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鹏

早在上古时代，人们就有了灵魂不死的观念。古人认为财产的占有不因生死而发生本质变化，财富既是生前炫耀的光荣，也是死后生活的保障。殷商时期，这一观念更加强化，先人魂魄受到后人无限崇拜，社会心理开始崇尚厚葬。周代商后，继承了厚葬之风，不同阶层人士的墓穴和随葬品规格都有不同的规定。死者生前地位越高，随葬品越多。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超越礼制束缚的僭礼、越等厚葬更加普遍。作为中国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缔造者，秦始皇帝陵的奢华厚葬更是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

西汉初年，历经秦末战乱和楚汉之争，人口减少，经济凋敝。于是自高祖刘邦起，汉朝就实行休养生息政策。在当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客观制约下，汉文帝没有实行厚葬的经济基础。但更重要的，是文帝本人主观上的节俭治国思维。据《史记》记载，文帝在位23 年间，没有新修宫室苑囿楼堂馆所，没有增添车马衣物，平时只穿粗厚丝绸制作的衣服，最宠幸的慎夫人所穿长裙也不会拖到地面，帷帐上没有刺绣，为天下人做节俭表率。文帝在现世生活中的节俭态度，自然会投射到他对身后陵寝的修建上，故能不去追随从商周到秦汉近两千年的厚葬余风，身体力行地改行薄葬。

文帝实行薄葬，同时可能还有防止身后被盗墓摸金的顾虑。由于人们把厚葬当成炫耀地位财富的方式，导致大量珍宝重器聚集地下，盗墓现象由此产生，严刑重法都无法遏制。吴王阖闾墓违礼厚葬，结果不到10 年就被人盗掘。着名的秦公1 号大墓即秦景公墓，墓室奢侈，葬品丰厚，“荣登”遭盗掘次数和盗洞数量榜榜首。考古工作者发掘此墓时，刚揭开墓上的耕土层，就发现盗洞247 个；发掘到第3 层台阶平面时，也有60 多个盗洞；发掘到椁室时，还有10 多个盗洞……西汉时期，社会精神豪放旷达，江湖气颇重，“掘冢”挖墓成为常见的发家致富营生，逼得汉文帝必须在帝陵的修建中充分考虑防盗问题。

中国古代帝陵修建，通常从皇帝即位时就已经开始。大致在前元三年（公元前177 年），文帝曾到霸陵视察工程进展情况。看到帝陵风水极佳，施工有条不紊，文帝兴奋地言道，“嗟乎!以北山石为椁，用纻絮斮陈漆其间”，如果用北山的石头做成棺椁，把麻絮切碎填充在石头缝隙中，再用漆将石头、麻絮黏合为一体，那谁也无法撬开坚固的霸陵。左右大臣一片拍马溜须颂扬之声，只有中郎将张释之从容进言，“使其中有可欲者，虽锢南山犹有隙”，如果里面有人们想要的东西，比如大量贵重陪葬品，即便是将华山秦岭等南部山脉全部封禁，也会留有可乘之机，被人打开发掘；“使其中无可欲者，虽无石椁，又何戚焉”，如果里面没有激发人们贪欲的丰厚陪葬品，就算不用石头棺椁也会安然无恙。文帝听后，幡然醒悟。因此，文帝在霸陵的修建中“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只陪葬陶制品，不使用金银铜锡等贵金属装饰；甚至不起高坟，一方面节省民力，另一方面避免高大坟冢惹人注目，引来摸金之徒。

后元七年（公元前157 年）六月初一，文帝在未央宫驾崩，遗诏中言“朕闻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者，奚可甚哀”，认为生老病死是天地万物的自然归宿，无需哀痛，对死亡颇为看淡；并批评当时的厚葬之风，“当今之时，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表示要带头破除厚葬之风，要求自己的祭祀大典不得超过三天，全国百姓三天之后必须脱下孝服，不得禁止百姓婚丧嫁娶；且“霸陵山川因其故，毋有所改”，保持霸陵山川原样，不得有任何改动。

文帝遗诏并不是表面文章、政治作秀，考古工作者在霸陵发现的金银装饰陪葬品非常少，大多是烧制的陶俑，只有少量小件铁器、铜器。即使是陶俑，也只有原样三分之一大小，并非实用器物。霸陵考古的实际出土，基本上印证了史籍中关于文帝薄葬的记载。不过，在距离霸陵2000米左右的文帝母亲薄太后南陵，考古工作者却发现了上百件明显带有异域草原风格的金银饰品，且陶俑都是按照原样制作，具有实用性，质量等级高于文帝帝陵陪葬。

那幺，文帝为什幺选择白鹿原而非其他地方修建陵寝呢？这与汉初内忧外患的政治形势密切相关。这一形势不仅关乎霸陵地理位置的选择，更关乎霸陵内部的陵墓布局。西汉初年，中央朝廷同时面临西北匈奴和东南诸侯国的双重压力。当年刘邦之所以选择西北咸阳原为皇家墓葬区，其意即是通过在皇陵周边大规模设置陵邑、充实人口，修建长安西北防备匈奴南下的门户屏障。文帝选择白鹿原，亦是看重其西北低、东南高的高敞地形优势，能够对东南各诸侯国形成地理压制态势。

外攘匈奴、内安诸侯的前提，是中央朝廷内部凝聚力的增强和皇帝权威的加强。高祖刘邦虽是开国之君，但其天下是与功臣共同打下。刘邦虽然通过叔孙通制定朝仪方知天子之贵，但从其晚年无法更换太子一事，可以发现其皇权仍然被功臣集团深度制约。惠帝刘盈仁懦，不仅被母后控制，还被功臣压制，遑论振兴皇权。

文帝入继大统后，运用一系列“区别对待”“打拉结合”的政治手腕，分化瓦解以陈平、周勃一文一武为首的功臣集团，对朝廷高层进行大洗牌，有效管控推举其上台的功臣。同时起用贾谊等后起之秀，采用贾谊“列侯就国”之策，将周勃等拥有侯爵的军头渐次赶出长安到封地居住，逐步摆脱功臣集团在长安对皇权的牵制。随后，文帝在贾谊等人的谋划下，有意通过礼仪制度建设，抬高皇帝威严。考古工作者在霸陵陵区发现，100 多个象征官署机构的外藏坑都围绕着帝陵，呈现出一种向心式的政治布局。这一布局形式，在高祖长陵和惠帝安陵中都没有出现，反映出西汉历史进程中皇权增强的事实。

正是在内部凝聚力增强和政令统一的基础上，文帝才能将主要精力用于处理诸侯国问题以加强中央集权。文帝部分采纳贾谊《治安策》中“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方针，初步解决了齐国和淮南国两个最大的政治隐患，使得儿子景帝能够用短短三个月就轻松平定吴楚等国反叛中央的“七国之乱”，最终为“文景之治”的出现和两汉四百年太平之局奠定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