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从一个普通农家子弟，成长为富有学识、智慧和别具胆略、魄力的奇才，成为在功业、思想、风范及影响都光耀千秋的历史伟人，固然与他青少年时期为了救国救民努力探求真理、刻苦励志、不懈奋斗有关，同时也与他在不同阶段启蒙之师的谆谆教导、悉心培育及对其品格的精心锻造息息相关。
文正莹
文正莹（？-1929）毛泽东母亲文素勤的二哥，因在同族兄弟中排行第八，所以毛泽东称他为八舅父。文正莹是一位正直、温和的乡中儒士。毛泽东从2 岁多至8 岁是在唐家坨外婆家度过的。其表哥文运昌、文南松常带他到八舅父文正莹开设的私塾馆玩耍。小小年纪的毛泽东竟能安静地坐下来听课、背书，接受了多年的“学前教育”。八舅父特别喜欢聪慧的毛泽东，还教他读一些难度较大的童蒙诗书，手把手地教他写毛笔字。1902 年春父亲毛顺生接他回韶山，正式入读私塾。临走前，文正莹还送给毛泽东一本《康熙字典》。到了1910 年秋，毛顺生决定让毛泽东到湘潭一家米店当学徒。这时，文正莹会同毛泽东的几位塾师、亲友一起说服毛顺生，让毛泽东到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继续读书。
少年毛泽东
以后，文正莹还悉心照料毛泽东有病的母亲，并妥善料理她的后事，对此毛泽东极为感激。1929 年2 月，文正莹被军阀许克祥部抓捕，受尽严刑拷打，后经中共地下党组织多方营救获释。不久，其重病不起去世。后来，毛泽东得知八舅父已去世，十分悲痛，在给表哥的信中说道：“八舅父仙逝，至深痛惜。”
1951 年，毛泽东在北京会见表哥文运昌时动情地说：“八舅父是个大好人啊，他不仅是我知识上的启蒙老师，他还教我怎样做人。他对我毛泽东是有大恩的!”
邹春培
1902 年春，父亲毛顺生将毛泽东送入南岸私塾接受教育。塾师邹春培与毛泽东的祖父毛翼臣同辈，被称为“春培阿公”。邹春培除了讲授毛泽东早已会背的《三字经》《百家姓》外，还教《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教学生用填红蒙字来学写毛笔字，但毛泽东自己写的比别人填的红蒙字还要好。由于他不需要先生费神，大家给他起了个绰号“省先生”。
其实有时毛泽东也不让老师省心。一次，邹老师外出办事，布置学生在校背书。等邹老师回来，却空无一人。过了很久，他们才浑身湿漉漉地回来，原来他们去游泳了。邹老师严厉责问带头去游泳的毛泽东，却遭到顶撞。父亲毛顺生知道后要毒打他，他便离家出走三天。还有一次，毛泽东带头淘气，邹老师罚他对对子，这也没有难倒毛泽东。老师出上联“濯足”，他立即对以“修身”……老师不禁连连点头。这时，邹老师已感到毛泽东“将来必成大器，小小年纪，学问非吾辈所能及矣”。他已力不从心，便对毛顺生说：“润之了不得啊，他的才学比我高，我已经教不了啦。”1904 年秋，毛泽东离开南岸私塾。
后来，毛泽东在回忆时深情地说：“邹先生是个好人啊!他是个严师啊。我那时读书顽皮，不懂得严是爱、宽是害，还造过他的反哩!”
毛宇居
毛泽东与毛宇居携手而行
毛宇居（1881-1964），毛泽东的堂兄，为人正直、练达，诗文书法都好，颇具才学，人称“韶山一支笔”，深受乡亲们尊敬。1906 年秋，毛泽东到井湾里私塾毛宇居门下读书。老师对聪颖好学的毛泽东很是喜爱，但对他的顽皮淘气，也深感头痛。针对毛泽东的特殊情况，毛宇居因材施教，就布置一些高深的教材让毛泽东学习，还将藏书借给他看，以扩大他的视野。
1907 年夏，毛泽东离开了井湾里私塾，辍学在家务农。此后，他们师生之间的联系一直没有间断过。毛宇居老师保存了毛泽东的听课笔记《讲堂录》和《伦理学原理》批语。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下，毛老师以极大勇气称赞毛泽东“闳中肆外，国尔忘家”。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多次邀请毛宇居老师来京。他三次进京，都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1959 年6 月，毛泽东回到阔别32 年的故乡。26 日下午，毛泽东邀毛宇居一起来到毛震公祠，看到这里的陈设依旧，毛泽东心潮难平。他对毛宇居说，“1927年我回来考察农民运动，你们就在这里敲锣打鼓欢迎我”，“你还在欢迎会上致辞：毛君泽东，年少英雄，到处奔走，为国为民，今日到此，大家欢迎。”当晚毛泽东宴请当年的老党员、赤卫队员、军烈属和乡亲。他将毛宇居安排在上座，并向他敬酒。毛宇居连忙起身谦让：“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回答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毛泽东的尊师佳话很快传开。
李漱清
李漱清辅导少年毛泽东学习的画面
1907 年至1908 年，毛泽东辍学在家。当时有位被毛泽东称为“激进派”教师的李漱清（1874—1957）从湘潭师范和长沙法政专科学校毕业，在韶山李氏族校等学校执教。毛泽东常常跑到李家屋场上找李漱清聊天。李老师博学多才，热情地向毛泽东介绍维新救国思想，推荐新书，帮助修改作文。毛泽东从李老师那里接受了维新救国和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毛泽东读过李老师推荐的《论中国有被列强瓜分之危险》一书后，受到极大震撼，几十年后他还感慨地说：“我现在还记得这本册子的开头一句：‘呜呼!中国其将亡矣!’……我读了以后对国家的前途感到沮丧，开始意识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毛泽东一直没有忘记李老师。新中国成立后，在给其儿子李介侯复信中说：“尊翁健在，可为庆贺。尚祈转问候之意。”1951 年，毛泽东邀请李漱清等老师进京，并在中南海宴请他们，表达了自己对李老师的敬意。
毛麓钟
毛麓钟（1866-1921），毛泽东的堂伯父，也是他的最后一位塾师。毛麓钟出生于韶山一个书香之家，26 岁考中长沙府学秀才，深受毛氏族人和乡邻赞誉。1910年，17 岁的毛泽东入读毛麓钟开办的中西合璧式的东茅塘私塾。他十分仰慕毛麓钟老师的学识和为人，启发式的教学方法更使他大受启发，于是更加刻苦读书，学识长进很快。毛麓钟对他也格外看重，除了正常的教学外，还给他点读《纲鉴类纂》《史记》《汉书》等书籍，辅导他阅读《资治通鉴》《孙子兵法》《贞观政要》等关于“治乱兴衰之书”。毛泽东在这里打下了更为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基础，也接受了较多的新思想教育。
1910 年秋，毛麓钟与文正莹、毛宇居、李漱清等老师一起说服毛顺生，使毛泽东得以走出韶山冲，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
毛麓钟于1921 年病逝，毛泽东十分悲痛。1959 年6 月毛泽东回到故乡，在同塾师毛宇居叙旧时说：“当年在家种了两年田后到了东茅塘麓钟二伯手下读书，才晓得用功了。我二伯不愧是韶山的秀才，教书育人很有办法哩”!
李元甫
李元甫（1872-1941），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校长。1910年秋，毛泽东第一次走出韶山冲，来到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心情很激动。入学考试的作文题是《言志》，他的作文立论高远，文笔流畅，从广大人民的痛苦生活、国家民族危机的现实，联想到“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校长李元甫是位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人士，看了毛泽东的作文后，高兴地说：“我们学堂取了一名建国才!”一些教师看了毛泽东的作文后也都赞不绝口，主张马上录取这位考生。但是，由于毛泽东的籍贯不是湘乡县，个别教员以此为由不同意录取。经李元甫校长的据理力争，大家才同意破格录取。于是，毛泽东在这所“洋学堂”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
李元甫常说：“教师的天职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因此，对学生中的人品学识拔尖者，学校一定要精心培养，倍加爱惜!”他很喜欢毛泽东的文采和忧国忧民的宏伟抱负。一天早上，他对学生训示道：“东山学堂是我三湘子弟求学问、长知识之园地。凡我学堂之学子，没有富贵贫贱之别，唯有才智人品高下之分。学堂教育之要项，乃是任人唯贤，唯才是举，力戒任人唯亲。毛生泽东，虽来自湘潭，出身农家，然吾观其诗文，戛戛独造，言为心声，非修养有素不克臻此，实乃我校一奇才!诚望列位同学，敬人以自敬，好人为师，切勿夜郎自大……”而毛泽东也最爱听李元甫老师向大家讲述“中国一天天贫弱，是遭受列强欺侮之缘由”的时事训话，他铭记老师的教诲，在学好书本知识之外，认真研究“天下国之要事”。
半年以后的1911 年春，毛泽东离开东山学堂。临行前，李元甫校长给他写了一封介绍信，推荐他到省城中学去深造。毛泽东顺利地考取了湘乡驻省中学。
谭咏春
谭咏春，毛泽东就读东山学堂的5 班班主任。毛泽东初来东山学堂人地两生，谭咏春老师爱生如子，使远离亲人的毛泽东得以慰藉。谭咏春很喜欢朴实无华、出类拔萃的毛泽东。为了不让他受委屈，谭咏春让儿子谭世瑛从家里搬到学生宿舍，和毛泽东睡一个铺。1910 年冬天，毛泽东曾身患感冒，高烧引发肺炎，几天水米未进。谭咏春便请人绑了一架竹床，把他连夜抬到湘乡县城的一家教会医院治疗，使他病情转危为安。谭咏春父子还把毛泽东接到家中，端汤送药，精心照料，使他很快康复，投入到新的学习生活中去。
谭咏春还鼓励毛泽东主动到同学们当中去找朋友、找友谊，向他介绍历史名家有关识友、择友和交友的论述，教导他说：“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里就有‘嘤其鸣矣，求其友声’之句，连鸟儿的啼鸣，也是寻求伙伴而发出的声音，更何况万物之灵长的人呢？”谭咏春语重心长地说：“多与同学们交往吧，用他人的长处比照你的短处，发现别人的毛病用以警戒你自己的言行，学习和做人方能不断取得长进啊!”谭咏春的教诲，对青年毛泽东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老师的教育启发下，毛泽东每天挤出一定时间，阅览各种报纸杂志，做了大量读书笔记。他的作文《救国图存论》《宋襄公论》都是上乘之作。谭咏春阅后赞不绝口：“毛润之的文章，不仅思想进步、文笔泼辣，而且立意高远、见解精辟，令人折服。”并写了一则批语：“视似君身有仙骨，寰观气宇，似黄河之水一泻千里。”破例给《宋襄公论》一文打了105 分，并照例批给同学们传观。出类拔萃的毛泽东被同学们誉为“文章魁首”。
贺岚冈
1911 年春，毛泽东去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他曾回忆说：“我开始向往到长沙去”，长沙是个大城市，“我非常想到那里去，进一所专为湘乡人办的中学。那年冬天，我请我的一位高小教员介绍我去，他同意了。……我几乎不敢希望真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出乎意料，我居然没有遇到困难就入学了。”他所说的“一位高小教员”，就是东山高等小学堂史地老师贺岚冈。
在东山学堂，贺岚冈老师十分关心毛泽东的成长。在与毛泽东的交谈中得知他对历史很有兴趣，还写得一手好古文，就买了一部《了凡纲鉴》送给他，这对于爱读书又无钱买书的毛泽东来说，实在是一份难得的礼物。
贺岚冈通过与毛泽东的密切交往，感到应该让他到长沙的中学继续深造。于是，和校长李元甫、教师谭咏春商议送毛泽东去长沙读中学。此时恰好贺岚冈应聘到长沙的湘乡驻省中学任教，他对毛泽东说，愿意带其前往读书。经过贺岚冈与表兄王季范的担保推荐，毛泽东顺利地考入湘乡驻省中学，“成为这所了不起的学校的学生”。在这所学校，毛泽东第一次公开发表政见，投笔从戎参加辛亥革命，这与在该校教时事政治课的贺岚冈老师的引导是分不开的。
1955 年5 月，毛泽东邀请同学谭世瑛到北京，回忆在东山学堂的同窗岁月时，毛泽东深情地说：“李元甫先生，贺岚冈先生，还有你父亲，都是热心的教育家。他们是爱惜人才的!没有他们，我进不了东山学校，也不会到长沙湘乡驻省中学读书。是呀，在当时，他们能够那样关心一个学生，真不容易呀!”
符定一
毛泽东与符定一亲切交谈
符定一（1877-1958），湖南全省高等中学校（后改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校）的创办人和校长，后任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职，是湖南近代开一代先河的大教育家。1912 年2 月，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该校录取。入学考试的国文考题是“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以何者为重”。毛泽东在文中阐明两者的重要性及其关系后，强调教育对国家富强所起的基础作用。文章逻辑严谨，文理豪放。符定一审阅考卷后，深为毛泽东闳中肆外、纵横捭阖的文风所感染，决定要亲自见一见毛泽东。当看见这位来自湘潭乡下、穿着土布衣服的考生时，不禁自问：“他能写出这样好的文章吗？”
符定一把毛泽东叫到校长室，从各个方面出题为难这位考生。然而毛泽东从容对答，常有惊人之语应对。符定一又取出纸、笔，以命题作文试之。对此，毛泽东稍加沉吟，展纸挥毫，一挥而就。符定一看罢这篇如行云流水的文章后赞叹不已，兴奋地对语文教师说“我执教以来还尚未碰到文章写得这样好的学生，我们省一中可取了个栋梁之材呀!”他“认定毛泽东是一位可堪造就的大器之材，决心要好好地栽培”。
符定一像伯乐那样，慧眼识才，较早发现了毛泽东的才能。以后，他一直同情、支持毛泽东与中国革命事业。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邀请他出任第一任中央文史馆馆长。
柳潜
柳潜（1878-1930），毛泽东在湖南全省高等中学读书时的班主任兼国文教师。他一直以教书为业，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柳潜十分爱才，一直对毛泽东这位“头名状元”刮目相看，特别对待。他除对毛泽东严格要求、悉心辅导外，还利用课余时间给毛泽东讲析历代文章大家的代表作品，使之得到了系统而规范的古汉语语言文字训练。
1912 年6 月，毛泽东写了一篇题为《商鞅徙木立信论》的史论文章，被柳潜评价为是一篇“实切社会立论”“作有功于社会文字”的作文。毛泽东在这篇作文中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大发感慨，直抒胸臆。他认为商鞅作为中国历史上“首屈一指”的伟大政治家，其新政是“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理应得到公众的信任和拥护，但事与愿违，人们竟然不信新政。毛泽东写道：“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柳潜十分赞赏毛泽东对社会问题的深刻见解，给这篇文章打了100 分，批示“传观”。柳老师匠心独具，在毛泽东仅有600字的文章里，眉批和总评字数加在一起却有150 个字。在柳老师的笔下，一位忧国忧民、才华横溢、笔力刚劲、力能扛鼎的青年毛泽东形象已跃然纸上。柳老师可能并没有想到，自己写下的“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这一批语，竟然在毛泽东的人生历程中得到了应验。
胡汝霖
胡汝霖（1865-1949），湖南全省高等中学经学教师。1936 年，毛泽东在向斯诺追忆早年在省立一中读书的往事时，曾经说过：“这个学校很大，有许多学生。那里的一个教师对我帮助很大，他因为我有文学爱好而很愿接近我。这位教师借给我一部《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其中有乾隆的上谕和御批。”
这位借给毛泽东珍贵史书的老师就是省立一中的经学教师胡汝霖。毛泽东在省立一中读书时，经常到学校图书馆阅览室阅读课外图书，引起了酷爱读书的胡汝霖的注意。他便主动与毛泽东交谈，对于毛泽东扎实的文史功底和执着的读书兴趣颇感惊奇，因而特别看重和喜爱这个学生。
胡汝霖常常把自己的藏书借给毛泽东，其中有一部珍藏多年的史书——《御批历代通鉴辑览》。这部史书在《四库全书》中又叫《御制通鉴阐要》，是清朝乾隆帝钦定出版的。这是一部代表清朝官方观点的史论集，编纂意义在于“用定千古是非之准，而破儒生迂谬之论”。全书辑录了上自黄帝、下至明朝的基本史实，是一部难得的好书。
毛泽东花了几个月的课余时间，津津有味地通读了这部长篇史论集，收获良多，很受启发。这时他感到在校读书，不如退学自修，通过博览群书，达到自己的学习目的。毛泽东在将这部书送还胡汝霖时，谈了自己的想法。胡汝霖表示尊重他的意愿，还就自学的方法，以及如何学思结合、学以致用等问题，作了语重心长的叮嘱。后来，毛泽东曾多次和同窗好友周世钊谈到老师胡汝霖，称赞这位真心关照和培养过自己的老教育家“一生淡泊，难能可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