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然

9月13日,湖南省纪委监委公开通报邵阳市11名党员干部违规吃喝、醉驾“顶包”严重违纪违法案件。通报显示,北塔区委副书记、统战部部长杨起帆喝酒后驾车被查处,由私营企业主罗景腾顶替其到医院提取血样。最终,犯危险驾驶罪、免予刑事处罚的杨起帆被开除党籍、政务撤职,降为一级科员。

竟有公职人员出事后不主动承担责任,甚至心存侥幸找人“顶包”?廉政了望·官察室记者在梳理涉公人员相关事件时发现,类似的现象并不少见。找人“顶包”的涉案人员囊括了从村干部到地方党政机关官员。

这其中,有人因突发事件找外人“顶包”,有人则留有后手,一旦出事就让亲人顶罪。在帮忙“顶包”事件中,自然少不了中间人的牵线搭桥。而顶罪之人无一例外,或受亲情捆绑,或被利益诱惑……

突发时刻,外人临时来“顶包”

“从公职人员找人‘顶包的相关案件发生时机来看,大多时候是临时性、突发性的。为避免影响仕途,个别领导干部会利用自身职务影响力,让下属出面为自己‘顶包。与有一定职级的领导干部相比,个别基层干部则是找一些社会闲散人员来顶罪。”某市纪委监委案件审理室主任余秀华对记者说。

此前,河南某地灌区管理局原局长(副处级)孙允为躲避横穿马路的摩托车,与车主宋某相撞,造成宋某死亡,两名路人受伤。

考虑到事态严重,孙允当即给下属赵某打电话,让其赶到事故现场“顶包”。一番思考后,赵某答应了下来。随后,在交警调查事故现场时,赵某便谎称自己是肇事司机。随后孙允又指使证人方某到公安机关进行虚假陈述,称看到赵某驾车。后来,赵某冒名顶替的行为被发现后,孙允才承担了事故全部责任。

在余秀华看来,上级领导找下属“顶包”无非是因为自己能拿捏住下属,或者是与下属有共同犯罪的情况,出了事就把责任推到下属身上,企图在纪检监察机关面前蒙混过关。

在得知自己即将被留置时,某省级事业单位“一把手”吴文科慌了神。担心自己与多名下属套取公款的违法违纪行为暴露,吴文科选择对抗组织调查。其中,他对抗组织调查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求其中一名下属为自己和他人承揽全部责任。

吴文科对下属承诺,一旦“顶包”成功,自己和他人会负责照顾其家人。“当时我跟他提到体制内外在‘灾难面前的代价,本是一句玩笑,没想到他说自己已经想好了。”在东窗事发后,这名“一把手”还虚伪地掩饰道。

比起要求下级顶罪,找社会闲散人员顶罪的行为则更加“冒险”。有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个别公职人员在慌神之际企图拿钱找人“顶包”,却不知对方是何来路,最后往往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仅得不偿失,反而还会面临“顶包”人出尔反尔的变故。

此前,湖北某林业局检查站检查员王简力和蔡某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公安机关查获。反复比较后,王简力找到社会闲散人员杨某顶罪。但在杨某被判缓刑后,王简力却没有把事先承诺的5万元好处费交给杨某。为利而聚,为利而散。为报复王简力的出尔反尔,杨某主动向公安机关交代了自己顶罪的事。

除了钱没到位,顶罪中的变故,还包括一些已谈好的其他条件未达成一致。某地基层干部纪晓云因为毁林种人参的事件被查后,找到张某为自己顶罪,并给其4万元好处费。“他当时告诉我最多就是判个缓刑,让我不用担心。但是后来法院一审判了我实刑,我当庭就翻供了。”张某说。

从“顶包”事件发生的内因来说,不论是顶罪还是被顶罪的人都抱有侥幸心理。“被‘顶包人身为公职人员,可谓目无法纪。而一些‘顶包的外人或被眼前的利益打动,或碍于上级的权威,又或有把柄被人拿捏,未经充分考虑便贸然顶罪。”有关办案人员范逢春告诉记者。

范逢春说,这些外人并不知道要面临的牢狱之灾往往比被顶罪人承诺的更严重。等到他们幡然悔悟时,可能为时已晚。因干扰司法机关正常刑事诉讼活动,他们已涉嫌包庇罪。

留有后手,亲人之间有“预谋”

在出了事找谁“顶包”这个问题上,个别公职人员早有后手。

“你喝酒开了车,交警查出来后会丢了工作,就说车是我开的!”青海海东市某中学校领导李庆元在酒驾时,撞上在路边休息的路人,致其死亡。李庆元逃逸到家后,得知此事的弟弟当即自愿为其顶罪,并向公安机关作虚假供述。

考虑到公职人员身份一旦失去,就再难重拾,受亲情捆绑的部分亲人选择自愿顶罪。有时候,这种亲情关系早因各种利益被紧密捆绑。亲人也成为个别公职人员违纪违法的“代理人”。

此前江西赣州市某乡镇派出所所长吴辉因涉嫌犯贪污罪面临审查调查时,同样是不惜让亲弟弟顶罪。

“我是一时糊涂,认为我哥是公职人员,担心他会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所以我开始说假话帮我哥吴辉顶罪。”吴礼后悔道。

事情还要从吴辉等人购买赣州市某地砖厂,并在厂里建违章建筑说起。2010年下半年,眼看砖厂即将被拆迁,吴辉利用其担任派出所所长的职务之便,先将吴礼的户籍迁入砖厂所在的村,再通过熟人具体操办拆迁补偿事宜。最终,相关违章建筑得以用吴礼等人的名义拆迁。同年,吴辉从建筑拆迁补偿款中分得70万余元。

“个别公职人员在当幕后老板,一旦出事就将作为代理人的亲属推出来顶罪。此类案件一般是公职人员违规参与经营活动被发现后,找亲属来顶罪。不过随着办案的深入,这类‘顶包注定经不起推敲。”某市纪委监委办案人员于勇说。

“我是畜牧局局长,是公务员,不允许成立合作社搞经营,怕影响不好。我是他亲娘舅,他不替我顶罪我就得出事。”2018年,吉林省某县农畜局副局长李志元因涉嫌贪污罪被留置。在被留置前,李志元仍天真地计划着让外甥常某来顶罪。

之所以认为常某顶罪天衣无缝,是由于李志元成立的奶牛养殖专业合作社是以常某的名义注册的。

早在2010年初,李志元的合作社就以常某名义,向农畜局申请了20万元项目资金。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的李志元,通过虚构项目资料等方式成功套取这笔资金。此后,他又以类似手法套取多个国家项目资金,案发时共计300多万元。

在非法占用林地建合作社的事被发现后,李志元让常某帮自己顶罪。对此,常某回忆说,“他让我帮他顶罪时,跟我说我是法人代表,案发了没办法。”

除了让亲人顶罪,甚至还有让另一半顶罪的情况。

2019年初,在得知自己出资占股开设的赌场被查处后,为避免引火烧身,云南某县公安局公务员田某只好让妻子苏云为自己顶罪。为保住丈夫公务员的“铁饭碗”,苏云答应帮忙顶罪。

而田某之所以认为苏云“顶包”可行,是源于田某一开始就是以苏云的名义参股到赌场中的。

按照田某编造好的话术,苏云到公安机关投案,称自己是赌场股东,丈夫对其行为并不知情,并于当日辨认“同案”其他犯罪嫌疑人。由于干扰了侦查机关正常的侦查活动,田某直至次月才到案。

在于勇看来,这种夫妻之间顶罪的情况,看似受到情感捆绑,实则也是为了自身或者家庭的利益。在本案中,公安干警占股赌场的性质可谓恶劣。不同于这种性质较为恶劣的案件,在一些夫妻双方共同犯罪的案件中,当夫妻的犯罪行为情节轻微,主观恶性不是特别大时,办案人员考虑到老人的赡养、孩子的抚养问题,往往会网开一面。

“当证明夫妻为共同犯罪的客观证据不是特别充足时,一般也不会深究,而是‘默许夫妻一方把罪责担下来。”于勇说,尽管这种处理方式并不适合,但这的确是司法实践中的一种现象。

关键环节,中间人的“助力”

“顶包的情况在过去执法不严的条件下较多,但如今随着证据要求的规格越来越高,顶包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余秀华表示,从多起“顶包”事件的实施和完成来看,能够实现金蝉脱壳的基本条件,除了有愿意去“顶包”的人,还需要完备的证据链、及时的串供,以及把一条链(尤其是公安)上的关系处理好。

因此,从外部原因来讲,“顶包”离不开个别执法者和司法机关工作者提供的帮助和“精心策划”。余秀华表示,没有打通体制内的相关渠道,以及没有这些人的包庇和徇私枉法,违纪违法分子不可能有机可乘。

在王简力和蔡某因涉嫌滥伐林木罪被公安机关查获后,他出面找到时任荆门市森林公安局某区分局政委的王海想办法帮忙,让其帮助不立案。

“这个案子够刑事立案标准,不立案不行。”说罢,王海建议王简力找个可靠的人“顶包”,并承诺想办法在案件到法院后找关系判缓刑。于是王简力和蔡某商量,决定找社会闲散人员杨某顶罪。

有中间人出点子后,具体到案件侦查环节,王简力又找到侦办该案的荆门市森林公安局某区分局民警赵某,让其帮忙在侦查时只追究杨某一人的责任。此后,杨某“顺利”被移送至法院,并以滥伐林木罪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三年。直到4年后,该“顶包”事件才被拆穿。

“顶包”事件一旦拆穿,背后往往牵出一大批公职人员,除了公安干警,也不乏审判机关工作人员。

此前,吉林省吉林市依法查办了桦甸市公安局胜利街派出所原所长王某、桦甸市检察院公诉科原科长王某、桦甸市法院刑事庭原庭长沈某等3人的徇私枉法罪。当地检察机关称,由于3人的徇私枉法使一起重伤害案件犯罪嫌疑人由他人顶罪,顶罪人被定罪判刑。

其中,作为法院刑事庭原庭长,沈某的具体“指导”细节表现为:在接受犯罪嫌疑人亲属宴请后,沈某虽有履行法律程序的表象,但实际上在背后,指导、帮助研究如何逃避法律制裁,如何在正常法律程序下,达到隐瞒事实,由他人顶罪所需做的工作,帮助他人顺利逃避法律制裁。

甚至在个别“顶包”案件中,涉案人员本身就懂法,既是犯罪主体,也是中间人。他们不仅知道如何“钻空子”,也有相关渠道,这让案件变得愈加复杂。

贵州某自治州原政府法制办副调研员吴启航的严重违纪案显示,他深谙“顶包”门道,出事后很快能找到人顶罪。

此前为挣外快,吴启航私下充当起“司法掮客”,与当地村干部文某密谋,由文某寻找山林纠纷案源,签订代理协议,收取代理费。自己再利用职务便利及影响力,在行政复议过程中为被代理方谋取利益。

在得知所代理的案件因山林纠纷发生群殴,文某等人被公安机关立案侦查后,吴启航立马找到“顶包”人,给其6万元,让其在接受司法机关调查时,按照之前预谋的内容,向司法机关作虚假陈述。

作为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吴启航既拥有依法行使行政复议权的职务权力,也有其身份对下级行政机关的影响力,这让他在涉案前期游刃有余,一度干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方向。

不过,随着对案件的深入调查,吴启航找人“顶包”的行为也被拆穿。(文中部分人名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