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强

十九大以来落马高级干部的基本信息

人数及被查处时间

笔者所搜集的已被判刑的54名高级干部腐败官员分布时间为2017年11月至2022年10月，2017年有3人，2018年有18人，2019年有14人，2020年有14人，2021年人数较少，只有5人被宣判罪名，未一审宣判的没有计入统计。

学历统计

为了便于统计，在本文中笔者将学历分为三类：本科、硕士、博士，将大学在读、大学本科统称为本科学历，硕士研究生、在职研究生统一为硕士，在职博士、博士研究生统称为博士。在已宣判罪名的54名高级干部中，本科学历的有15人，硕士学历的有26人，博士学历的有13人。其中硕士以上学历的共有39人，占到总人数的72.2%，说明落马的高级干部学历都普遍偏高。

行政级别

经统计，已宣判罪名的54位高级干部中正部级官员有7人，占到总数的13%。被查处的副部级官员有47人，占到总人数的87%。

生活作风问题

被查处的高级干部中大多数都涉及受贿罪，但是权钱交易也常伴随着权色、钱色交易，在被宣判罪名的54名高级干部中，有23名官员被披露存在与他人通奸、生活作风糜烂、道德败坏、搞不正当男女关系的情况，占到总人数的42.6%。

腐败领域

由于高级干部掌握着重要的行政权力，其权力的使用无疑会对企业的生产经营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在查处的高级干部中，根据数据统计，其违法犯罪的领域大都集中在房地产开发、项目审批、贷款审批、职务调整、股票交易、资源开发、企业经营、案件办理这几个方面。其中，在部分资源密集的省份，如内蒙古，涉案的官员大都存在利用煤炭的经营权进行腐败的特点，在被查处的3人中，通报的内容都有利用发放煤炭的经营开采权来获取巨额利润的表述。

本文作者对2017年11月到2022年10月期间，中央纪委监委网站公布的54名已被判刑的高级干部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总结了新时代以来高级干部腐败的几个特征，进而分析了高级干部腐败的原因，并且根据腐败原因给出了一些对策和建议。本文节选了其中关于腐败特征的分析部分。

新时代我党高级干部腐败案件的基本特征分析

“圈子文化”触目惊心

从十九大后被查高官腐败情况看，搞“小圈子”现象突出。“圈子文化”盛行导致政治生态严重恶化。如以孙力军为权力中心的“政法帮”。官方发布的反腐纪录片《零容忍》提到，孙力军政治团伙案是十九大以来查处的最严重的案件之一。其牵扯的省部级官员竟然达7名，另6人分别是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傅政华，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龚道安，重庆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江苏省委政法委书记王立科，山西省公安厅厅长刘新云，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国安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刘彦平（曾任过公安部副部长）。他们组成利益小圈子，为实现个人政治阴谋，在党内大搞帮派活动。

例如在全国地市公安局长的培训班上，孙力军为实现其个人目的，主动用受贿款收买龚道安，给其亲属安排工作，并将其运作到公安部技术侦查局任局长，让其利用职位便利为孙力军违规获取他没有权限获取的机密消息。后龚道安在孙力军运作下去上海市这个关键地方任公安局局长，严重污染了党内政治生态。还有王立科以“送小海鲜”的名义给孙力军累计输送受贿款数千万元。随着其政治野心的膨胀，为了扩充实力，加强团伙内部的勾结，龚道安向孙力军推荐了宜昌市公安局局长邓恢林，其在孙的帮助下先后提任中央政法委办公室主任、重庆市副市长。除了通过圈子成员介绍外，孙还利用会议机会发展所谓的“自己人”。在一次参加公安部在山东举行的会议期间，孙力军认识了时任济南市公安局局长的刘新云，刘为获取提拔主动到孙的住所汇报情况，孙力军也意识到这是扩充自己小圈子的机会，主动将其当时负责的要案告诉刘新云，以示信任。2014年2月，经孙力军运作，刘新云调任公安部网安局局长。以上事实表明，高级干部“圈子文化”危害严重，需要得到重视和解决。

索贿受贿不容忽视

数据显示，高级干部腐败案中仅以受贿罪而受处理的有39人，占到总人数的72.2%；以受贿、滥用职权罪处理的有4人，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破坏选举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贪污、内幕交易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行贿、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伪造身份证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徇私枉法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内幕交易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贪污、内幕交易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贪污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非法持有枪支罪处理的有1人，以受贿、操纵证券市场、非法持有枪支罪处理的有1人。受贿的方式主要是通过打招呼、开协调会等行政干预方式帮助企业贷款、获取非法补助、案件办理、矿产资源开发、房地产开发、工程承揽、子女入学、职务调整等。十八大期间被查处的省部级官员受贿罪113人，占同期143个腐败案的79.02%。说明索贿受贿这个问题在高级干部腐败案中越来越不容忽视。

腐败持续时间长

数据显示，高级干部在之前职位调整的过程中，往往是在已经受到处分的时候继续得到晋升使用。通过初始犯罪职务和落马前担任职务的年龄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十九大期间被查处的高级干部多数存在着“边腐败边提拔”的现象。根据统计，十九大之后审结的54名高级干部腐败案例中，高级干部腐败持续时间5年以内（包含5年，下面同理）的人数为0人，5—10年的有5人，10—15年的有15人，15—20年的有21人，20—25年的有11人，25年以上的有2人，其平均腐败持续时间为16.8年。大多数官员的腐败持续时间是10—25年，占到审结人数的比例为87%，接近九成。其中，王富玉、王立科的腐败持续时间分别达到26年、27年之久，实在让人叹为观止。王富玉2012年调任贵州省政协副主席后，又陆续贪腐了9年之久直到2021年被查。这无疑表明了目前高级干部腐败隐藏期长的特点，这些高级干部在首次出现腐败行为之后往往经过漫长时间才被审查，漫长的隐藏期意味着在其整个政治生涯中，多存在边贪腐边高升的怪现象。（作者单位：国防科技大学研究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