杏杏
明 明是乡镇班子对照检查的材料，却多次出现以“水务部门”为主体的描述。近日，湖南凤凰县山江镇党委书记吴昱杰等4人因套用网上材料，发言材料文不对题等问题被问责。
文字材料抄袭现象时有发生，有照抄照搬的，也有新瓶装旧酒、拼拼凑凑又一篇的，被戏谑为“共享式写作”。有媒体报道，近两年来，此类案例通报至少有51起，其中科级部门和乡镇、街道、社区等占比近八成，这说明“抄袭病”在基层更严重。
总结材料被抄得最多，被抓现行后别“甩锅”
基层材料抄袭主要集中在哪些领域呢？梳理公开报道的案例，记者发现主要集中在讲话发言稿、总结汇报材料、新闻报道或政务公开信息中。
讲话稿雷同最典型的事件发生在山西交城县，原县委书记李志安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动员讲话时，内容与时任吕梁市委书记高卫东的讲话如出一辙，只是把“我市”改为“我县”。
抄袭总结汇报材料的占比最高。贯彻十九大精神的学习体会、专项汇报材料、整改报告、检查材料、会议记录、年终总结等，都是公文抄袭的重灾区。
另外，在某些新闻报道中，也会出现“撞车”。《邯郸日报》上曾刊发过一篇邯郸丛台区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的署名文章，而这篇文章与山东青岛市市南区的政府文件相似度极高，除了地区名和人名之外，几乎一字不差。
那幺这些抄袭现象是如何被发现的呢？最常见的就是在各类检查中露马脚。国务院安全生产督查组在贵阳市修文县听取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情况汇报时，发现汇报材料和前几天在邻县听到材料基本一致，经查是修文县抄袭邻县。中央第一环境保护督察组在河北进行督察整改“回头看”时，也发现唐山市高新区和芦台经济开发区整改方案除个别地名人名外，其余内容完全一致，最后查明是相互抄袭。
还有一部分是细心的网友发现的。比如一篇署名为中共延安市富县县委书记李某的文章曾刊登在《延安日报》上，网友发现其内容与新华社之前发的一篇时评高度雷同。河南省商丘市睢县和南阳市桐柏县在各自政府网站上挂出政绩报道，网友发现两篇文章不仅土地面积和人口数量一致，就连种植的树苗数量也完全一样，最后发现是桐柏县抄袭了睢县平岗镇的文章。
被抓了现行，大家的反应也是千差万别。抄袭讲话稿的李志安作了深刻检讨;修文县抄袭报告被曝光后，相关责任人和直接负责人受到处分;桐柏县就抄袭一事向睢县平岗镇解释并道歉。
也有“甩锅”的。河南开封消防支队曾抄袭了漯河消防支队的宣传稿件，但在处理时却表示是聘请文员的个人行为，外聘文员被辞退。发表于《邯郸日报》上的抄袭文章，最后声明是由实习生撰写，该实习生也毫无意外地被辞退了。
文风折射政风，内外强化写材料
抄袭事件屡被曝光，一再冲撞人们的心理承受底线。为什幺这种现象屡禁不止呢？还得从不同主体出发寻找原因。
一些单位一把手甚至有严重的“秘书依赖症”，不管是发言讲话稿还是个人材料，都习惯性地由秘书写。久而久之，领导形成思维惰性，全权放手让秘书操刀写稿，造成有时领导发言“言之无物”，像是一个念稿机器，秘书无法准确揣摩领导的想法，就只能“天下文章一大抄”了。
客观上，基层的现实困境，也成为基层干部抄袭文字材料的一个诱因。基层事务多、人手少，而上级要求报送的材料过多、时间紧，有的上级机关上午下通知下午就要报材料。为了完成任务，一些基层干部只有奉行拿来主义。唐山市芦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曾直言：“我们是拿唐山的方案套的，因为有时候忙于具体事务，各种督察、检查、现场巡视，突然有领导要求往上报（材料），有可能就在办公室套一下。”
而有些上级布置完任务之后，在最后检查时只看“有没有”，不看“好不好”，这种态度也给了基层材料抄袭可乘之机。
笔者与许多干部交流，他们也提到基层干部自身的问题。一些基层干部存在懒于干事、懒于思考的懒政思维，总是以一副敷衍的姿态应付工作，没有把文风当做政风认真对待。一名曾因抄袭年终总结被处理的官员说：“年终总结年年交，以为没人看，没想到上级会如此认真。”这名干部说出了大部分人的心声：对于这些文字材料，总是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
怎幺破解材料抄袭的难题呢？同样要从三方面着手。
作为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要坚持“言由己出”。起草讲话稿也是工作内容的一部分，它反映出领导干部的治理思维，要有针对性和指导性。如全国政协原主席李瑞环就说过，“我的所有讲话、文章，都是从工作出发的，都是经过自己认真思考的，都是本人亲自动手的”，其他领导干部也应该如此。
多名干部也提到，作为上级机关，应该尽量为基层减负。要充分考虑基层的承受力，不该要的材料不要，不该报的材料不报，把握好报送材料的尺度。这也是治理形式主义的题中之意。同时，还要加大检查力度，严把质量关，防止基层干部弄虚作假。
“基层干部则应该反思，从主观上找原因，提高干事觉悟、培养务实的工作态度。除了严格自律，外部监督和追责惩戒制度不可少。”专家告诉笔者，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基层干部抄袭材料的现象，让他们明白文字材料“说起来重要、做起来必要、忙起来也不要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