择偶偏好中的性别差异和社会阶层异质性——基于选择实验法的探索

周扬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与心理学院讲师

本文节选自《社会学研究》2023年第6期

当前中国社会中，配偶在年龄、收入、家庭背景、房产、教育和长相六项维度上的特征，均会对人们的择偶偏好产生显着影响，但不同维度特征的重要性程度存在显着差异。整体上看，人们普遍会选择拥有较高社会经济地位属性的人作为理想配偶。但配偶年龄增加带来的负效用表明，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在配偶其他特征一样的情况下，还是更加偏好相对年轻的伴侣，不过相对于其他择偶维度而言，年龄维度的效用较低。外貌特征在择偶时属于稀缺产品，从偏好和效用的角度来说，人们在择偶时愿意支付较高的价格。这意味着，在结构性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外貌与社会经济地位之间的交换婚姻是极有可能发生的。

相对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加看重配偶的长相，而女性比男性更加看重对方的收入、家庭背景、房产和教育等社会经济地位特征。总体而言，男女差异性的择偶偏好表明人们对传统的性别分工模式仍然存在一定的认同。由此可见，虽然社会变迁带来了多样化的婚育实践，婚姻的性别化差异期待仍然是深刻而长远的。在男性群体中，相较于高中及以下学历者，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会显着地期望女方也接受过高等教育。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对于女方的家庭背景、房产等其他社会经济特征的偏好也显着更高。这表明，与未受高等教育的男性相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会显着地提高自身的择偶标准。

女性群体的择偶偏好与其所处社会阶层的关系较为复杂。一方面，以城乡户口这一先赋性特征来区分阶层地位时，城乡女性在各个维度上的择偶偏好无显着差异。但以高等教育这一自致性特征来区分阶层地位时，不同教育程度的女性表现出了分化。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会相应提高对配偶的教育特征的要求，但未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并没有在教育维度上呈现明显的向上择偶偏好。原因可能在于教育并不仅仅代表社会经济地位，还意味着文化资本。在控制了收入等直接衡量经济条件的因素后，女性更多考虑的是能否与对方在文化、生活方式与品味等方面保持一致，以维持和谐稳定的婚姻。总的来讲，择偶偏好上的阶层异质性，意味着未来同型婚配在高社会阶层男女两性群体中会进一步扩大，占据主流；此外，部分底层男性的自身条件令其在女性择偶中处于劣势，不婚率可能会进一步提高。由此可见，婚姻本身将越来越具有一种社会阶层地位属性。

高校青年教师的“内卷”困境与对策研究

王玉玲福建教育学院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中国青年研究》2024年第3期

高校青年教师的内卷，首先就是从通过教职获取生活所需的经济物质回报开始，并且具有其特殊性。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进入职场的时间较晚，按近年来普遍需要博士学位的门槛要求，正常都在30岁左右，部分甚至将近35岁毕业，此时面临着结婚生子、购房置业等非常直接并且极为迫切的需求；另一方面，高校青年教师处于事业的起步期，在争取项目、基金等方面工作经验尚浅、经济能力缺乏，被迫参与到科研竞赛内卷中又成功率较低。他们从在校生转为职场人意味着真正独立的开始，要面对薪酬总额不低、实发工资偏少的现实。有很大比例青年教师每月到手工资为数千元，这让他们在巨大的工作压力和生活压力下猝不及防，在家庭经济上捉襟见肘。有的高校青年教师刚入职就进入了考核周期，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完成不了诸多考核评价指标或者无法占据优势，会因此导致落聘、降级聘用直至解聘。青年教师作为高校新手，为完成考核指标以站稳脚跟，并期望在职称晋升方面能占据有利先机，“卷起来”成为必然选择。

高校作为结构稳定性、制度完整性都相当强的组织机构，行政管理岗位的职务晋升和专业技术岗位的职称晋级，都有制度规范要求，要通过一系列指标的考核才能获得，这恰好是青年教师最缺乏的。“高学历、低职称、科研难、基金少已经成为高校部分青年教师面临的一种新常态”，为实现预期甚至超预期，高校青年教师往往会卷入“学术成就”和“行政级别”竞争赛道，一旦在赛道上取得领先优势就能为职场晋级带来帮助。卷入“学术成就”路径赛道的，重点是追求各种人才称号、课题项目、学术论文、专业着作、科研评奖及参加各类学术会议等目标。卷入“行政级别”路径赛道的，热衷追求岗位职务、晋级提拔、评优评先等，以获得领导干部岗位为目标。两条路径并非平行线，而是会在某些节点发生交叉，比如在学术成就上获得突出成果之后，大概率能够以此优势卷入行政赛道，并获得领导职务提拔；在行政级别达到一定程度时，又据此获取更多优势资源更快获得课题项目、科研成果及人才称号，从而在专业技术职称评聘方面实现弯道超车。在学术和行政的竞赛过程中，都需要大量的资源支撑才能获得晋级，各种各样的资源竞争成为“内卷”最激烈的地方。

“风投发展型”政府与合肥新能源汽车的崛起

朱兰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高柏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4年第2期

地方发展主义理论认为，合肥投资蔚来只是一次补齐产业链的行为，但合肥对蔚来的投资是一次真正的风险投资，因为这次投资的对象不是成熟的先进技术，而是一个高风险的颠覆性技术。风险在于，当时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前景充满不确定性。而颠覆性在于，从技术的层面看，新能源汽车既不是燃油车产业的自然延伸，合肥投资蔚来也不是要补齐燃油车的产业链。合肥对蔚来的风险投资，是在传统汽车产业发生革命性变革的转折点上，选择站队颠覆性技术创新，意在通过彻底改变当地汽车产业的技术路线、打造全新的产业集群，来推动当地产业结构的革命性变革。

合肥投资蔚来的决策，体现了美式企业家型政府的特征，即大力支持最前沿的颠覆性技术创新。风投型政府虽然进行风险投资，但是其投资目的与民间的风投行业完全不同。民间的风险投资明确地以盈利为目的，它们对最具颠覆性特征的技术项目未必都敢投，决策时不仅要看被投项目是否有潜在盈利能力，还要看它是否在风口上，以及其商业模式是否靠谱。而美式企业家型政府的风险投资，则以掌握颠覆性技术为目的。由于它的投资资金来源是财政开支，美式企业家型政府既不用过多地担心成本，也不要求短期回报，它主要关注颠覆性技术的研发，一般不考虑企业的商业模式能否盈利。

合肥风投发展型政府的另一大与众不同之处，在于大力推动自身能力建设。它包括三个方面：首先是保持产业发展战略的连续性，不因领导更换而改变；其次是建立政府内部的统一领导体制，形成产业发展战略的共识；最后是发展配套的政策工具，依靠产业政策—竞争优势六力模型。长期持续投入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