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杨 璐
陈云不仅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还是终生喜爱评弹的“老听客”。他继承和发扬毛泽东文艺思想，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苏州评弹工作，研究评弹艺术，密切联系评弹艺人，对评弹艺术的建设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对评弹艺术的保存与继承、创新与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幼年时期听“戤壁书”，得到浸润滋养
陈云的出生地青浦县，是评弹艺术传播的核心区域之一。幼年时期，舅舅时常带他去听评弹，这让他从小就喜欢上了评弹。在颜安小学期间，陈云常去书场听“戤壁书”（在书场不买票听白书，将身靠在墙上听书），并喜欢把故事讲给舅父母、表弟及同学们听。评弹中有《三围演义》《水浒传》等故事，如诸葛亮用计如神、英雄好汉替天行道、忠良豪杰惨遭陷害等历史话剧，深深影响着少年陈云的心灵，使他领悟到，“要打倒压迫人、欺侮人的人，光靠个人拼搏不行，必须组织同心同德、志向一致的人共同奋斗”。少年陈云伴随着评弹艺人的娓娓道白和丝弦弹唱成长。评弹中所包含的临危受命的豪杰侠气、保家卫国的爱国精神、舍生取义的奉献精神和团结奋斗的人生启示等，深深影响着陈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他与评弹结下了不解之缘。
1979 年2 月，陈云在家中听评弹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陈云在外地疗养期间，有时间就听少年时期喜欢的评弹。这位评弹界的“老听客”，广泛接触各种流派的评弹艺人，同他们一道研究发展评弹问题，发表了一系列真知灼见。
陈云提出对评弹的演出书目进行搜集、甄别、分类。在整理书目的过程中，对待旧书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保留特色，推陈出新。陈云说：“评弹要像个评弹的样子……各种东西都可以改进，评弹也可以改进，但不能改掉评弹的特色。”传统书的书目很多，整理时要“就力之所及，采取积极的态度，逐步地搞，过急了不好”。整理书目，要有步骤地进行。采取慎重态度，先删除最坏的部分，然后逐回整理，由短篇到长篇，逐步发展。对待新书的创作和演出，要以鼓励为主，“对新的东西要鼓鼓掌，撑撑腰”。在陈云的推动与指导下，相当数量的评弹传统书目被保存与传承下来，大量评弹新书目不断推出。
“文革”结束以后，陈云积极推动评弹艺术改革，为传承和发展这门艺术作出重要贡献。这一时期，陈云对评弹改革主要提出了以下观点：一是思考评弹工作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二是思考评弹如何贯彻党的文化方针和政策；三是关于评弹工作的意见更加系统化。这一时期，陈云要求评弹艺人提高思想政治水平，青年演员加强训练，注意评弹的管理和评论工作，注意文艺界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工作，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总体要求。这些凝结着陈云一生关于评弹改革的目标和期盼。1995 年4 月9 日，在病逝前一日，陈云在病榻上还在听上海评弹团创作的《一往情深》。
“要努力搞些新作品，反映新时代”
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陈云十分赞同这一论断，强调评弹工作要为革命和建设服务。
1960 年1 月6 日，陈云写信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想要通过研究上海评弹协会出版的标明每月说书艺人和表演节目的广告单，开展对评弹工作的系统调查，试图从中了解一些带有倾向性以及反映社会思潮的问题。关于培养下一代评弹人才，他强调：“培训工作要有全局观点。要打破团（队、组）之间的界限，把培养人才看作是党的事业。”1977年6 月13 日，陈云对瞎改乱改的行为提出严厉批评，指出：“‘四人帮’破坏了为江南人民喜闻乐见的评弹的固有特色。评弹界目前的不团结现象也都是‘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所造成的。评弹工作者要团结起来，深入揭批‘四人帮’，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贡献。”
1977 年6 月15 日，陈云在评弹座谈会上，对朱雪琴唱的批判“四人帮”的开篇调子给予肯定。他指出：“后来必须居上，才能发展；后来不居上，就要倒退。这是发展规律。”陈云希望青年人在艺术上大胆革新，超过前人，使评弹艺术在内容、语言、说表、音乐唱腔、节奏、演出形式等方面都能适应于时代要求，适应人民群众艺术欣赏的要求。
陈云主张评弹艺术要坚持“二为”方向。他说：“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东西，要为经济基础服务，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是评弹工作的根本立场和根本准则。评弹艺术要坚持“古为今用”方针。他要求给没有标点符号的古书圈点，这样可以更容易看懂。他鼓励说新书，强调这是“古为今用”，是“时代的需要”，“要努力搞些新作品，反映新时代”。
在评弹改革发展的过程中，在加强对群众业余评弹队伍的辅导时，陈云指出应当坚持整体视角，站在国家的高度考虑评弹艺术的长远发展。“上海和江苏、浙江等地要协作，有分工，又互相支援；评弹将来可以考虑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除苏州话外，可以试用普通话及其他地方的语言，但目前的专业艺人仍可以用苏州话为主来说唱”。
“逐步增加到农村说书的比重”
人民群众才是评弹的主要来源。其一，评弹来源于劳动群众生活，体现人民群众的思想和意愿。陈云强调：“评弹主要来自人民群众。评话比弹词早，完全来自劳动群众。”虽然评弹是文人提炼加工的结果，但同《水浒传》一样，都是先有民间传说，后有文人加工。群众生产生活实践是评弹话本的源泉，“是历代艺人的功劳”。其二，评弹艺人要深入群众生活。他提出，评弹的创新工作要“发动评弹艺人深入生活”。其三，从工农群众中培养评弹艺人。陈云指出：“在曲艺中，像评弹那样有很强感染力的，是少有的。评弹大可发展，应该努力扩大业余队伍，让群众掌握评弹，评弹的群众基础就更好了。评弹要反映群众的生活，这样评弹的节目就多了。”因此陈云主张：“评弹艺术如能为广大工农群众所掌握，他们可以用这种形式来教育自己，也可以参加创作，丰富评弹的演出书目，同时可以从工农业余演员中吸收人才。目前的评弹艺人对工人、农民不熟悉，因此较难表现工人、农民。”评弹艺人及其语言艺术都应来源于群众。
“逐步增加到农村说书的比重”。当时中国农村人口占大多数。农业是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曲艺是我国特有的传统艺术形式，在城乡有着很广泛的群众基础。陈云主张：“评弹应该逐步增加到农村说书的比重。在农村和城镇演出的比重，开始可一九开、二八开、三七开、对半开。告诉大家，这是真正为人民服务。”为扩大新书演出阵地，他说：“有些反映工农题材的短篇节目，在城市大中型书场里不受欢迎，干脆送到工厂、农村去，他们会欢迎的。”只有送书下乡，才能解决“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1977 年6 月15 日至17 日，陈云（左四）在杭州主持召开评弹座谈会，研究评弹改革、发展问题
“衡量一个节目的好坏，要看对人民是否有利”。陈云指出：“群众喜欢听的书，不一定就是好的。这要看它是多数群众喜欢，还是少数群众喜欢；是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还是不合乎群众的长远利益。……衡量书目的好坏要从能否教育人民、对大多数人是否有好处来考虑。”对于传统书目中能带来经济效益的“调情的、下流的、色情的”“黄色内容”，虽然“过去很能卖钱，现在仍会有人欢迎，但危害是很大的，其害处不下于传播封建思想”。陈云强调：“这种传统不能挖掘。群众欢迎，也不能要。这一点绝对不能让步。”
科学对待评弹艺术的传承与发展
1.对传统评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963 年，陈云曾对文化部的工作人员说：“可以花点钱，把所有老艺人说的传统书目都录下来。”记录不等于全盘继承。“传统书的毒素多，但精华也不少。如果不整理，精华部分也就不会被广大听众特别是新的一代接受。精华部分如果失传了，很可惜。”
陈云在指导评弹传承方面，将评弹演出书目大体分为三类：一类是精华与糟粕并存的传统书；二类是新中国成立初期部分艺人发起“斩尾巴”以后产生的；三类是新编的现代题材的新书，思想性较强，艺术性比较粗糙。陈云强调，应当经过整理将传统书目传承下去，“传统书目中，有精华，有糟粕，还有中间的即无害的部分，应作些分析”。
在陈云指导下，评弹界肯定并整理了一批传统书目，如弹词《珍珠塔》批判势利，《玉蜻蜓》中的金张氏可以基本肯定。评弹中的演义类书目，通俗易懂，可以成为群众的历史教材。陈云以自己的姐姐举例，虽然她“大字不识一个”，但她听书完全可以听得懂，“说起《三国》《水浒》来头头是道”。对内容无害、艺术上有益的书目，要整理传承；即使内容有一定程度的有害因素，也要记录保存下来，同时将其中常识性错误尽量纠正。
此外，陈云还坚持以历史的真实的精神对待评弹。对吴子安说表传统评话《隋唐》时的夸大部分，陈云表示，“说演义书，要懂一点军事常识，夸大不要过分”。对《描金凤》中讲到明代时可从苏州坐船到朱仙镇或开封，陈云听后即请中国历史研究所专家对此作考察。
2.“对老书，有七分好才鼓掌；对新书，有三分好就要鼓掌”
陈云说：“评弹应该不断改革、发展，但评弹仍然应该是评弹。评弹艺术的特点不能丢掉。”他在给上海市人民评弹团团长吴宗锡的信中，着重阐述说新书和说传统书的辩证关系，指出：坚持说新书，仍然是必须坚持的方针。演出若干传统分回也是必需的。“闭目不理有几百年历史的传统书，是一种历史虚无主义。只有既说新书，又努力保存传统书的优秀部分，才是百花齐放。”具备既能说新书又能说旧书两套本领，总比只有一套本领强。
陈云表示，要说服中年艺人坚持创作新书，但不排除说些传统书。如果他们把新书长篇创作到十回，对评弹也是很大贡献。“因为一部新长篇要相当成熟，需要几代艺人的努力，但最大功绩应归开始创作者。”
20 世纪50 年代以来，陈云积极支持评弹新书目的创作与演出。1977 年6 月，他观看中篇评弹《李双双》后，称赞这部新书的改编是成功的，认为“说新书的方向无论如何是对的，现在新的书目是少了点，慢慢来，可以先编写短篇，再发展为中篇合起来成为长篇”。1981 年4 月5 日，陈云在上海同吴宗锡谈话时指出：“对于你们来说，出人、出书、走正路，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这指明了评弹艺术改革发展的方向。陈云号召曲艺工作者要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作出新贡献”，鼓励发挥评弹艺术的教育作用。
3.“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
关于传统曲目和现代曲目的关系，陈云强调要大力创造表现当代生活的新曲目。曲艺只有不断更新，与时代共进步，才具有生命力。否则停滞僵化，将会走向灭亡。在指导评弹工作中，陈云多次强调要防止以反历史主义的态度对待评弹艺术的传承。
1951 年夏天，评弹界掀起了所谓“彻底斩断传统书目尾巴”的运动，但形式过于粗暴。1961 年5 月6 日，陈云在同上海市人民评弹团负责人谈话中提到这段历史。他说：“要研究评弹的历史……庸俗、黄色的噱头泛滥，可能因此才有解放后的‘斩尾巴’。事物的存在，总有原因的。‘斩尾巴’，就是对前一时期不良倾向的否定，有积极意义。现在情况不同了，不能再来这种简单化的做法。”陈云在谈到整理老剧目时提出：“古代人说现代人的话是不合适的，‘孔夫子不能穿列宁装’，强调不能以现代人的观点去要求古人。”对待传统书目整理工作，陈云强调：“不能离开时代条件。要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看问题，不能以对现代人的要求来要求古人。”在改动旧剧目时，陈云要求演艺者“要熟悉角色的语言、行动和故事的环境、历史背景”。对于传统评弹要采取历史主义态度，也就是科学的马克思主义态度。
1960 年1 月20 日，陈云在《对整理传统评弹书目的意见》中，明确提到“反历史主义”问题。他指出：“防止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对于原来的书目，可以而且应该有必要的改编和精简。”对待有害和精华的关系，陈云主张：“要防止反历史主义的倾向，以免损害了精华部分。”“无害的部分暂时保留，不必急于删去。”对待艺术真实和虚构的关系，陈云认为，评弹中的内容并非完全真实，有一部分内容是创作者和传承者艺术加工后想象的产物，如包公、穆桂英、樊梨花等人物，歪曲历史，会违背唯物史观和人民利益。陈云主张对虚构的、歪曲的历史进行改编。例如《倭袍》，他指出：“我们批评反历史主义，不是说动也不能动。把许多好事堆在金大娘娘头上，不一定符合历史真实。把它改掉，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不是反历史主义。防止反历史主义是对的。中篇《厅堂夺子》，我是支持的，胆子大是好的。”
4.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陈云指出，文化为经济和政治服务，“评弹具有教育作用，要考虑影响。干巴巴也是缺点，应该是既严肃又活泼”。新中国成立后，在强调文艺政治宣传功能的同时，更注重思想性、艺术性、观赏性、娱乐性。陈云在一次谈话中提到：“要弄懂听众的心理，他们来听曲艺，首先是为了文化娱乐的需要，不是来上政治课。作报告也要讲几句笑话。”人民群众对于评弹的功能追求，也要求政治教育和审美娱乐并重。1960 年12 月22 日，陈云与中央广播电台文艺部同志谈话时指出，“曲艺是适合的群众性文化娱乐。劳动之后喜欢听一些轻松愉快的东西，这不是听报告受政治教育所能代替的”。
20 世纪50 年代，大量民间职业剧团、班社，面向市场谋取生活出路，出现为单纯营利而作低俗表演的现象。对此，陈云致信胡启立说：“一些人在我们党落实文艺政策的过程中出现了另一种倾向，主要表现是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一部分群众的低趣味，单纯迎合票房价值。”文艺包括评弹，应当与市场相结合。脱离市场，没有人看，也无法发挥思想教育的作用。但是，评弹艺术也应当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商品性、市场性应该放在第二位。陈云指出：“保存和发展评弹艺术，这是第一位的。钱的问题是第二位的。”1959 年11 月，陈云在同上海市文化局、上海市人民评弹团等单位负责人谈话时指出：“对于茶楼书场，文化局要参与管理，至少有关演唱业务方面的问题要管。”
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总要求
改革开放后，受腐朽社会思潮的影响，部分评弹演员在书目和表演上迎合低级趣味，单纯追求票房，滋长商品化和自由化倾向。针对曲艺界遇到的种种困难，1981 年4 月5 日，陈云提出“出人、出书、走正路”的总体要求。
1.出人——“艺术必须靠自己集中心力去钻，勤奋出人才”
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是评弹工作的重要任务，也是评弹艺术持续发展的保证。艺术的革新和发展，要同文艺队伍的进步和提高结合在一起。陈云指出：“出人，就是要热心积极培养年轻优秀的创作人员和演员，使他们尽快跟上甚至超过老的。”他指出：“不一定要求一下子出十几个，能先出三五个人就很好，逐步提高、增加。”他还强调通过带徒弟的方式培养后备人才。陈云还对评弹艺人的政治、文化、理论、业务等素质提出意见。他经常讲，评弹演员要努力学习，提高思想文化水平；要多学一些哲学、马克思主义方面的知识；要有为人民服务的理想；要有奉献精神，有事业心；要千方百计用心力去钻研艺术。评弹艺术家的政治素质、艺术素养和综合知识素养都应当在新时期得到进步和提高。
1984 年2 月2 日，陈云在同吴宗锡、施振眉、周良等人谈话时说：“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很重要”，“唯物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是最正确最科学的世界观和思想方法。一个人，无论从事什幺工作，有还是没有这个世界观和思想方法，工作起来就会大不一样。同志们如果同意，不妨订个学习计划，每天读几页，能有几个人常在一起讨论讨论更好。这样学上数年，肯定会对自己全面理解和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做好本职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你们搞评弹工作的，也一定要学点哲学”，“评弹艺人都要学习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还要学一点马列着作”。
陈云认为：“编新书要靠有演出经验的艺人。不要让青年就评弹，而要让评弹就青年。就青年，不停顿于迁就，要逐步提高他们。在就青年中去锻炼，出人才，出艺术。”谈及表演成败得失，陈云说：“工作中会有成功，有失败，这是免不了的。像打仗一样，一个军事将领，打两次胜仗，一次败仗，这就是能干的将领了。”关于艺术积累，他说：“艺术方面的穷是暂时的，穷则变，变则通。”优秀的评弹艺人应当从社会实践活动中积累表演素材和经验。陈云曾建议演员汪雄飞“到部队骑兵营去体验一下生活，多学一些骑兵们养马、识马的知识”，说起书来会更加生动。
关于评弹艺人综合素质的训练，陈云提出多重指导性意见。1960 年，陈云提议建立评弹界“自己的学校”；训练方式以集中为主，分散为辅；“政治、文化、艺术都要学”。1961 年，中国第一所曲艺学校——苏州评弹学校创办。陈云提议，评弹界也应当建立研究机构，“研究问题、讨论脚本等”。还应当召开专业性会议，“把同说一部分的人集合在一起，共同研究，相互讨论”。此外，在陈云关怀下，还成立了江浙沪评弹工作领导小组，创办了《评弹艺术》研究集刊，创办了中国北方曲艺学校，设立了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研究所等机构。
2.出书——一手整理传统书目，一手多编多写新书
“出书，就是要一手整理传统书目，一手编写反映新时代、新社会、新事物的书目，特别要多编多写新书。”1960 年，陈云就整理评弹书目工作提出“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相结合”“老年、中年和青年艺人相结合”的建议。陈云强调，要将出书重点放在编写新书上。编说新书时，可将之前的优秀歌剧、小说等进行改编。现代题材的书应该占据主导地位。新作品要反映新时代，反映革命斗争历史，要让青年人知道革命斗争的艰苦性和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出书”，是陈云对书目整理工作和编演新书工作方法的总结和提炼。每次出新书时，陈云总是反复听书，看作品。他对上海评弹团创作的中篇评弹《真情假意》十分欣赏，指出这部作品“是成功的，有时代气息，符合适应青年、提高青年的要求……我听了二十遍，现在还想听就是了”。他详细了解创作过程，同作者、演员进行创作式的交流，提出意见，精益求精。
3.走正路——用走正路的艺术去打掉歪门邪道
所谓“走正路”，是指“在节目和表演上，既讲娱乐性，又讲思想性，不搞低级趣味和邪门歪道。歪门邪道中如有某些可以利用的东西，经过改造，也可以吸收过来”。这是陈云对于曲艺改革秉承的继承与扬弃、创新与发展的准则。“走正路”，最重要的是坚持正确方向。只有坚持“走正路”，文艺才能真正发展和繁荣，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如果忘记或者违反正确方向，必然会搞“邪门歪道”。陈云指出，要“打掉艺术上的那些歪风邪气。去引导和提高听众。要保持主力”。只要坚持“走正路”，评弹是可以振兴的，曲艺界的未来也是光明的。
陈云长期喜欢评弹艺术，钻研评弹创作，指导评弹工作，发表评论和意见，逐渐形成其独具特色的文艺观，构成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陈云文艺思想贯穿唯物论和辩证法，强调要尊重评弹艺术发展规律，既强调保存和发展民族传统文艺的必要性，又强调创作新书的迫切性；既要继承评弹的传统，又要弘扬评弹的思想。陈云文艺思想是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丰富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组成部分，是制定党的文艺方针的依据之一。它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需要，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