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苗苗 陈彭真
“雅州”之得名，历来有多种说法。据《元和郡县图志》《方舆胜览》等历史文献，雅州“因山而名”。隋仁寿四年（604年）置雅州，州境内有雅安山，相传，雅安山上“雅鸟群居”，有“雅致安宁”之意，因而名为“雅州”。
清光绪《雅州府志》记载，“雅处蜀之偏陬，东接邛嘉，西抚番藏，南襟六诏，北控诸羌”。尽管雅州并非如部分人认为的那样，是羌文化地名或藏文化地名，但独特的地理位置令其既拥有厚重的汉文化底蕴，又兼具民族文化的特色，数千年来，南北东西不同的古文化汇聚于此，积淀成灿烂辉煌的雅安文化，浸润着一代又一代雅安人。
汉艺精粹
芦山县南郊的东汉石刻馆背依罗纯山麓，面朝关山山峦，依托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樊敏阙及石刻”而建，主要陈列东汉时期巴郡太守樊敏的墓前陈设。
樊敏阙为扶壁式子母双阙，如今右阙仅残存部分，左阙依然造型雄浑、气势磅礴。斗拱层一组反映云南哀牢夷九隆氏“龙生十子”传说的浮雕，充满了浓郁的民族气息，是汉代石刻中较为罕见的。阙后方立有樊敏碑，碑上精妙的558字碑文让后人有机会得以窥见樊敏的一生。
樊敏，字升达（一说叔达），青衣县（今芦山县）人士，生于东汉安帝元初六年（119年），幼年时便以天资聪颖、勤思好学着称。樊敏阙上依稀可辨，有“贯究道度，无文不睹”等字，正是对樊敏治学态度的诠释。子史百家、诗书六艺，他无一不精。更难能可贵的是，他德才兼备，富有仁爱之心。
据传，樊敏曾任青衣羌国国丞。在担任国丞的十年里，樊敏劝课农桑，得到了兄弟民族的信任与认可。同时，他也尊重各民族间的民族习惯，积极传播汉文化，善于教化。
东汉延熹二年（159年），樊敏40岁时因政绩卓着且公正廉洁，贤孝声名远扬，被蜀郡属国都尉（府治设青衣县）举荐为“察孝除郎”。而此时的东汉王朝正值宦官当权，政局动荡。樊敏不趋炎附势，宁愿辞官不就。东汉初平元年（190年），战乱频起，刘焉入主益州，听闻樊敏事迹，表请樊敏“巴郡太守”。此时的樊敏已是古稀之年，此后“以助义都尉养疾闾里，又行褒义校尉”，又加“领校”二字，故称“领校巴郡太守”。
东汉建安八年（203年），樊敏于贫寒中去世，享年84岁。人们因其生前高风亮节，立碑建阙纪念。如今，碑文仍清晰记录着樊敏“弹饕纠贪，务除民秽”，“仕不为人，禄不为己”的事迹与精神，他始终保持体恤百姓、不畏权势、清正廉洁的本色，不愧为“吏师之表”。
沿樊敏碑、阙往下走，再反复端详东汉石刻馆门内的照壁，似乎更能体悟其正面所书的“汉魂”二字，而背面的“汉艺精粹”四字既是对雅安浓厚汉文化的精准总结，更是闪耀着那个时代的荣光，承载着先贤熠熠生辉的精神。
在距离樊敏阙约40公里的雨城区，也有一处汉阙，以端庄古朴又不失威仪的姿态彰显“汉魂”。高颐阙建于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为汉故益州太守高颐墓阙。高颐阙墓、碑、神道、阙、兽总体布局的保存完整为全国之首，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关于高颐其人，文字记载寥寥。根据碑文和零星文献，人们可以得知，高颐，字贯方，益州汉嘉（今雅安）人。他通过举孝廉入仕，官至阴平都尉、武阳令、益州太守等职，东汉建安十四年（209年）卒于任上，同年被修墓建阙。
高颐所任职的益州是当时少数民族的聚居地区，“西南夷”所固有的本土丧葬习俗与信仰也会在陵墓营建上有一些体现。高颐阙的营建也正是承载着这种官方礼仪与地方文化的双重影响，既刻有“三足乌与九尾狐”“黄帝遗玄珠”等反映汉朝人对玄学追求的图案，象征守信、忠义的“季札挂剑”图，亦有逾越等级礼制要求的车马出行图，体现了远离政治中心的些许自我表达。
到了东汉末年，群雄并起，此时芦山地区乃汉嘉郡府治地汉嘉县，成为兵家必争之地。蜀汉大将姜维领兵镇守汉嘉县。相传，芦山县城为姜维屯兵所筑，三面临水，易守难攻，因此芦山又被称为“姜城”。
忠义刚烈的姜维在芦山留下了太多传说，其一便是芦山为姜维肝胆归葬之地。民间口口相传，说姜维在成都被曹魏乱军杀害后，又遭剖腹取胆，但见姜维“胆如斗大”。姜维的部下冒死从成都将姜维的胆抢回芦山，葬于芦山城东的龙尾山上。此事虽多半是为纪念姜维附会而成，但姜维“品之高，节之坚”，被历代芦山人感念崇祀。时至今日，位于汉姜古城的平襄楼戏台上还会年年唱演着独具地方特色的“芦山花灯”，告慰姜维的侠骨忠魂。
荧荧书灯
1908年，西方植物学家尔尼斯特·亨利·威尔逊在汉源拍下了清溪古城的全貌。在四周城墙的环绕中，房屋鳞次栉比、错落有致。
民国《汉源县志》记载，“邛崃山麓有城岿然曰清溪，即今之汉源也，黎风雅雨，由来旧矣”。黎州是汉源古称，此地山川地险，民俗朴厚，历来是经边重镇。然而在这羁縻之地，也曾经有一座萦绕琅琅书声的书院。
汉源县城东玉渊池畔立有一通古碑刻，人们称之为玉渊碑，其铭文记载了玉渊书院建立的时间与过程。玉渊碑不仅是汉源现存最古老的碑刻，更是宋代理学在雅安发展的见证。
宋宁宗开禧年间（1205年—1207年），人称“符溪先生”的薛绂知汉源，并“尝筑玉渊书院讲学”。汉源“历代治边，偏重羁縻”，向来重武不重文。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南宋。薛绂所建的玉渊书院，仅比朱熹建白鹿书院晚了20余年。
玉渊书院建成后，以张栻“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理念办学，兴盛一时。值得一提的是，薛绂在建立书院收子弟入学时，不仅收汉族子弟，同时还招收番（藏）、夷（彝）子弟入学。
相传，唐朝中期名臣韦皋在汉源县北建海棠书院，又名海棠池，环池种满海棠，春秋暇日用于游乐宴请。到宋时，海棠池已然荒废，然而当地的人们“犹往往遥见灯光”，故名“海棠书灯”。这被誉为汉源八景之一的“海棠书灯”，未尝不是在理学之风刮进这个戍边重镇之时，在文化浸润之下，人们对书本、对知识向往的表征。
历经数代鼎革，到清雍正七年（1729年），清溪东北隅建起了文庙，嘉庆四年（1799年）迁建今址。清溪文庙万仞宫墙色彩斑驳，墙内古杉参天，清幽雅致。棂星门是一座四柱三间三层的石牌坊，坊顶4根龙缠柱冲天而立，似4支神笔直指苍穹。坊身布满浮雕，“双龙抢宝”“丹凤朝阳”的场景灵动逼真。在四周精致的石雕门框上，“新科状元打马游街”和“武状元受人恭贺”的场景惟妙惟肖。
清溪文庙是雅安至今唯一一座保存完整的孔庙，每逢文庙祭祀和科举应试前，县内外的文人墨客都从十里八乡赶来，祈求文昌点拨、金榜高中，崇文之风世代相传。
壮怀激烈
文脉的传承往往附有家风绵长，在清溪文庙的名宦祠里，宋初名将曹光实被尊奉，他的家风远扬，浸润着雅安人。
931年，在后蜀孟知祥政权管辖的雅州百丈，静南军使曹畴家迎来了新生命，在父母的期冀下，这个孩子被取名为“光实”。
身为静南军使的曹畴，控制扼守邛崃、抵御蛮夷的侵袭，军功卓着。在父亲的耳濡目染下，曹光实不仅饱读诗书，还喜欢刀枪棍棒、兵法韬略，自幼有一颗爱国效忠之心。在父亲去世后，曹光实子承父业，“迁永平军节度管内捕盗游奕使”。
乾德年间（963年—968年），宋太祖命令将领王全斌等人平定蜀中。随后，宋朝派出大军数十万西攻川渝。当时，盘踞四川的后蜀政权昏庸无道，百姓怨声载道，在此情形下宋军势如破竹，一路攻至雅州时，后蜀早已溃不成军。曹光实“愤而起事”，协助宋军入城。
不久后，川西盗贼纷纷起事，夷人张忠乐怀恨曹光实杀过他的同党，“率众数千”，夜袭曹光实家。曹光实背母杀敌，挥动长戈突围而出。见曹光实是个硬茬，张忠乐“杀其族，又发冢墓，坏其棺椁”，曹光实誓雪冤愤，在王全斌的支持下率军攻城，拿下了张忠乐。此后，曹光实屡立战功，知黎、雅二州兼都巡检使。听闻曹光实之事后，宋太祖赞叹道：“此蜀中杰俊也！”
《宋史》记载，“光实少武勇，有胆气，轻财好施，不事细行，意豁如也。”曹光实并非没有弱点，有时豁达的同义词即是大意。雍熙二年（985年），在与西夏党项李继迁的葭芦川之战中，曹光实因求功心切、轻信敌人，不慎被诱杀，一代名将就此身殒他乡。
在家风浸润下，曹家数代军功赫赫。据《舆地纪胜》记载，曹光实、曹光远、曹光昭兄弟三人平静南有功，三人后代也是骁勇之辈。曹光实有五个儿子，曹光昭有二子，曹光远有三子，十人都随父辈征战，忠烈凛凛，战功显着。其中，曹光远的儿子曹克明，在曹光实命丧葭芦川后，潜入敌营，抢回了曹光实的尸体，送回京师。一如当年曹光实背负母亲，仅凭一柄长戈突围的壮举。
相传，雅州百丈村民听闻曹光实战败身亡后，特修建曹公庙纪念他们心目中的英雄。曹公庙自修建后，一直香火鼎盛，来祭拜曹公的人络绎不绝，到明清时期还列三将军祠以祭祀。数千年来，曹公庙历经风雨，几度没落，直到上世纪90年代才重修于曹公村卧龙山上，改名曹公纪念馆。
如今，雅安人民依然对曹光实家族心怀敬意，在名山区百丈镇王家村附近的曹光实文化广场，还有一座曹光实的雕塑巍然屹立。他手执长枪、身着战甲，向今人诉说当年的壮怀激烈。
汉魂流韵，文脉不断，家风长续，或许这就是雅安精神谱系的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