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双江

“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1935年那堂着名的“开学第一课”上，教育家张伯苓对南开学子提出了3个问题，拳拳赤诚溢于言表。演说中，最令张伯苓感慨的，是国家已处于危墙之下，人们还不能团结一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后，华北随即面临着日寇的蚕食，很多人却没有意识到危机。

这“爱国三问”无异于醍醐灌顶，激发了学生们的爱国之志。张伯苓对学生们说，如果你是中国人、爱中国、愿意中国好，那幺就改掉自私狭隘的毛病，为国家为公团结起来!

“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这是1934年，58 岁的张伯苓在南开30 周年校庆上确定的南开校训：希望南开学子为国尽力，不断创新，这就是“南开精神”。纵观张伯苓这一生，也是以这八个字为人生追求。他是国士、仁师，是伟大的教育家，可以说，张伯苓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不停地创办南开系列学校，并为此奉献自己一生的热血和生命。

从1904年张伯苓与严修创立南开学校、倡导新学，到1919年两人创办私立南开大学，再到1947年牛津大学宣布承认南开学历（当时中国只有7 所高校学历获承认），南开的故事是20 世纪上半叶中国高等教育的缩影——饱经战乱仍努力拥抱文明、委身政治仍努力维持独立，这也成为张伯苓一生艰难办学的人生写照。

国帜三易，弃戎从教

张伯苓

1895年，中日甲午之战爆发，北洋水师一败涂地，几乎全军覆没。两年后，中国威海卫军港上空，日本太阳旗降落，中国黄龙旗升起，接着黄龙旗降落，英国米字旗升起。

一名22 岁的水兵目睹这场接收和转让仪式，喟叹道：“我在那里目睹两日之间三次易帜，取下太阳旗，挂起黄龙旗；第二次，我又看见取下黄龙旗，挂起米字旗。当时说不出的悲愤交集，乃深深觉得，我国欲在现代世界求生存，全靠新式教育，创造一代新人。我乃决计献身于教育救国事业。”（胡适《教育家张伯苓》）

这名水兵就是张伯苓。

1876年4 月5 日，张伯苓出生在天津的一个秀才家里。15 岁时，他以优异成绩考入了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学习航海，着名思想家严复是他的老师。1894年，张伯苓以“最优等第一”的成绩毕业，进入北洋水师舰队实习，那一年他刚好18 岁。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张伯苓作为实习生，目睹了北洋水师的惨败。日军占领了威海卫，张伯苓无舰可开，只好回到家里，等候派遣。

张伯苓检阅参加军训的南开学生

1918年，严修（前排中）与张伯苓（前排右一）在美国考察教育

1919年，严修、张伯苓为筹备办学经费在南京与天津同乡合影（左三为张伯苓，左六为严修）

1896年，张伯苓被派到“通济号”练习舰上服务。1898年，在各国的压力下，日本将占领的威海卫、刘公岛等转租给英国。张伯苓奉命随同办理接收和转让手续，也就是在这里看到“国帜三易”的丑剧上演，这极大地刺激了张伯苓，他愤然从军队辞职，决心弃戎从教。

这不禁让人想起同时代周树人（鲁迅）的经历：1906年夏，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留学的周树人，看到时事幻灯片中，身强力壮的中国人面临同胞被杀，只做麻木看客而无动于衷，备受刺激，因此决心弃医从文。国力衰弱，国运维艰，有良知的中国人没有坐以待毙。张、周两人改变职业且奋斗终生，是为唤醒国民、教育国民。

构建南开教育体系

张伯苓离职回到天津后，在绅士严修的家馆教书。严修，字范孙，天津人，早年入翰林，后出任贵州学政、学部左侍郎等职。戊戌变法失败后，他辞职返乡，但仍坚持认为中国需要改革，后来与张伯苓一起创办了南开系列学校。

1903年、1904年，张伯苓两次东渡日本，考察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教育，其办学规模和教育方法使其震撼，“知彼邦富强，实由于教育之振兴，益信欲救中国，须从教育着手。”1904年10 月，在严修的支持下，敬业中学堂成立，张伯苓任学堂监督（校长）。1907年，定名南开中学堂。

晚清废除科举制后，学子们纷纷投入新式学校，但是当时国内大学匮乏，比如偌大的天津，只有一所北洋大学，而且只开设工科和法科，没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存在。于是严修与张伯苓决定在南开中学基础上，考虑建立南开大学。

1917年，严修与张伯苓先后抵达美国考察大学建设，学习如何组织和建立私立大学。当时，张伯苓特地入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研修教育——要办好学，自己要先学好。

那一年，张伯苓已经41 岁。

在一年多的学习时间里，张伯苓刻苦认真，不断比较美国和日本的教育制度，再结合自己的实践和想法，逐渐建立了一套适合中国的教育理论。

1918年，张伯苓学成回国，开始着手开办中国人自己的大学。他和严修等人开始四处募捐，因为办私立大学最缺的就是资金。

为了筹钱，张伯苓四处低头求人，但他认为这不丢人：“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在各界人士的鼎力襄助下，1919年9 月25 日，南开大学正式宣告成立，首届入读学生中，就有因为家贫被免去学费的南开中学毕业生周恩来。

在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先后创办成功的激励下，1923年，张伯苓又在严修的支持下创立南开女子中学；1927年，南开小学也正式成立；到了1932年，张伯苓又支持创立了南开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南开教育体系。

中国私立大学拓荒者

“近几年来，每当我见到张伯苓时，他总是说：只有他深知我的苦处，也只有我深知他的苦处……”这是曾任燕京大学校长的司徒雷登为张伯苓纪念集《别有中华》所作的序，“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一个拓荒者……在政局混乱的岁月里，张伯苓建立起他的教育体系……”

与公立学校不同，私立学校的校长除了要管理好学校外，还必须设法解决办学经费的问题。南开的经费，主要靠募捐而来。而募捐，并不是人人肯干或者干得了的，除了要放得下身段，还要讲究方式方法。

张伯苓夫妇与家人合影

学者王振亚总结了张伯苓在募捐过程中运用的一些技巧：

一方面，全方位撒网。不管是绅商、军阀、政客，还是普通百姓，只要有心于教育，都会成为他劝善捐资的对象。“从张伯苓存留的二三十年代的部分函稿来看，在三百多封信件中，涉及筹款事宜的函件就有七十八封。”（侯杰、秦方：《百年家族》）

另一方面，是有所侧重。前期主要是接受北洋与民国时期的军政要员（如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张学良等）和华北地区的绅商及社会名流（如严修、李组绅、卢木斋等）的个人捐款。后期则努力争取更具有稳定性与连续性的中外基金会、实业公司的捐助和政府的补助。

曾有学生对校长接受军阀、政客的捐款不满。而张伯苓的解释透着幽默：“美丽的鲜花，不妨是粪水浇灌出来的”，“让他们拿出钱来办对社会有益的事业总比随意挥霍强吧”。

再一方面，就是摸准认捐者的心理。他会利用校庆等机会，给来宾发送些小礼品，上面印有学校规划中将要兴建的建筑物名称及所需款项，让来宾看到学校发展的美好前景而产生认同感。

同时，对热心捐款者也有纪念性的回报，以其名字命名南开校园里的若干建筑，如教学楼秀山堂（纪念将遗产作为南开大学永久基金的李秀山）、科学馆思源堂（袁述之奉母命与美国罗氏基金会共同捐建）、木斋图书馆（卢木斋捐资十万）等。所以，他从不说“请你帮帮忙……”而是说“我给你一个机会”，变被动为主动。

当然，仅靠募捐——如同输血，是不够的；还需增强学校自身的造血功能。经历了两次远赴欧美的考察，张伯苓得出一个结论：“学校如大工厂，学生如工厂之出品。”因此，不仅要“视社会之需要而定教育之方针”，而且也可以在学校里办起工厂，既满足学生工读的需要，也为学校创收。比如应用化学研究所下设的化工厂，其开发的金属磨光皂、油墨等轻工业产品，畅销华北乃至全国市场，不仅扩大了社会影响，也取得了相应的经济效益。

一所学校的优劣，另一个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师资力量。在张伯苓等人的努力下，在南开大学任教的老师名单是让当时其他大学羡慕的，这些人很多都是从美国哈佛大学、克拉克大学等知名学府毕业的博士，甚至原先就已经在美国的大学担任副教授乃至教授。

当时的南开大学因为是私立大学，缺乏资金，开出的教师薪金其实低于其他大学，但很多着名的学者和教授还是愿意到南开大学来任教：一是因为南开大学从不拖欠工资，二是因为南开大学的学术氛围很好，大家都专心教学和学习。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张伯苓身上的人格魅力：

张伯苓担任校长期间，南开大学财务状况全部公开，放在校图书馆供人随便查阅。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南开大学亚铃湖

他本人长期只领120 元月薪，只相当于当时其他大学校长的1/3，而学校的不少教授月薪都达到了300 元。

他的公车是一辆人力车，自己不用，全校老师都可以使用。

他出差随身带杀虫药，因为他住的都是最便宜的旅馆，卫生状况极差。

在这样的情况下，南开大学的实力和声望迅速崛起。当时的社会各界名流，从梁启超到黄兴，从张学良到陈寅恪，从叶圣陶到陶行知，他们都把自己的子女或亲戚送到“南开系”去读书。因为他们信任南开的师资，更信任张伯苓的理念。

1925年，当时北洋政府教育部特派员刘百昭到南开学校视察后，得出的结论是：“就中国公私立学校而论，该校整齐划一，可算第一。”

到了1947年，英国牛津大学更是宣布承认南开大学学历，而当时的中国，连同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在内，一共只有七所学校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承认。

培育“允公允能”的人才

南开因国耻而生，伴国耻而强，张伯苓和南开师生一直冲在爱国救亡运动的最前线。

由于丧权辱国的现实，晚清一代的教育家，个个怀抱教育救国的理想，然而，也许当年威海卫升降旗一幕的刺激太深刻了，张伯苓心中的救国梦就更为强烈。

“爱国”成为他教育办学的首要宗旨，也成为南开精神的核心。他说：“南开学校系因国难而产生，故其办学目的旨在痛矫时弊，育才救国。”（张伯苓《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勉励学生，“公德心之大者为爱国家，为爱世界”（张伯苓《南开学校的教育宗旨和方法》），要求“诸生功课已毕业，此后应思如何为国为公，方不愧为南开学生。”（张伯苓《为国为公，傻做实做》）

南开大学最初的校舍

一直以来，南开始终把培养具有“爱国爱群之公德，服务社会之能力”的人才奉为圭臬，涌现出以周恩来、曹禺、陈省身、郭永怀等为代表的大批名家大师与国之栋梁。

事实上，张伯苓非常注重“寓教于乐”，最反感的就是“死读书”。在南开，戏剧和音乐等科目都是非常受校方重视的，而其中最受重视的，是体育。

在20 世纪20年代中期，南开中学在校学生不过千余名，但整个学校有15 个篮球场、5 个足球场、6 个排球场、17 个网球场、3 处器械场和两个带有400 米跑道的标准运动场。各种体育轻重器械一应俱全，甚至还专程从美国购进最新式全套背力器、手球、护膝等各种体育用品。

1932年，天津的河北体育场举行了华北运动会。当时离“九一八”事变周年不远，看台上，南开中学学生900 人，每个人手里拿着一把小旗，哨子一响，900人顿时打出“勿忘国耻”4 个大字。成千上万的观众先是愣住了，紧接着响起狂风暴雨般的掌声。掌声未断，哨子又响，“收复失土”4个大字随即出现。这时候体育场的中国观众很多都哭着跟着呐喊。被邀参加华北运动会的日军驻津总领事怒不可遏，愤怒退席，随即向天津政府提出抗议。

张伯苓当时是裁判长，他事后把学生领袖找来，说了三句话，第一句是：“你们讨厌!”，第二句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是：“下回还那幺讨厌!”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后，日军在天津的重点轰炸目标就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张伯苓三十多年的心血毁于一旦。但是他毫不气馁，公开演讲说：“被毁者为南开之物质，南开之精神，将因此挫折而愈奋励。”令全国人民都为之振奋。

多少年后，开拓了现代私立教育成功之路的张伯苓回顾道：

“四十多年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个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牙关未敢稍停一步。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向前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会愈滚愈圆，路也会愈走愈宽的。”这话里，不乏辛酸，但更透着自信与自豪。

2021年2 月23 日，是张伯苓逝世70 周年的日子。先生在国家命运跌宕起伏的年代，坚守文化和教育，传承民族文脉精神，犹如一座灯塔，照亮硝烟弥漫的山河，也穿透悠悠峥嵘的岁月，为今日中国文化和教育立镜，为后辈成长树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