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书吟 邓茹菲
抗美援朝需要“花木兰”
1950 年初，时任全国妇联副主席的邓颖超向周恩来提议培养一批女飞行员。
邓颖超一方面希望通过使妇女掌握先进的军事技术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提高妇女社会地位；另一方面则是出于支援抗美援朝的现实考虑：在朝鲜战场上，年轻的新中国空军不得不正面应对当时实力最强的美国空军。据统计，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仅有不到300 架飞机，空战经验几乎为零，而对手则是拥有1200 多架战机的巨无霸战队，其中大部分飞行员参加过二战，飞行时间多在1000小时以上，双方实力悬殊可见一斑。因此，增强空军实力、培养大批飞行员就成为当务之急。如果妇女也能够胜任军事飞行任务，就证明妇女在航空航天这种高精尖领域也能顶起半边天。
周恩来将邓颖超的提议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当即批复同意，同时还叮嘱“不要培养成演员，而是要培养成人民的飞行员”。
1951 年初，在空军司令刘亚楼的指示下，空军干部从中南军区、武汉中南预科总队、华北军区预科总队及华东军政大学挑选一批女学员参加飞行员特训计划。
女孩们对成为飞行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短时间内负责招募的报名处便收到了数千张报名表格。经过严格的审查，55 名女学员从数千名志愿者中脱颖而出，在三四月间便进入空军牡丹江第七航空学校学习。其中学习底子和身体素质最为出色的14 名女孩作为飞行学员培养，另外41 名女孩则作为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机械员培养。
这些女孩平均年龄20 岁，最小的只有18 岁，最大的也不过23岁。这群年轻的姑娘能否胜任艰巨的飞行培训任务呢？
“我们妇女一定要做到”
在培训期间，根据女性的生理特质和机组配套需要，牡丹江航校制订了详细的培养计划。配备了最好的飞行教员，由日籍航空技术人员担任。但她们仍然面临着比男学员更大的挑战。
当时的训练机是缴获的美制PT-19 和日制双发99 式飞机，飞机数量少，设备也陈旧落后，加之集中封闭训练，许多女孩承受了很大的心理压力。上海的学员施丽霞鼓励大家：“男人能做到的，我们妇女也一定要做到。”女孩们之间互相加油打气，理论学习有困难，她们不逃避，不绕开。开展互帮互助，不让一个学员掉队；生理上不适应，她们凭借毅力，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去努力克服。例如，有的人对汽油味道敏感，就专门把汽油洒在手帕上，用这样的强制方法磨炼嗅觉神经；操作上有困难，她们便加强针对性训练：操纵飞机驾驶杆、拆卸发动机力量不够，她们就拼命锻炼，和男学员一起打篮球、跑步、打秋千、滚旋梯；训练器材少，她们就把扫把、凳子腿代替驾驶盘演练，坐在地上手拉手、脚蹬脚练习拉杆蹬舵；目测不准，她们就在卡车开动时练习判断运动速度；飞机降落时离地高度变化掌握不准，她们就在楼梯跑上跑下练习，晚上在被窝里还握住手指头蹬着床头练习。
除了女飞行员们的自身努力，组织上也给予她们许多帮助。第七航校的各级干部和教员对她们付出了比培养男飞行员更大的心血。
教员根据女飞行员实践记忆比抽象记忆更加有效的特点，为她们量身制订了训练计划：一是把理论课从课堂上移到飞机上来。由资深机械师对照实物讲解飞机的构造特点、部件性能及操纵方法要领、一般事故的起因和紧急处置手段，让学员易懂易记；二是针对女性较为胆小的特性，消除其顾虑和畏难情绪，增强她们的信心和毅力；第三是结合女性的耐力和生理特点，因材施教，深入学员中间收集资料，根据实际情况调整训练过程；四是把好单飞关，逐步放手单飞以保证人人达到驾轻就熟的程度。
通过全方位的努力，女飞行员克服了生理关、心理关和理论关，14名女飞行学员用时仅7个月、平均每人飞行训练时长77 小时44分，完成了由飞行学员到飞行员的转变；同时，41 名空中领航员、通信员和机械员也陆续毕业，这意味着新中国第一批55 名女飞行人员无一掉队，全部学成。毕业后，女飞行员们被分配到空军第十三师运输部队进行苏制里-2 型飞机改装训练，为受阅典礼做训练准备。经过33 个飞行日的艰苦训练，14 名女飞行员终于完成了起落航线、单机跟进编队、转场等课目，为受阅任务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不做蓝天花瓶，要做蓝天战士!”
1952 年妇女节这天，前来观看的人群挤满了首都机场。10 点20 分，起飞典礼正式开始，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全国妇联副主席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进入会场。11 时45 分，机场上升起了三颗绿色信号弹。12 时15 分，在万众瞩目下，6 架运输机相继起飞，冲入云霄，排成“一”字型，渐渐融入在首都上空的蓝天里。此时，机场沸腾了，欢呼声震天动地，人们朝腾空的飞机挥手致敬。
准备参加汇演的女飞行员们首飞典礼半个月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在中南海接见了她们。毛泽东关切地询问刘亚楼：“她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回答道：“都成器了，能单独执行任务了。”
14 个姑娘之一的秦桂芳根据主席的批示，将“不做蓝天花瓶，要做蓝天战士”作为自己航空生涯的奋斗目标。随着一代代女飞行员的成长，这句话成了中国女飞行员们口耳相传的座右铭。
受阅典礼后女飞行员们便很快投入了抗美援朝的实战训练中。通过为期半年的昼夜间复杂气象训练，具备了支援抗美援朝战场的实战能力。
自从1952 年完成第一次单飞后，女飞行员们就不断执行任务。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空军党委常委将她们编制为独立的第2 大队第6 中队，归空军独立第3 团建制，负责从空中运输物资到安东，给部队转场等。当时有句话叫做“抗美援朝不过江”，她们执行的运输任务即属于此类。当地面部队告诉她们有情况的时候，女飞行员们就赶紧降低飞行高度，以躲避敌人的雷达。1952 年4 月部队转场，她们从北京经过锦州到沈阳，再到安东。
秦桂芳在晚年的受访中回想起这段经历时说：“从技术上来讲，中国空军肯定不如美国空军。可是我们的飞行员不怕死，敢驾着飞机迎头撞向美国飞机。一些飞行员是由陆军转过来的，他们想，当陆军的时候多受敌人飞机的气，光挨打，现在我开上飞机了，拼了命也得把你打下来。这样的事情很多。”
从抗美援朝战场归来，女飞行员们并没有退出飞行舞台，而是很快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和国防事业中，在数十年的飞行生涯中，这批巾帼英雄在不同的飞行大队执行过多项紧急任务，在作战转场、空域侦察、护送首长、运输抢险、空投救灾，以及为原子弹基地送紧急文件等多种任务中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除了完成飞行任务外，她们还投身军事教育事业，为祖国的航空事业培养了一大批新人，带领我国后起的女飞行员迅速成长。1964 年空军部队要求，航校设立运输机飞行指挥课程，要在两年内培养一批新飞行员成为“全天候”的飞行员，她们又化身教员，以耐心的态度和严格的要求带领新飞行员进行训练。不仅自己飞得好，还能根据各个人的特点，采取不同的方法教别人，耐心启发，从心理素质到技术动作言传身教，为新中国女飞行员的培养事业洒下一路馨香。
当时年仅18 岁的秦桂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