难的环境中,他也保持了自身的高洁。

1949年前夕,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劝他去台湾,说:“这是飞台湾的最后一班飞机了。蒋先生请您一定动身,到台湾再办清华大学。”他谢绝了,因为国民党的腐败让他失望,他不愿再接受国民党的统治,他选择了留下。

后来,他也被打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可因为他一贯的品德,竟没有被关“牛棚”。据说,工宣队、军宣队都为他的气度所震,没有对他直呼姓名,而是尊称他“陈先生”。

福州螺江陈氏宗祠外景

其间,陈岱孙救济过一个学生,那是他三十年前教过的学生。这名学生在1957年被划为“右派”,不仅被开除公职,还一度患上精神病而被送入精神病院。出院后找不到工作,一家老小生活无着,几乎靠乞讨度日,自家的亲友害怕受连累,避而远之。唯有陈岱孙,一个已经70多岁的白发苍苍的老人,冒着包庇“右派”被批斗的风险,向濒临绝境的学生伸出援助之手。

陈岱孙从自己的薪水中每月挤出五元钱,救济这位学生,他不是接济一两个月,而是连续八年,直到学生被平反。那时候五元钱是很大一笔数目,足以养活一家人。八年来,就是靠着这每月五元钱,徘徊在死亡边缘的一家人才走过了最困难的时期。

那个时代,北大物理系的叶企孙被冤入狱,罪名是“叛徒”“特务”。叶企孙没有结过婚,出狱后,重病的叶企孙无人照料,陈岱孙不顾被牵连的风险,总是去看他,给他送食物和营养品,直到叶企孙去世。

1976年以后,当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因为基础差而受到歧视时,他又一次挺身而出,他说:“这样对待他们不公平,他们也是时代的受害者,我来给他们上课。”于是他增加课时,为他们补课,累得整个人都瘦脱了形。

他一直在接济和救助别人,就仿佛他仍是陈家的公子,不用为钱发愁。他名校毕业,曾经翩翩正年少,游学欧洲各国,为了听一场最纯正的歌剧,他不惜专程从巴黎赶去意大利。后来的他,只是一个清贫的老人,他的生活也时常陷入困境,直到1995年,他的月工资实发也不过860元。

他与人交往从不为利益,所以在那个年月,他不怕受牵连,坦然接济他的学生,照料他的朋友。他处事也不因时世而改变,始终有自己的原则和良心。

1995年,他95岁生日的那天,北京大学为他举办了盛大的庆祝会,他的学生们从世界各地赶来,有的已白发苍苍。他的致辞简短极了,他说:“在过去这几十年中,我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直在学校教书。”除此无他。

1998年,他去世了。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从昏迷中醒来,要看钟。他的子侄们拿给他,看后,他点了点头。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仍保留了每天6时30分起床的习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里是清华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