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忠海
中华文明具有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突出特性，是对中华民族发展历程的高度总结，是基于历史事实而做出的科学性概括。站在历史维度回望，可以看出这些突出特性其实早已融进中华文明的血脉与肌理，既是中华文明奔流不息的动力之源，也是中华文明拥有巨大感召力与吸引力的原因所在。
五千年从未中断的历史密码
崇山峻岭，人迹罕至，蛊毒瘴气弥漫，这是500多年前贵州龙场（今贵州省修文县境内）的写照。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年），王阳明受廷杖四十后被贬出京城，来到龙场做一名驿丞。王阳明的父亲王华是成化年间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王阳明年轻时“天资异敏”，志向远大，27岁中进士，先后任刑部主事、兵部主事等职。此时宦官刘瑾弄权，无故逮捕南京给事中御史戴铣等20余人，王阳明上疏论救，触怒刘瑾，于是被贬。
当时的龙场尚属未开化之地，“万山丛薄，苗、僚杂居”。来到这里，王阳明并没有气馁，而是发挥自己的优长，注意通过教育实现开化教导的目的。水西土司安贵荣久闻王阳明大名，以重金邀其讲学，王阳明于是在龙场创立了龙岗书院。在《教条示龙场诸生》等教规中，王阳明认为“夷之民方若未琢之璞，未绳之木，虽粗砺顽梗，而椎斧尚有施也，安可陋之”，将“觉民行道”视为发展地方经济和文化事业的重要举措之一。
除了教育，王阳明还结合对社会的认识和自己多年来的遭遇，对儒学进行着反思。一天半夜，王阳明忽然有了顿悟。《阳明年谱》记载：“因念圣人处此， 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 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 从者皆惊。始知圣人之道， 吾性自足， 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这就是着名的“龙场悟道”，王阳明由此开创了一个儒学新学派，即心学，其核心思想是，“良知”是每个人都有的，但因各种原因将其弄丢了，便要“致良知”，也就是把“良知”找回来。但“良知”不能从外部去找，只能从个人的身体力行中去发现，即“知行合一”。
春秋时期孔子创立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主张以爱人之心调节人际关系，同时强调“礼”，主张贵贱有序、以德治民。战国时，孟子从仁政等方面发展了孔子的思想，提出“民贵君轻”“政在得民”，反对苛政。西汉时，董仲舒对孔子、孟子的思想进行发展，以儒家为基础兼采百家，提出了以“天人感应”“君权神授”等为核心的新儒学思想，被统治者采纳而成为治国思想。唐宋时社会发生了新变化，一些新的社会问题出现，原有的思想理论无法完全给出答案，周敦颐、张载、朱熹等对儒家思想又进行新的发展，提出“理”是第一性的，是宇宙万物的本源，主张“存天理，灭人欲”。而到了王阳明生活的明朝中期，社会动荡不安，理学无法完整解答现实问题，这就有了以王阳明为代表的心学。
儒学在中国存在了2000多年，从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儒家发展史是中国文化史、中华文明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之所以长盛不衰，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它注重渊源与传承，这也是中华文明一以贯之的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中，无论文化、制度还是科学技术，后人总是在前人创造成就的基础上加以发展，而不是推倒重来，就像汉字一样，尽管已经发明了几千年，尽管人们现在使用的汉字与最初的样子有了很大不同，但其内核是相通的。中华文明具有连续性的突出特性，其形成历史是不断积淀、连续发展的过程，如同万里奔流的长河，即便有人想挥刀将其斩断，结果也只能是望洋而兴叹。
在创新发展中历久弥新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唐玄宗开元年间国家综合实力达到了新高度，被称为“开元盛世”。开元二十年（732年）正月初一，一名少年诞生了。他叫张志和，3岁能读书，6岁能作文，7岁时，张志和随父亲去翰林院，因过目成诵被传为佳话，此事甚至惊动了唐玄宗。16岁时，张志和已担任了翰林待诏一职。此时唐朝国势急转，张志和对仕途感到失望，加之母亲和妻子相继故去，于是弃官弃家，浪迹江湖，以渔樵为乐。后世的人们熟知张志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写的《渔歌子·西塞山前白鹭飞》，他是唐代最早填词并有较大影响的词人之一。其实，张志和还是一位“杂家”，在书画、击鼓、吹笛、科技发明等方面也有突出成就。在张志和所着的《玄真子》一书中甚至提到了“磁针”的制作，明人朱权则在《神机秘籍》中说：“针法古无所传，自昔玄真始制。”
这里说的“磁针”便是早期指南针，作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它是人们长期以来不断创新和改进的结果。《鬼谷子·谋篇》记载：“郑人之取玉也，必载司南之车，为其不惑也。”这里说的是战国时期郑国人“取玉”时都带上司南，以避免方向迷失。汉代王充在《论衡》中解释：“司南之杓，投之于地，其柢指南。”由此可知，司南是中国古代最早的磁性指向器。后来，人们在司南的基础上又发明了磁勺，还有晋人葛洪在《西京杂记》中提到的“司南车”以及《宋书·礼志》提到的“指南舟”。张志和发明或改进磁针只是指南针发明史中的一个阶段，是在前人基础上的创新。到了北宋，沈括在《梦溪笔谈》有“方家以磁石摩针锋，则能指南”的记载，该书指出：“其法取新纩中独茧缕，以芥子许蜡，缀于针腰，无风处悬之，则针常指南。”这是一种使用起来更便利的磁针，体积虽小，精度却是“司南”“磁勺”“指南车”“指南舟”等远不能及的。
早在1550年，意大利数学家杰罗姆·卡丹就指出中国对世界具有影响的“三大发明”，即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认为它们是“整个古代没有能与之相匹敌的发明”。这一说法得到广泛认可。1621年，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新工具》一书中提到：“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这三种发明已经在世界范围内把事物的全部面貌和情况都改变了。”无论“三大发明”还是后来更具影响力的“四大发明”，诞生于中国后迅速以各种途径传至西方，对世界文明发展史产生了巨大影响力，这些发明创造出现在古代中国，有力地证明中国人自古以来就有创新精神。
《诗经》中有“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诗句，《礼记》强调“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些说明中国早期的先民们已经认识到创新的重要性。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华文明发展史不仅是一部传承与赓续的历史，也是一部顺时应势、推陈出新的历史，体现其创新性的实例俯拾皆是，比如在农耕技术方面，早期出现了耒耜、石犁、青铜犁，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出现了铁犁，西汉出现了直辕犁，隋唐时代出现了曲辕犁。由耒耜到曲辕犁，既是技术上的传承又体现了持续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从历史上看，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这种勇于进取的品质是中华文明永续发展、不断创新的动力源泉，培育出中华民族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精神气质。
治乱交替中的“治”与“乱”
晋武帝咸宁五年（279年），天下仍处在南北分裂状态，北方是势力强大的西晋，南方是孙权创立的孙吴。这一年，孙吴各地流传着一个预言：“吴之败，兵起南裔，亡吴者公孙也。”孙吴皇帝孙皓大为紧张，命令把姓公孙的人都找出来，从大臣到士卒一个不放过，全部流放交州。西晋看到这种情况，认为伐吴时机成熟了。这一年底，晋武帝司马炎下令六路大军伐吴。次年三月，龙骧将军王濬率领的一路率先攻至孙吴都城建业（今江苏省南京市）城下，走投无路的孙皓听从大臣建议，仿效蜀汉后主刘禅的做法，备上亡国之礼，素车白马、肉袒面缚并带上棺材，率太子、重臣到王濬军营前请降。至此，三国时代结束了，天下回到“大一统”格局下。
三国归晋只是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互相演变中的一个片段。中国历史总是在治乱交错中前行，即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只不过，认真考察中国古代王朝的兴衰史，会发现“分”与“合”其实是存在规律的，简单说就是“分”出来的政权数量越来越少、“分”的时间越来越短。从数量上看，《汉书》称黄帝时期“百里之国万区”，西周初年封国最多时有近2000个，春秋时代的大小诸侯国有100多个，而秦汉以后王朝再出现分裂，无论“十六国”还是“五代十国”，其数量已经远不能与早期相比了；从时间上看，东汉统一的时间是190多年，后面三国到隋朝前的分裂期却长达360多年，隋唐统一的时间是320多年，之后五代十国分裂的时间是50多年，再往后，元明清三朝统一的时间又长达640多年。这说明，每一次分裂后人们都在进行反思与改进，“大一统”的思想与实践越来越得到认同。
早在先秦时期，中国人就有了“大一统”的思想理念：《论语》强调“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反对“犯上作乱”；《诗经》中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句子；孟子主张天下“定于一”，荀子提出“四海之内若一家”。到西汉初年，董仲舒将“大一统”思想进一步发展，认为“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以此作为政治理念并得到统治者的认可。西汉之后，中国还出现了东汉、西晋、隋、唐、北宋、元、明、清等统一王朝。这些王朝多具备以下特征：疆域辽阔，建立了中央集权，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速度较快，人口较先前的乱世明显增加。
中国人为什幺认可“大一统”？除了有思想理念作为基础外，从地理环境、经济发展、行政管理等角度也能找到答案。从地理环境上看，中国处在亚洲东部的中心，自成一体，很早便形成了“天下”“九州”等独立的地理概念；从经济角度看，中国古代以农业为主体，不同的地域、气候形成了各自的经济特色和物产，相互依存、优势互补更有利于经济发展；从行政管理角度看，统一的王朝可以最大化节约行政成本，最有效保持社会稳定。正因为如此，“大一统”的理念在中国人思想深处才牢不可破，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成为中华民族的共同信念，由此保证了中华文明统一性的突出特性。
以开放的姿态兼收并蓄
林銮是泉州人，生活在唐代。据清代学者蔡永蒹在《西山杂志》中的记述，林氏世代以航海为业，林銮的祖父熟悉海道，是隋朝开发夷州航线的重要成员，林銮继承祖业，建造海船，航行于勃泥、琉球、三佛齐、占城等地，运去陶瓷、丝绸、铁器、茶叶等，输入象牙、犀角、明珠、乳香、玳瑁等。
为了使外国船只能安全进入泉州港，林銮曾在东南沿海建造了7座石塔，作用类似于现在的灯塔。此外，林銮还在泉州湾内石湖港的西南修建了一座巨大码头，后人称“林銮渡”。在唐宋时，泉州是中国海外交通的重要港口之一，海外贸易空前繁盛，各国商人云集到这里，待交割的货物堆积如山，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在游记中有一章专门介绍泉州，称赞泉州“城甚广大”。
中国有漫长的海岸线，海外经济交往自古以来十分频繁。隋炀帝在洛阳专门设置有四方馆，用来接待四方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臣和商人。唐朝时海外贸易不断增加，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二月在广州设置了市舶使，总管海路方向的邦交和外贸。宋代改设市舶司，重要性进一步增强。外商在中国港口做生意不会受到刁难和歧视，可以得到法律的充分保护。宋朝还对在中外贸易中作出突出贡献的蕃商，授予了承信郎一职，有授职公文和官服，并举行了授官仪式。在泉州港，除了有像林銮这样热心于对外贸易的有识之士，官府对外国商船也十分重视。外商离港时泉州地方官员通常会设宴款待，每年还会举办盛大的祈风仪式，敬祭海神，保佑商船顺利返航。对外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使泉州形成了开放、尊重、分享、合作的文化传统。如今，漫步在泉州的大街小巷，仍能充分感受到不同习俗和文明在此和谐共存、相互交融的气息。
包容性是中华文明的又一突出特性。《论语》一开头就写有孔子教导弟子的话：“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好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对于远方而来的朋友中国人向来秉持热情、友好、坦诚、融洽的态度。好客的传统体现在文化上，就是文明互鉴。中国人深知，一种文明如果只看到自己的优点，不能向其他文明学习，就会故步自封和盲目自大，最终引起不同文明的冲突，所以更加重视自身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也是不断与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华文明始终与其他文明保持着相互交流的状态，在交流与互鉴过程中中华文明也远播世界各地，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崇尚道义，贵和慎兵，和合与共
明朝时，中国仍然在经济、文化、军事上处在世界领先地位，吸引了众多海外国家，出现各国争相来朝的盛况。当时与明朝发生外交关系的国家有近百个，前来朝贡的人分为3种情况：一是臣服于明朝，希望得到明朝承认、封赐与支持的国家的使臣；二是仰慕中国文化，想目睹中国风采的各国君主贵族；三是以贡使身份来中国开展贸易的商人。为进一步提高明朝在国外的地位和威望，同时也用中国的货物去换取海外奇珍，明成祖朱棣命令郑和率领船队远赴西洋。
郑和原姓马，12岁丧父，在流离中被明军掳去，送进皇宫当了太监，跟随朱棣屡建战功。朱棣称帝后对郑和十分器重，提拔他担任内宫太监，并赐姓郑。明成祖永乐三年（1405年），郑和率领由2万多人组成的船队出发了，人员包括使臣、官兵、航海技术人员、财务人员、宗教人士、翻译、医生、厨师、工匠等。郑和7次下西洋，最多时有200多艘船只，最少时也有60多艘，其中最大的海船可乘千人，是当时世界上最大最先进的海船。船队有规范的编队，船只各有分工，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远洋航行技术，能够准确地测定航区、航线和船位，有效地利用季风、海流进行航行。郑和率船队下西洋，规模之大在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船队先后到达亚洲和非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最远到达非洲东海岸和红海沿岸。
郑和七下西洋促进了与沿线各国的贸易往来，推动中外文明交流。更可贵的是，郑和一行没有像后来的西方航海家那样去占领土地、掠夺财物，给当地人民带去灾难。郑和率领的船队满载中国的优质丝绸、精美瓷器、上等茶叶和漆器等各类物品，以及大量的金银货币，这些东西有的是用于慷慨送礼，展现大国风度，发展相互之间的友好关系，有的是用于贸易，互通有无，互补互利。在船队所到的地方，郑和及随行人员都要访问当地首领，赠送物品，表达通好意愿，同时与当地居民进行交易。船队回国时，一些国家还主动要求派使者随行，如第六次远航返回时就有16个国家和地区的使团共1200多人随船队来到中国。郑和被视为和平的使者，通过他的外交和贸易活动，中国与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各国间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友好局面。
中华民族向来崇尚道义、追求和平，主张团结合作，由此形成了“和合”理念，包括“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协和万邦”的天下观、“和而不同”的国家观、“琴瑟和谐”的家庭观、“人心和善”的道德观等，这些理念与观念从不同角度影响着每一个中国人，成为规范中国人的行为准则，由此也决定了中华文明和平性的突出特性。中华民族之所以长期在世界上保持着重要的影响力，靠的不是穷兵黩武和对外扩张，靠的是中华文明自身所具有的强大感召力与吸引力。一个拥有5000年璀璨文明史的大国能始终坚定地站在维护世界和平的一边，这是中华文明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另一项重要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