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悦阳
敦煌莫高窟秋色。
莫高窟第45窟，盛唐。
透过历史深邃的眼眸，“一带一路”承继了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的博大精深，穿过岁月幽深的长廊，丝绸之路见证了世界文明两千多年的璀璨绚烂。
两千多年前，一条始于长安，经河西走廊，过天山南北，横跨中亚，直达波斯和罗马的陆上交通古道，成为沟通东西方商贸和文化的重要通路。“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古代中国以丝绸为代表的大量物品输往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远抵罗马等国，而西方的奇珍异宝和风物人情也得以渐入中国。如今，“丝绸之路”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对历史进程的推进依然令世人惊叹和赞赏。回首古代丝绸之路，文物是那段历史的最佳见证，同时也是最为直观的历史遗存，至今向人们诉说着曾经的过往与辉煌，展望着未来的融合与发展。
在浩如烟海、琳琅满目的一带一路留下的文物珍宝之中，有工艺繁复、制作精美的金银制品，也有各时期留存的钱币，更有散发出历史光泽的瓷器陶具……无不散发出醉人的魅力，诉说着千年以来沧桑更迭的变迁与一带一路上诸多文明、种族交汇、碰撞、互动而形成的艺术硕果，见证着那段开放、包容、和谐、共进的岁月所遗存的岁月痕迹。而说起一带一路诸多文化遗产与精美文物的集大成者，无疑是分布在亚洲各地，蔚为大观的石窟艺术。
石窟是珍贵的世界遗产，也是亚洲文明的重要载体，更是一带一路最鲜活与真实的历史记录与文化博物馆。据《世界遗产名录》显示，截至2020年11月，在1121项世界遗产中石窟类项目达17项，均在亚洲，集中于南亚、东亚和西亚地区。石窟集建筑、雕塑、壁画等诸多艺术形式于一体，具有珍贵的艺术价值和丰富的文化内涵。它集中体现了一个民族和地区的审美追求、价值理念与文化精神，是东西方文化交融的历史见证和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实物载体。
学界一般认为，石窟最早由古埃及石窟陵墓演变而来，在公元前5至前4世纪经由波斯传入印度。亚洲石窟的最早起源，与早期虔诚的佛教徒有关，他们修行的主要方式是苦行，居无定所，到处游历传教，因此他们需要随时随地进行拜佛，于是他们在僻静的山林间用竹子木头和泥巴修筑小房子，用作对佛顶礼膜拜的地方，后来逐渐发展为石窟艺术。
研究表明，南亚是石窟类世界遗产最为集中的区域，共有9项，包括印度7项，斯里兰卡2项。作为佛教发源地，印度的石窟营造历史悠久，最早可追溯至公元前2世纪；营造过程中逐渐融合佛教、印度教、耆那教等多种宗教文化，形成了具有印度风格的石窟建筑，为世界留下了灿烂的宗教文明和石窟遗产。在印度石窟遗产中，桑吉佛教建筑群与阿旃陀石窟的历史均可追溯到公元前2世纪，前者是现存最古老的佛教圣地；后者是印度现存最大的石窟遗址，与泰姬陵并称“印度双璧”。
印度阿旃陀石窟。
除此二窟之外，其余5处世界遗产均开凿于公元6至11世纪间，是印度多宗教文化的重要体现。如象岛石窟是印度教洞窟和佛教洞窟的综合体；帕塔达卡尔建筑群同时坐拥9座印度教神庙和1座耆那教神庙，综合了印度南北方建筑形式，是遮娄其王朝时期折衷艺术的顶峰；埃洛拉石窟群现存的34座石窟分属佛教、印度教和耆那教三教，被世界遗产委员会称为“佛教、婆罗门教和耆那教的圣殿”；马哈巴利普拉姆古寺庙群建于公元7至8世纪，由阿周那石雕、五战车神庙、海岸神庙等古迹组成。值得一提的是，2019年10月，习近平主席访印时还曾专程参观该遗址，印度总理莫迪亲自陪同参观并讲解，两国领导人边走边谈，深入交流，共话文明对话互鉴。习近平指出，泰米尔纳德邦同中国的交往历史悠久，自古同中国海上贸易联系密切，是古丝绸之路的海上货物中转站。中印都是拥有几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交流互鉴绵延至今。两国先辈们克服重重障碍，开展广泛交流，推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发展和传播，双方均收益良多。中印人文交流大有潜力可挖。
在这七处历史悠久、文化交汇、艺术精湛的石窟中，位于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的“阿旃陀石窟”最为着名，它是世界上最早的古印度佛教石窟之一，研究表明该窟始凿于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之后在公元5世纪至6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在原有的石窟群中又添加了更多精心修饰的石窟。阿旃陀石窟开凿在阿旃陀山上的垂直悬崖上，现存30窟，拥有众多的石窟造像和壁画，更以其壁画艺术着称于世。据史籍记载，我国高僧玄奘曾在7世纪初朝圣阿旃陀。
“阿旃陀石窟”的开凿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前1世纪的萨塔瓦哈纳王朝的统治时期，第二阶段开凿于公元5至6世纪的笈多王朝时期。小乘佛教的追随者在第一阶段总共挖掘了六个洞窟，在这些洞窟中，佛陀以一种象征性的形式受到崇拜。这些洞窟简朴，壁画稀疏。内部用柱廊分成中殿和侧廊，侧廊延续在后殿的后面，用于绕行。在大厅半圆壁龛的中心，矗立着岩石上凿成的柴塔或佛塔。而在第二阶段，印度河活动由大乘佛教的追随者主导，在这里，佛陀以偶像的形式被崇拜。早期的洞穴被重新利用，并挖掘出了几个新的洞穴。洞穴墙壁上点缀着用彩画技法创作的精美壁画，柱子、支架、门框、神龛和立面都装饰得富丽堂皇。
阿旃陀石窟是古代佛教岩石雕刻建筑中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阿旃陀的艺术传统是印度当代社会艺术、建筑、绘画、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历史的重要而罕见的标本。通过建筑、雕塑和绘画表现出佛教的发展是独特的，证明了阿旃陀作为这种活动的主要中心的重要性。此外，在阿旃陀发现的铭文记录也为当代文明提供了很好的信息。因此，作为一项独特的艺术成就，阿旃陀的风格在印度和其他地方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其艺术价值与历史研究价值，至今仍值得后人深入发掘、整理、研究。
可以说，佛教由印度向外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文化、地域、民族相互融合的过程，是古印度的文化，以丝绸之路为载体，与亚洲其他地方的文化相交融碰撞的过程，见证了一带一路在文明交融与促进上的成就。而在这个过程中，石窟艺术是其最重要的表现形式之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和佛教文化的传播，印度石窟逐渐传至阿富汗、中亚地区，又由中亚依次传入中国、韩国等东亚地区。
地处西亚的阿富汗有1项石窟类世界遗产：巴米扬山谷的文化景观和考古遗迹。它保存着规模宏大的佛教石窟群，窟群绵延1300多米，有洞窟700余个，着名的巴米扬大佛矗立其中。历史上的阿富汗是石窟文明传播的重要节点和文明交汇地，是印度、希腊、罗马和波斯萨珊王朝交流的杰出见证。这个石窟群中有两座大佛，一尊雕刻于公元1世纪，高37米，身披蓝色袈裟，俗称东大佛。东大佛是键陀罗艺术典型代表，所谓的键陀罗艺术，就是产生于公元1世纪的印度贵霜王朝时期，因为他处在印度与中亚、西亚的交通枢纽地带，又受到希腊的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的长期统治，因此，受希腊文化影响比较大，他的佛教艺术兼有印度和希腊的风格，因此，他又有希腊式佛教艺术之称。是古典的希腊文化与东方文化融合的成果。其最大的特点是以希腊、罗马式的装饰手法表现中亚和印度的佛教题材，佛像的面容呈现椭圆形，眉目端庄，鼻梁高而长，头发呈波浪形，并且有发髻，身披希腊式大褂，衣服多由左肩向下垂，袒露右肩，佛和菩萨带有胡须。
应当说，这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文化融合，这种造型特点后来越过帕米尔高原流传到我国的新疆西南部地区，给我国的绘画、雕刻、建筑、工艺美术带来了希腊罗马风韵。另外一个雕刻于公元5世纪，高53米，穿着红色的袈裟，俗称西大佛。西大佛相对比较晚，是键陀罗艺术后期的一尊佛像，或者称为“印度——阿富汗流派”。这个艺术流派继承了键陀罗艺术固有的风格以外，还较多地吸收了印度本土秣涂罗风格，佛像脸型变圆，衣衫变薄，用灰泥来表现衣服的褶皱，对我国新疆、敦煌、云冈的佛教艺术有重大影响。需要解释的是，两尊大佛并不是同一人，东大佛是释迦牟尼，西大佛则是毗卢遮那佛。两佛相距约400米，远远望去十分醒目，脸部和双手都涂有金色，佛像两侧都有暗洞，高达数十米，可以拾级而上，一直到达佛顶。我国东晋时代的高僧法显和唐代大师玄奘都曾经瞻仰过宏伟庄严的巴米扬大佛。
阿富汗巴米扬大佛。
莫高窟第158窟，卧佛。
莫高窟第112窟，舞乐图。
佛教沿着丝绸之路一路向东，在中亚和中国的新疆地区迅速发展开来，在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这个被称为西域的广大地区，佛教是很多国家的国教，有很大的影响力，到今天为止，新疆天山南北丝路沿线还保留有大量的石窟群。其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焉耆和龟兹这两个国家的学者们翻译了大量的佛经，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此时，我国境内开始修建石窟。
尽管中国石窟源自印度，但经不断地适应、传播和创新，逐渐融入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之中，形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石窟体系。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东西文化交融程度更深，中国石窟艺术的本土特色也愈加显现，如甘肃麦积山石窟宋代造像呈现出世俗化倾向；炳灵寺石窟彰显藏汉两种民族文化内涵；山西云冈石窟兼收东西佛教文化精髓，是中西文化融合之典范；河南龙门石窟既有汉族历史文化的底蕴和皇家风范，又融合了印度、西域和欧洲的艺术风格。而在诸多石窟艺术之中，最为着名的，无疑就是敦煌莫高窟了。
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世界上历史悠久、地域广阔、自成体系、影响深远的文化体系只有四个：中国、印度、希腊、伊斯兰，再没有第五个；而这四个文化体系汇流的地方只有一个，就是中国的敦煌和新疆地区。”从公元4世纪到14世纪，中国古人花了一千多年开凿出南北长1680米的敦煌石窟群。时至今日，敦煌不仅成了中国璀璨文明的活化石，更是“一带一路”上的绚烂明珠，难怪有人说，“世间有几处地方，有生之年总觉应该一到，敦煌便是其一”。多少年来，无数人曾跋涉千里，只为一睹敦煌莫高窟千年佛像唇边微笑，感悟千年沧桑，体会人间至情。
习近平总书记曾言：“敦煌，我心向往之。”敦煌，位于我国甘肃省西北部，已有2100多年的历史，历来为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敦煌东峙峰岩突兀的三危山，南枕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接浩瀚无垠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北靠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以敦煌石窟及敦煌壁画而闻名天下，是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和汉长城边陲玉门关及阳关的所在地。
位于西北边陲的敦煌，处于丝绸之路的战略要冲，既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又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其中，莫高窟无疑就是古代中西文化在敦煌交汇交融的璀璨结晶。
莫高窟艺术的成就，是世界上留存至今的任何佛教遗址所无法比拟的。进入洞窟，庄重的佛陀、仁慈的菩萨、灵动的飞天、壮美的佛国、动人的故事、有趣的生活、富丽的纹饰，一一进入眼帘，在人们面前展现的是领域异常广泛、内容无限丰富、美不胜收的中华民族引以为傲的文化艺术宝藏。千年遗珍，通过生动的壁画和彩塑艺术，形象地反映了千年佛教和佛教思想的发展和演变；它保存的2000多尊彩塑，真实地反映了千年彩塑发展创新的成就和脉络；它保存的45000平方米壁画真迹，真实地再现了千年已失传的诸多绘画名家的人物画、建筑画、山水画、花鸟画等不同画种发展创新的成就和脉络；它在壁画中描绘了千年间农耕狩猎、婚丧嫁娶、生老病死、衣食住行、音乐舞蹈、体育百戏等充满情趣的社会生活和民情风俗。站在世界文明的角度来看，莫高窟代表了世界多种文明之一的中华文明艺术的杰出成就，是世界多种文明融合的结晶，是千年中外文化艺术和我国多民族文化艺术交流的见证。
在敦煌石窟中，几乎窟窟都有说法图、经变画。这些壁画以描写人物为主，因此，其中有大量的服饰及纺织物的图形，不但历史风格各异，而且有许多少数民族和国外的服饰纹样。这充分体现敦煌这一古代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昔日的辉煌，这对现代人研究古代服饰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在敦煌壁画中，还表现了历代社会中的方方面面。如：古丝绸之路上的交通商贸；军事和体育方面的珍贵画面和史料；也是中国古代生活的写照；中国古代科技史的记录等等。另外，敦煌也可以说是一座民俗史博物馆。1000年间的中国古代民俗概貌活现于壁画之上，不仅包括现今已看不到的事象，还包括流传到今天的民俗民风。由于纸绢绘画作品不易保存，宋代以前的民俗画真迹已绝无仅有，敦煌壁画堪称珍贵记录。
在数千年“一带一路”历史文明留下的璀璨艺术珍宝与文物精品中，石窟艺术无疑是一颗明珠。它是波斯文明、希腊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交融发展的产物，是东西方文明交流互鉴的见证。多文明的源泉亦滋养了石窟丰盈的文化内蕴。如印度象岛石窟蕴藏印度教、佛教、耆那教三教文化；巴米扬遗址展现了希腊式佛教、伊斯兰教的深厚内涵；中国大足石刻呈现释道儒三教文化。可见，石窟类世界遗产不仅是一国之瑰宝，还是多文明共同孕育的结晶，是展示和传承东西方文明的文化艺术宝库，是世界人民的共同文化财富。
藏经洞。
有谁能够想到，从鸣沙山上的第一凿石斧落下开始，直至今日，敦煌已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迹，至今年已经一千六百余年了。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在敦煌研究院座谈时指出：“敦煌文化展示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千百年来，以莫高窟佛教艺术和藏经洞文物为代表的敦煌文化和艺术，是在丝绸之路千余年发展演变的背景下，由来自印度、希腊、中亚和西亚等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多种文化、艺术与中国文化、艺术不断交流、融汇，进而创新形成的古代人类文化、艺术硕果。它们不仅对于研究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古代中西方多元文明交流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对于现代世界文化、艺术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和借鉴价值。只有充满自信的文明，才会在保持自己民族特色的同时包容、借鉴、吸收各种不同文明。
“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要继承自己的传统文化，要不断吸纳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使多元文化兼容并蓄，并不断加以创新，才能使本国、本民族的文化不断得到发展。”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有着“敦煌女儿”美誉的樊锦诗教授面对自己生活、工作了一辈子的敦煌，由衷地发出这样的感叹。正如中国有一句成语——“鉴古知今”，樊锦诗表示，敦煌文化遗产在丝绸之路上一千余年的历史成就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宝贵历史经验和启示，对于不同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交流是长期的、和平的，并可增进各国人民的互相了解与互相信任，促进不同文明的和谐对话，共存共荣。
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所说的那样：“文明因多样而交流，因交流而互鉴，因互鉴而发展。”古老的丝绸之路曾经为人类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发挥过巨大的作用。在其中，敦煌与莫高窟，无疑是历史的见证人与活化石，时至今日，全新的“一带一路”正在开启，敦煌的辉煌，必将延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拥有丰富石窟遗产的国家，趁着“一带一路”的时代东风，在未来可开展多学科协同的深度研究，科学合理巧妙运用石窟遗产，服务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与此同时，加强与丝绸之路沿线国家的石窟遗产保护合作，推动建立中外石窟友好关系，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努力走出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石窟保护利用之路，为世界石窟遗产保护和传承事业做出新贡献。
千年遗珍，文化瑰宝。一带一路，未来可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