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勋
云南省昆明市中心白塔路与拓东路交叉口，车来人往，繁华与喧嚣中，名为真庆观的古老道场仿佛凝固了一处时空，在鳞次栉比的高楼中散发着古朴宁静的气息。清风徐来、竹林婆娑，茶香扑鼻，市民游客在此品茗、怀古。
据昆明市道教协会会长袁至兑介绍，真庆观为武当山着名道士宋披云在元代建立，此后作为道教圣地，历来是昆明古城道教活动的重要场所。道观选址在此，有着历史的考量，相传，其原址为三国时期诸葛亮南征时屯兵居所，观内现存三眼古井，为诸葛亮安营扎寨时所挖凿。古井不深，清泉至今涌流不断。精美的建筑和清幽的草木间，藏着一段被人熟知的演义，而真正的“南中”历史却被民间文化掩盖。
汉代以来，南中（大致范围为今天的云南、贵州贵阳以西和四川大渡河以南部分）牂柯郡（治所在今贵州凯里西北）、益州郡（治所在今云南晋宁东）、越嶲郡（治所在今四川西昌）、永昌郡（治所在今云南保山隆阳区）四郡统归益州（治所在今成都市）刺史管辖。公元221年，刘备在益州称帝，年号章武。两年后，南中四郡的部分豪强大族，趁刘备病逝的混乱时机叛乱。
两年后的建兴三年（225年），蜀汉稍安国事，诸葛亮率军分三路南下，以“西和诸戎，南抚夷越”“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平定南中诸郡。
“诸葛亮南征其实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南中的战略资源，更大的意义在于安定后方，巩固北伐的正面战场。”今年80岁高龄的林超民先生是中国第一位民族史博士，他先后任云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云南大学副校长等职，他向廉政了望·官察室记者讲述，当时南中地区有更大的势力在其中博弈，部分大姓投靠了东吴，但有的依旧拥护蜀汉，诸葛亮出兵南下，是为了安定西南，集中力量北伐，以期达到统一天下的终极目标。
近1800年前的诸葛亮南征，在文化传播与民族融合上的意义不言而喻，诸葛亮南征的政治智慧千百年来更是为后世治理者留下了取之不尽的文化资源。
打开阻隔空间的“通途”
刘备在成都称帝当年（221年），蜀汉即挥师东征东吴孙权，试图夺回失去的荆州。孙权向蜀汉求和不成，一面向曹魏称臣避免两线作战，一面任命陆逊为总指挥率军应战。
蜀军远征，补给受阻，加之入夏后天气炎热，士气锐气渐失。两军相持七八个月后，东吴军队在夷陵火攻蜀汉军队，火烧连营，后者损失惨重，刘备率残军退回到白帝城。与蜀汉相比，东吴与曹魏的距离更近，为防止坐山观虎斗的曹魏趁势进攻东吴，此时孙权再次向刘备求和。而刘备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佳，加之战败积郁，最终病逝于白帝城。
刘备逝世后，诸葛亮以丞相之尊，托孤之重，辅佐后主刘禅。夷陵兵败让蜀汉元气大伤，是蜀汉继关羽失荆州后又一次重大损失。诸葛亮到达成都后，面临严峻的内忧外患，他派使者前往东吴修缮关系，恢复蜀、吴联盟，为平定南中补充兵力、休养生息。
出兵南中之前，之前曾担任了7年越嶲郡太守的马谡洞悉南中局势，正是他向诸葛亮谏言，提出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的策略。
南征路途漫漫，《三国演义》较为戏剧性地呈现了南征路上的艰险。诸葛亮在地势险恶的盘蛇谷设下埋伏，引益州建宁（今云南陆良）部族首领孟获率领的藤甲兵上钩，随后借来“天火”，在盘蛇谷内将三万藤甲兵烧死，并生擒孟获。
如今，曲靖市有盘蛇谷景区。其实，盘蛇谷在何处还需考证，抑或本身就是小说虚构的地方。滇北滇东地区山势峥嵘险峻、绝壁陡峭，有专家考证，有的地方火矿石在巨风速流中相互撞击而起火，加之常年少雨干旱，草木易燃，古人不知其中奥秘，称为“天火”。总而言之，诸葛亮为稳定大后方，潜心准备两年，“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他做好了打硬仗的准备。
林超民综合各方史料，归纳出诸葛亮南征的大致路线：春天出兵，以僰道（今四川宜宾）为据点，一路由马忠率领进攻贵州西部，一路由李恢率领南下从今滇东经今昭通、宣威、曲靖等地征伐滇池地区，诸葛亮则率主力军溯金沙江而上至安上（今四川屏山县新市镇），由此至卑水（今四川昭觉）与越夷帅高定元作战，秋天即战捷，三军会师于滇池。之后，诸葛亮带兵凯旋，由汉阳（今贵州威宁）过昭通至僰道，再沿岷江北上回到成都。
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行军打仗，不到一年的时间即平定南中，堪称战争史上的奇迹。整个过程中，诸葛亮以儒家文化使者的身份布施仁政，使人臣服，固然起到了归化人心的作用。但林超民认为，地理空间的“秘密”为南征的胜利打下了基础，这个“秘密”就是蜀身毒道。
《史记》记载，公元前2世纪，张骞奉汉廷之命出使西域，到达中亚的大夏国（今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部地区）。他们来到市场转悠一番，惊讶地发现，在离蜀地万里之远的异域，居然有来自蜀地的竹杖和丝绸。
带着疑惑回国后，张骞于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向汉武帝汇报说，“我在大夏时见到蜀物，便问他们从哪儿得到了这些东西？大夏国的人说：‘我们的商人从身毒国买回来的。身毒国在大夏东南大约几千里。他们的习俗是定土而居，和大夏一样，但地势低湿暑热。他们的百姓骑着大象作战。”身毒国即现在的印度，之后，汉武帝派使团去西南地区考察这条通途。
“张骞在大夏发现的蜀身毒道，显然早于他首次开通的西域道，这是一条早已存在的道路，只是由于没有官方参与，完全是由民众所开通的，所以不见于记录罢了。”林超民认为，蜀身毒道以成都为起点，西南出僰（宜宾）、邛（西昌）至滇（云南），从滇越（云南腾冲）出缅甸的孰忍乙（太公城）至曼尼坡入印度。在中国西南地区，由五尺道、灵关道和永昌道三条路连接起来。当诸葛亮南征时，军队走的路线几乎与蜀身毒道的前半程重合，因为历史与地理的黏性、文化的传承性，这一带在经济、人文上早已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千七百多年前，蜀汉之所以能与魏、吴并峙，成为三国之一，仰仗的就是‘寸锦寸金的蜀锦——用蜀锦商贸回来的财力。”成都市作协副主席凸凹认为，诸葛亮将发展蚕桑生产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他在居家住地、后来称为“葛陌”（今成都双流区东北）的地方，种桑八百株，号召人民种桑养蚕。成都地区俨然是一座丝绸的库房，而将这些丝绸外销变现就靠西南丝绸之路。
《三国志》裴松之注引鱼豢的《魏略·西戎传》，提到罗马帝国“有水通益州”。当时的西南丝绸之路仅仅是民间商道，诸葛亮平复南中后，商道复通，到唐朝时已是中央王朝维系上下、对外关系的重要政治通道。
扛住时间考验的“崇拜”
云南省曲靖市白石江公园东门，麒麟北路东侧，一组名为《诸葛亮与孟获》的大型浮雕犹如一块巨幕镶嵌在山崖上。浮雕长60米，高4米，由240块1米正方形墨玉石组成，左侧“诸葛亮与孟获”六个大字由知名雕塑家刘开渠题写。
浮雕以“诸葛亮七擒孟获”的故事为蓝本，用白描手法将诸葛亮、孟获和农夫、士兵、猎人、歌女、牧童等人耕耘、采桑、割麦、制陶、放牧、狩猎、祝酒等民族团结和睦的情景栩栩如生地勾勒了出来。
“七擒七纵的故事多少有点演义成分，但蜀汉与孟获等南中大族在曲靖签下和平条约的历史事件有历史材料与遗迹佐证。”曲靖市史志办原主任范利军向记者介绍，诸葛亮七擒七纵孟获，使孟获诚服：“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
麒麟路是曲靖的交通大动脉之一，浮雕之下，人来人往，人们感怀历史，也感恩自然与历史的施与。曲靖别名麒麟城，相传远古时代曲靖城大旱，一名仙女骑着麒麟泼洒甘霖，驱走旱灾，此后，人们便以瑞兽为名，称呼所在的城池。
在干旱少雨的滇东地区，水源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曲靖受上天的垂爱，南盘江在曲靖分出一条支流，绕了半个曲靖老城后向东南而逝。十多公里长的小江波澜不惊，而在古代，这里曾戎马倥偬、兵刃相接。曲靖东控黔楚，西制全滇，南通粤桂，北接蜀地，素有“滇黔锁钥”“云南咽喉”之称，白石江则是“咽喉之口”。当年蜀汉大军与雍闿、孟获军曾在此交战。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平定云南，明军在白石江与忽必烈第五子云南王忽哥赤的后裔梁王把匝剌瓦尔密交战，发起了着名“白石江战役”。
令曲靖当地文史研究者疑惑的是，白石江一带为军事关隘，应有险要之势，而较为平缓的土丘却让此地不太像关隘通道。直到上世纪80年代初曲靖市区往东南扩建，当时，白石江一带还属于农村，当推土机将土壤剥离、清除，被掩埋的“证据”破土见天——石灰岩崖壁如锋刃耸立于眼前，与对面的山体构成了一处险要的关隘。
据范利军回忆，几百米的山崖挖不掉、填不平，当时的市领导询问时任曲靖市文化馆馆长的范利军，范利军认为诸葛亮与孟获结盟的故事人尽皆知，各族人民共同开发边疆的精神仍然值得镜鉴，于是他建议，将曾经的古战场用仿汉画砖浮雕装饰呈现诸葛亮与孟获的故事，让历史与文化不被如火如荼的城市建设掩盖。范利军的意见被采纳，如今，带着古韵的浮雕与城市浑然天成，用艺术向人们讲述着民族团结融合的故事。
南征路线上，关于诸葛亮的遗迹与故事数不胜数，从四川宜宾、西昌，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到云南保山、昆明，甚至缅甸、越南地区，诸葛亮的故事与传说在各民族中口耳相传，形成扛得住时间考验的民俗和文化现象——“诸葛亮崇拜”。
贵州榕江县城有诸葛城，据说为诸葛亮驻兵的地方；在云南基诺族人眼中，他们的祖先是诸葛亮士兵的后裔；传说诸葛亮用几根竹棍把他的帽子支起来做样子，教会了傣族人盖房，因此现在傣族人的竹楼皆没有墙脚……据清代云南大理籍学者师范的《滇系·典故》记载：“为营、为寨、为城、为台、为池、为泉，不仅数十处……公之征南也，往返曾未周岁。”诸葛亮南征不到一年，便在云南留下了诸多传说与遗迹。
林超民告诉记者，一千多年来，诸葛亮之所以受到南征沿线人们的纪念，主要是因为他采取了“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的宽缓绥抚的政策，促进了文化传播和民族融合。另外，经济交流的因素同样不容忽视。
云南普洱与西双版纳等地，茶农将诸葛亮视为茶神祭祀，这些地区至今还流传着“武侯遗种”的传说。林超民经过多方考证，认为普洱茶应该起源于云南思茅、西双版纳。而诸葛亮之所以被尊为茶神，更多的是因为他是国家的“使者”，代表着华夏。对于渴求“大钱粮”的当地茶人和外来茶客，诸葛武侯是鲜亮光耀的牌子，也是大家乐于攀附的对象。
跨越时空的谜题
在昆明真庆观的清风亭，楹联“有两袖清风足矣，无千金产业何妨”道出了诸葛亮率先垂范、俭以养德、遗命薄葬的廉洁思想。
诸葛亮在《诫外甥书》中提出“志当存高远”的名言，要求后辈树立远大志向，“慕先贤，绝情欲”，不为物欲所累。在《诫子书》中，他提出：“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真庆观的一名道人告诉记者，到观内品茶、吃斋饭的人络绎不绝，人们既能感受道场的淡泊宁静，亦能体味、传承先贤的精神。
鼎鼎西南半壁，因为诸葛亮的南征，文化与经济的联系更为紧密。离昆明直线距离五六百公里的成都武侯祠内，一副“攻心联”名扬遐迩。这副对联悬在诸葛亮殿堂前正中，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云南白族学者赵藩撰书：“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
成都武侯祠博物馆副研究员梅铮铮表示：“南征，既是一次军事行动，也是一次民族融合。诸葛亮南征的军事智慧达到了极高，深入不毛，恩威并施，不滥用武力，更多的是用民族政策感召。”梅铮铮介绍，凉山州发掘出土的不少农具上，刻有“蜀郡”“蜀郡成都”等字样，这说明诸葛亮的南征不光打击反叛者，同时还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农耕文明。
“诸葛亮南征的大智慧还表现在善后工作，比如他任用当地大姓入朝为官，笼络人心，将南中大族首领孟获调到蜀汉担任御史中丞，此举也是在制衡掣肘蜀汉内部的各方势力，让与当地大族没有关系的‘外人来反腐，他可以放开干。”范利军告诉记者，诸葛亮平定南中后，分四郡为益州、永昌、牂柯、越嶲、云南、兴古、朱提七郡，分化势力，让当地人或将领统领，采取“不留兵，不运粮”的策略，尊重当地风俗，使民夷皆安。
然而，诸葛亮南征仍然留给后世诸多时间与空间的谜题。比如，他五月渡过金沙江，具体位置在何处至今无定论；诸葛亮究竟何时到过云南哪些地方，纷繁的民间传说孰真孰假，仍需厘清。跨越时空谜题，南征的文化释义已经得以延展。
“诸葛武侯的传说和遗迹，也向傈僳、景颇、傣族等地区传播。这些都需要我们去搜集、调查、整理。毕竟时间久远，史实考证需要更为持久精细的工作，但作为民俗与文化现象，关于诸葛武侯的传说和遗迹仍然值得研究。”大理大学民族文化研究院副院长罗勇向记者举例说，诸葛亮虽没到过永昌地区（今云南保山），但他对永昌官民保节为汉的褒奖，举荐永昌的地方官吕凯、王伉等，使诸葛亮在当地有一定影响。
蜀汉以后的南北朝时期，永昌地区移民的到来使诸葛亮传说传播到该地区，甚至滇西地区为其立庙。元代以后，内地移民尤其是四川移民进入该地区，此后，地方文献所记诸葛亮七擒孟获多有发生在永昌，明朝不仅有遗迹和传说，甚至修建庙宇的记录也多了起来。“这代表了地方与中央的互动，也是永昌地区居民对大一统的认同。”罗勇说。
“诸葛亮南征，以及他在南中实施的一系列政策，体现了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性：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林超民表示，诸葛亮以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与博大的政治智慧，巩固了中华的天下观，铸牢了中华民族的共同体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