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然
8月14日，华北太行山余脉，廉政了望·官察室记者乘坐的巴士在大小丘陵间颠簸前行，终于在上午10点抵达太行山东麓、滹沱河畔的西柏坡村庄。
这个群山环抱下名不见经传的山村，因地处大山与平原的交界处，进可通向全国各大城市，退可固守太行，在74年前，被选中为全国革命的领导中心。
从1948年5月移驻西柏坡，到次年3月进京“赶考”，党中央在这里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两个务必”，建立健全了从严治党的一系列制度。这为此后中国共产党“进京赶考”能够取得胜利提供了制度保障。
“这是立规矩的地方。”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到西柏坡参观时表示，“60多年过去了，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
8月的西柏坡晴空万里。记者还未踏入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一湖碧水先映入眼帘。白杨树下，湖水静静流淌，偶有清风吹过，泛起些许涟漪。站在此处，仿佛可以感受到当年党中央、毛泽东运筹帷幄，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时意气风发的状态。
讲解员介绍，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占地面积16440平方米，建筑面积2600平方米，包括了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董必武同志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会址、防空洞等旧址。
从延安到西柏坡，是历史的选择。
1947年初，蒋介石在全面进攻的计划破产后，令胡宗南纠集25万兵力向我党中央驻地延安发起攻击。根据情报，中共中央决定主动撤离延安。
“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存人，人地皆失。少则一年，多则二年，我们就要回来，我们要以一个延安换取全中国。”中共中央主动撤离延安时，毛泽东与新四旅干部谈话说道。
为确保档案材料的安全转移，在曾三的率领下，由中办秘书处材料科、机要处文电科、中组部材料科等单位组成了材料保管委员会，分别携带各自的档案材料最先撤出延安。2月上旬，中央书记处办公厅行政处、中直管理局和特会科部分人员携带重要物资作为中央纵队第二梯队离开延安。紧接着在3月，在刘少奇、朱德统率下，中央部分机关工作人员撤离延安。
随后，在国民党进攻延安的枪炮声中，中共中央在陕北枣林沟召开会议，决定以毛泽东为书记，与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委，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战争;以刘少奇为书记，与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委，东渡黄河，去华北完成中央委托的工作。
1947年5月，以刘少奇为书记的中央工作委员会来到西柏坡，借用了西柏坡村东头的13户民房，根据需要又扩建了部分房屋，修起一道围墙自然形成一个院落。为适应战争环境，对外称“工校”或“劳大”。之后，中央工委机关逐渐进驻西柏坡附近的南庄、北庄、东柏坡、夹峪村等。
1948年4月，毛泽东率领中央机关从陕北来到晋察冀边区阜平县城南庄。4月底，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此处召开。会议研究了夺取全国胜利的各项战略部署和方针政策，并把“加强纪律性”上升到战略层面，把“反对无政府无纪律状态”列入会议议题。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的号召。
同年5月底，毛泽东等人来到西柏坡，与中央工委会合。从此，西柏坡便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在西柏坡，党中央为建立一个崭新的政权做好了充分准备。”河北师范大学教授王玉平告诉记者，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铺就了从农村走向城市、从革命走向建设、从革命党走向执政党的道路。党中央完成向华北转移后的近一年时间里，中共中央在全党专门开展反无政府无纪律状态的斗争。各地各军通过召开专题会议，对照中央系列指示和要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检讨无政府无纪律思想行为，加强对中央路线方针政策及策略方法的认知。
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
“谈到西柏坡时期的纪律建设，绕不开1948年9月8日至13日所召开的‘九月会议。”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专业的博士研究生郭蕊向记者介绍，在国共双方军队即将展开决战之际，毛泽东在西柏坡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称“九月会议”）。这是中央撤离延安后第一次政治局会议。
在讲解员的带领下，记者步入了“九月会议”会址。在这间面积不过20平方米的土坯房里，简单摆放着6张木桌。红布装饰的背景墙上，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
时间回到会议召开时，毛泽东强调全党加强纪律性问题时说：“现在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在党内已到了不可容忍的程度。从中央机关，中央代表机关，一直到各地，报喜不报忧，瞒上不瞒下，封锁消息。村有杀人权，一个干事可以把一个大工厂的厂长（资本家）搞死。”
对此，西柏坡纪念馆研究部主任康彦新谈及，由于我党我军在过去长时间内是处于被敌人分割的、游击战争的并且是农村环境之下，曾允许各地方党和军事的领导机关保持着很大的自治权。这让各地方发挥其自主性和积极性的同时，也产生了某些无纪律状态。
为改变这种状态，中共中央提出“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的号召，并强调“加强纪律性”是各项工作的“中心一环”，要把加强纪律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吕臻看来，自城南庄会议提出反对“双无”后，毛泽东一直在寻找一个更加准确、有号召力的口号来表述纪律的重要性。直到“九月会议”提出“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才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个口号朗朗上口，成为后人理解那段历史的标志性口号。”
此外，“九月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各中央局、分局、军区、军委分会及前委会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对各项工作中哪些决定权属于中央，哪些必须事前向中央请示并得到中央批准后才能实施，哪些必须事后报告中央备审，作了明确的规定。
吕臻认为，决议对请示报告的内容、方式作出系统的规范。通过这一决议，中共中央系统梳理了各方面的工作，明确划分了中央和地方在各类重大及具体事项上的“决定权”，进一步确立了党内健康高效的政治格局，为1949年的建政打下基础。
“可以说，‘九月会议为组织战略大决战，迅速夺取全国胜利，作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郭蕊表示，“正因为这些纪律保障，才有了三大战役的胜利。”
“九月会议”旧址不远处，是木格纸窗、狭小低矮的中央军委作战室旧址。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期间，党中央的197封电报从这里发出。人民解放军创造了平均一天歼灭国民党近一个师的战争奇迹，取得了解放战争的决定性胜利。
为“进京赶考”立规矩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北平迎来和平解放。在一个多月后的3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前夕，经过充分准备，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中央机关食堂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在这个不到20平方米的会址内，记者看到，主席台上仍摆放着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台下是两个沙发并排，后边一长溜板凳整齐排列。“当时会场没有现在这幺整齐，那时都是临时凑起来的，有小凳子、马扎、椅子，规格不一。”当时负责拍摄任务的华北军区电影队摄影师苏河清曾回忆。
在这里，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
“因为胜利，党内的骄傲情绪，以功臣自居的情绪，停顿起来不求进步的情绪，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的情绪，可能生长。因为胜利，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但经不起糖衣炮弹的攻击。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
基于此，毛泽东分析了因为巨大胜利可能出现的四种情绪，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这一分析不无道理。”郭蕊表示，在西柏坡时期，党员干部队伍的主体，绝大多数是农民出身，基本素质偏低。农民革命军作战勇敢、不怕吃苦，在革命战争中经受了考验和锻炼。但其中一些人对革命的彻底性认识不足，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淡薄，在思想上仍然囿于农民意识的认知层面;一些党员骄傲自满情绪滋长，以为革命成功了，准备享清福，要“打江山坐江山”;还有些党员的官僚主义开始滋生，将自己置于群众之上，不关心群众利益，不体察群众疾苦，贪图安逸，不思进取等。尤其是辽沈战役胜利后，在东北地区更是发生了一些干部渎职、贪污腐化、浪费国家资财的事件。
上述问题苗头的出现，再加上胜利后“资产阶级也会出来捧场”，最好的方法就是立规矩，约束中国共产党员的行为。会议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提议通过“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与马恩列斯平列。
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朱文通认为，这是党中央对革命胜利后党内可能滋长享乐主义、功成名就等腐朽思想的告诫，通过加强纪律教育，使全党同志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始终保持清醒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
走进毛泽东旧居，记者观察到，书桌上的日历停留在了1949年3月23日这天。在70多年前的这个早春，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从西柏坡一路北上，开始了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赶考”。
1949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仅一个月后，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成立中央及各级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决定》，成立了由朱德等11人组成的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随着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各级纪检机构的设立，执政后的中国共产党从制度上加强了党的组织建设和纪律建设。党的纪律检查（监察）制度由此进入了全面建立和健全的新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