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智淋
1922年7月16日，一场秘密的会议在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举行。会场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是出于便于疏散和保密的考虑。
这次秘密召开的会议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次大会上，通过了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其中，纪律单独作为一章，并占据整部章程近三分之一的篇幅。
“首次制定党章就把纪律摆在突出的位置，体现了党对纪律建设的高度重视。而这种对严明纪律的要求也贯穿党领导革命、建设、改革的各个时期，成为确保党始终能适应形势发展变化、永葆生机活力的坚实保障。”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陈挥对廉政了望·官察室记者说。
从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到1933年1月党中央转入中央苏区，除了几次短暂的迁离，近12年的时间里，中共中央的活动中心一直在上海。
在陈挥看来，党早期在上海的革命实践不仅是一部探寻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史，更是一部强化纪律作风的建设史，在百年纪检监察历程中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把不变的纪律要求贯穿变动的革命形势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宣告成立。然而，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却十分复杂。北洋政府内讧不断，频频爆发军事冲突，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则加紧了在华扩张势力范围。在各种势力的犬牙交错和激烈斗争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各种活动只能秘密开展。党的一大就因法租界巡捕的闯入而被迫中断，最后在嘉兴南湖的红船里完成了建党使命。
自此后，便于保密和疏散成为当时中共中央选择开会或办公地点的关键条件。如中共三大后中央局机关办公点选在了毗邻租界、紧靠火车站、居民与商家杂处的三曾里，中共四大开会时以英文补习班的名义作掩护。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研究员黄明看来，这种革命环境的复杂性，客观上要求中国共产党加强纪律建设，以保障革命活动的开展。
如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在三曾里工作时留下了不准上餐馆吃饭、不到外面照相、不在街上游逛等纪律规定。正是有了这些严苛的纪律做保障，三曾里这个秘密办公点直至撤离都未被国民党反动派发现。
“党一直强调纪律建设绝非被动而为，而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属性使然，更是积极研判形势发展变化的主动之举。”黄明说。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后，就把自身的革命活动与工人运动紧密结合起来。随着大革命的到来，党领导的各种社会团体组织开始快速出现，一些贪污腐败的问题也借机滋生。
其中，较为典型的腐败案例就是安源路矿工人消费合作社服物股经理、萍矿总公事房工人总代表陈枚生。
1922年9月，刘少奇领导的安源路矿工人大罢工胜利后，成立了工人消费合作社。陈枚生利用合作社成立初期无严格财经管理制度的机会，大肆挪用贪占资金、买空卖空，累计非法获利大洋1000余元，后遭到开除处理。
“陈枚生案充分表明只要有权力行使，就可能滋生贪污腐败，这也启示我们党要注意形势变化，强化纪律约束，把纪律的刚性严起来。”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告诉记者。虽然党当时并未掌握政权，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各种组织中担任职务的共产党员并不在少数，抱着投机目的进入党内的人逐渐增多，这种现象在四大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据童科介绍，在党的四大提出结成工农联盟，作出使党群众化的决策后，党员数量得到迅猛增长。四大召开时党员人数仅为994人，但在两年后的五大召开时，党员人数就猛增至57963人。
“这一情况的出现固然说明党制定的群众化路线十分正确，但党员数量过快增长的背后也不可避免地混入了一些动机不纯的人。”童科说。
对此，党中央也有清醒认识。1926年8月，中共中央扩大会议发布了党史上第一份反腐败文件——《中央扩大会议通告——坚决清洗贪污腐化分子》，明确指出在革命高潮来临之后，有投机腐败分子混入党内是难免的事，但对于这些人，则“务须不容情的洗刷出党”。
这种对形势的清醒把握和客观认知，以及对腐败现象一以贯之的坚决摒弃态度，构成建党初期党开展革命活动的鲜明特点，而这些纪律规定无疑也成为革命事业能够顺利开展的重要保证。
从制度层面探索推进纪律建设
从党的一大提出保守秘密等方面的纪律要求，到党的二大出台首部党章时把纪律单独列为一章，再到根据革命形势发展变化，出台相应的决议、通告、宣言……纵览建党初期党在纪律建设方面的一系列实践，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一处副处长陈彩琴认为，这些探索尝试在党的纪律建设历史上，主要有初步确立以党章党规为核心的党内法规体系、初步构建以政治和组织纪律为主的纪律体系等方面的贡献。
“以党内法规体系建设为例，从一开始党就从党章的高度和建章立制的层面强调纪律建设，并根据形势发展，出台配套决议，完善纪律规则体系，体现出连贯性与修补性的有机统一。”陈彩琴表示，这开启了党内以“立法”建设和“修法”实践推进管党治党的体制机制，为从制度层面推进从严治党奠定了基本前提。
而梳理当时有关的纪律规定不难发现，因残酷的革命现实需要，党对有关保密、服从等方面的纪律看得很重。
如党的二大通过的首部党章中就明确有党员必须服从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议，党员若泄露本党秘密必须开除等规定。
“这就把政治纪律和组织纪律摆在了纪律建设的突出位置，而今天我们党强调的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等在当时的革命实践中也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相关负责人表示。
如二大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提出，“我们党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就体现出群众纪律要密切联系群众、为群众谋福祉的核心意涵。
明确党的各项纪律要求，把纪律规矩立了起来;而六种开除情形等违纪惩处规定的确立，则让党内纪律检查有了操作性和落脚点。
然而，一开始党并没有在中央层面成立专门的纪律检查机构，而是由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一体履行领导决策和纪律监督的双重职能。
“这里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陈挥表示。建党初期，我们党的规模整体较小，如四大召开时党员人数都不过千，已有的组织体系设计还能承担起监督党员的责任。另一方面，这也反映出我们党自身对纪律建设的认识有着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符合制度产生发展的逻辑。
实现从孕育到诞生的蝶变
虽然没有专门的中央纪律检查机构，但从诞生之日起，中国共产党就意识到党内监督的重要性。一大通过的党纲要求“地方执行委员会的财政、活动和政策，必须受中央执行委员会的监督”。
而今天持续彰显利剑作用的巡视监督在当时也开始萌芽。1925年10月，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通过的《组织问题议决案》明确提出，“应当增加中央特派巡行的指导员，使事实上党对于区及地方实行指导全部工作。”
在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的同时，党也注重保障自下而上的监督权利。如二大通过的章程就提出“各地方党员半数以上对于执行委员会之命令有抗议时，得提出上级执行委员会判决”。
在陈彩琴看来，这就赋予了党员干部和地方党组织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意见建议的权利，对上级党组织的决策起到了民主监督的作用。
1927年，随着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国民党反动派露出了反革命的真面目。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逮捕并屠杀中国共产党员。
残酷的现实和突变的形势，让一些原本革命意志就不坚定的人产生了退党、脱党的想法。考虑到四大后迅速增长的党员规模，这样经不起考验的人并不鲜见。
典型者如一大代表周佛海。在革命形势的剧变中，周佛海沦为国民党反动派的“帮凶”。
危难之机必有非常态之举。正如陆定一后来在回忆中谈道，“在革命受挫的情况下，首先必须纯洁党的队伍，严格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增强党的战斗力。为此，迫切要求成立党的监察机构，用严明的党纪维护党的集中与统一。”
在这样的背景下，1927年4月，党的五大选举产生了中央监察委员会，标志着党内首个中央纪检监察机构的诞生。
回顾首个中央纪检监察机构从孕育到诞生的整个过程，陈挥认为，外部形势的变化只是催化剂，早期党内纪律检查机制在上海的孕育和发展，才是内在根源。
“从演化发展的角度来看，早期党在上海的纪律理论建设和监督执纪实践为中央监察委员会的诞生做好了制度、思想、组织、人员等各方面的准备。”陈挥说，以人员准备为例，五大选举产生的10名监察委员会委员中，有6人的革命活动与上海有关，有4人牺牲在了上海龙华。
随着五大的召开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立，百年纪检监察之路由此翻开了新的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