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梓宝
在中国近代，有这样一位名扬海外、享誉杏林的传奇女性，她的名字连番登上多家英文报刊，被誉为“当今世界最古老帝国的新女性”“最卓越和最能干的女医学工作者之一”。在“排华法案”盛行的美国，她勇敢登上讲台为华人高呼，《华盛顿邮报》认为“她正努力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大陆间创建沟通和理解的桥梁”。《浙江通史》记录了她所创下的“第一”：浙江省乃至中国第一位女大学毕业生、女留学生，中国最早的女西医、女西医教育家、科学家。认为她对中国近代医学及护理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她的名字却鲜为人知，她叫金韵梅。
“意外”留洋，矢志学医
清同治三年（1864年）4月4日，金韵梅出生在浙江宁波一个牧师家庭。父亲金麟友是美国基督教北长老会最早的中国牧师之一，深受信徒爱戴。也是在教堂，金麟友与妻子结识并喜结连理，金韵梅是他们的第二个孩子。1866年夏天，宁波瘟疫肆虐，金麟友夫妇双双离世，金韵梅和长她五岁的哥哥永远失去了父母。好在长老会传教士麦嘉谛（D.B.McCartee）夫妇收养了他们兄妹俩，金韵梅传奇的一生也由此开始。
麦嘉谛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来到浙江宁波施医传教，曾长期担任美国驻宁波代理领事，并创立了浙江省最早的男子小学堂——崇信义塾。麦嘉谛博学多才，不仅精通希伯来语，还熟知宁波及中国文化，他编着的四册《平安通书》为魏源的《海国图志》所征用。麦嘉谛与妻子胡安娜笃信基督，善良慷慨，在中国收养了很多孩子。鉴于金韵梅是他们教友的遗孤，更是对其视如亲生，精心养育。幼年时期的金韵梅没有像同龄姑娘一样裹起小脚，而是跟着养母学习英语，跟着父亲接受西方科学知识启蒙，短暂旅居檀香山期间，还大大增长了见识。麦嘉谛夫妇欣喜于金韵梅的聪慧，也始终尊重她的习惯：梳麻花辫，穿传统袄裙，用筷子吃饭。在大多数同龄人没有机会读书习字的时候，金韵梅已积累了不少文化知识和社会阅历，而养父母热心社会事业的博爱胸怀和崇尚科学的处事态度，也对她日后投身公共卫生事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1880年5月，年已六旬的麦嘉谛举家回到美国，金韵梅没有护照，只能以养女身份入境。为了继续学业，金韵梅进入当地一所学校修习大学预科课程。其实远在日本时，她就想去欧洲留学，然后回来当老师。但随着阅历增多，她了解到华夏大地所遭受的苦难，脑海中常常浮现起儿时那场夺走她亲生父母生命的瘟疫。目睹了日本明治维新与美国现代社会的新气象之后，金韵梅深切地意识到，当今中国两个最大的问题——一是积贫积弱，二是缺医少药。于是，她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学医。
1882年秋，金韵梅考入美国第一所女子医学院——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由此成为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开了我国女子留学之先河。因这年5月，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尽管养父母有着较高的社会地位，但身为该校唯一一张中国面孔，金韵梅的黄皮肤、袄裙、绣花鞋几乎无时无刻不在遭受白眼和非议。她唯有咽下辛酸，一心想着祖国。
大学期间，金韵梅夙兴夜寐，付出了远超一般医学生的努力。1885年5月，金韵梅成绩为该届第一，以一等荣誉学位毕业，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医学学士学位的中国女性，也是中国第一位在海外获得学位的女性。毕业典礼上，金韵梅展现出中华女性特有的自信与娴雅，纽约中国领事和日本领事均出席了这次典礼，美国媒体还纷纷对此进行报道。
悬壶济世，辗转中外
金韵梅深知自己离真正的医生还有距离，毕业后遂以初级住院医生的身份进入纽约育婴院位于弗农山的分院等医疗机构积累临床经验，随后又奔赴费城、华盛顿和纽约三地攻读研究生课程。为了掌握更多医学界动态，金韵梅还特地下苦功夫学习外语，精通英、日、德、法等外语。值得一提的是，金韵梅曾在美国国家博物馆钻研医学显微镜，并发表了一篇题为《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的文章。这一医疗设备与病理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令学界惊叹，而此时的金韵梅才二十三岁。
1888年，金韵梅终于获得“医生”头衔，意味着是时候回国了。可就在这时，一直支持她的养父母却极力挽留她。一方面，清末社会动荡、风气保守，中医大行其道，她作为女西医想要治病救人，恐怕难如登天；另一方面，她在美国已小有名气，不少医院和研究机构都想聘用她，何必舍近求远。而这一切，金韵梅都十分清楚。况且她看到养父母日渐苍老，孺慕之情更难割舍。尽管如此，金韵梅还是义无反顾地登陆厦门，终于给二十载异客生涯画下句号。
厦门开埠后，列强纷至沓来，人们贫病交加。金韵梅亲眼见到这种惨状，心情沉重异常，转而更专注地看诊施药，以期挽救患者于万一。原本不信西医的人们，见病痛有了起色，口口相传，使“金韵梅大夫”渐渐有了名气。然而令这位中国第一位女西医没想到的是，她还没有经受中国人民对西方医学和女医生的质疑，反而先遭到了同行的排挤。金韵梅此行是在荷兰归正教会妇女委员会的资助下才得以来到厦门，因此她也可以算作一名医疗传教士。但厦门当地的传教士团体不仅对她的华人身份指指点点，还对她的女性身份颇有微词。这种双重歧视最后导致金韵梅失去了传教士团体的协助和庇护。
为了继续行医，金韵梅在搬离宿舍后，索性自己开起诊所。对她而言，病人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要能治她都收治，还经常免费给人看病。后来，她又辗转前往成都、上海等地行医。因医疗条件落后和西药紧缺，很多病患只能忍受折磨甚至失去生命。金韵梅内心为此备受煎熬，后因感染疟疾，受监理会传教士邀请前往日本神户养病。
在日本的五年时间里，金韵梅不改医者本色，在自己家中改建医疗室，还一手创办了妇幼诊所，传授西医产育知识和现代接生技术。当时神户瘟疫暴发，金韵梅集医生与护士于一身，在霍乱、伤寒、赤痢等传染病环境中治病救人，还抽空宣讲防疫知识和消毒常识。金韵梅的兢兢业业和无私奉献，被日本媒体称为“她所在时代的传奇”。
这段时间，金韵梅结识了出生于香港的葡萄牙音乐家伊波利图斯·埃萨·达·席尔瓦（Hippolytus Laesola Amador Eca da Silva），并在1894年11月与之结婚。随后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金韵梅因身体原因搬至檀香山，生下了他们唯一的儿子亚历山大。后因丈夫工作变动，全家搬至旧金山，金韵梅将年迈的养父母接来照顾。
为华侨权益奔走呼号
19世纪80年代“排华法案”出台初期，金韵梅正在纽约求学。处于学校和父母庇护之下的金韵梅，虽然也受到了歧视与白眼，但并没有底层华工那样深重。后来她远赴东亚救死扶伤，更是远离了美国的排华旋涡。然而当金韵梅婚后再次踏上美国，甚嚣尘上的排华主义竟然彻底终止了她在美国的从医之梦，也让她切身体会到了海外华人的真正处境。
当时，美国开始严格实施执业医生制度，从事医生职业的渠道再次收紧。金韵梅为了继续在医疗前线积累经验，尤其是获取美国先进的医疗技术，即刻着手申请事宜。其实在她看来，自己合格的医术和丰富的经验足以获得行医执照，而且此时的金韵梅使用的是丈夫的姓，还特地邀请了一位有名的传教士为她担保。可尽管如此，这份申请依然如石沉大海，金韵梅以其为终生梦想的行医之路就此戛然而止。
夜深人静之时，无比失落的金韵梅一定在心底问过无数个为什幺。但聪慧如她，必然很快就意识到了更深层次的原因。美国对华人的歧视不仅仅是文化上的，更早已慢慢地深入到了美国社会的方方面面——否则婚后她又怎幺会像美国妻子一样改夫姓呢？一种愤怒与不甘充斥在这位中国女性的胸膛，她猛地站起来，决定利用自己知识精英、中国女性的特殊身份为同胞们做些努力。
1896年8月28日，李鸿章乘“圣路易斯”号邮轮访美，力求废除“排华法案”以保护在美国华侨的基本权益，并且拒绝取道美国歧视华人最严重的西部地区，以示抗议。而决定为华人权益呼号的金韵梅却反其道而行之，只身奔赴加州这个华人劳工聚集最多，也是对华歧视最严重的地方。
金韵梅作为一位女性医疗传教士，在教徒中具有特殊地位，她决定将第一次公开演讲选在橙县长老会教堂举行。1896年10月18日晚，金韵梅勇敢登上讲台，从文化角度细数中美差异，如实呈现旅美华人现状，为备受压迫的同胞发出呼号，也由此拉开了她就华人权益问题与美国主流社会公开对话的序幕。与此同时，金韵梅开始在报刊上发表关于海外华人的作品，如小说《家庭的荣耀：一则来自檀香山中国城的故事》、戏剧《张寡妇》等，在展示华人吃苦耐劳顽强品格的同时，揭露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种种不公。
夜以继日的创作，频繁的社会活动，使得金韵梅的婚姻也受到了影响。丈夫不能理解她作为“独立女性为国谋福”的抱负，二人矛盾日深，最终在1902年正式分居。金韵梅重新改回自己的中国姓氏，全身心地投入公共事业。此刻，她的目标已经明确，她要成为一名成功的演讲家和社会活动家，要勇敢地站在公众面前，为华人权益呼号奔走。
1903年，金韵梅登上洛杉矶妇女俱乐部——埃贝尔俱乐部的舞台，一连举办四场演说。从衣食住行到科学文化，从东方国度到西方社会，从生活感悟到哲学思辨，金韵梅以丰富的阅历、诙谐的语言和从容的姿态为美国大众打开了一扇中国文化之窗，也为两种文化在美国的和解提供了可能。随后，芝加哥、纽约、圣路易斯、旧金山、洛杉矶等大城市都出现了金韵梅的身影。1904年，金韵梅来到美国首都华盛顿特区参议员府邸演讲，后又作为大会副主席出席第十三届世界和平大会，并发表演说。只要有金韵梅在的地方，各大媒体都对其争相追踪报道，甚至可以说掀起了一股“金韵梅热”。
正如《华盛顿邮报》所写：“她正在作环美旅行，努力在两个相距遥远的大陆间创建沟通和理解的桥梁。”金韵梅身着袄裙，头戴绢花，不卑不亢，将古老的中国娓娓道来，以期与美国主流社会拉近距离。更难能可贵的是，她从不避讳社会话题和政治话题，并且观点独到，见识非凡。针对“黄祸论”，金韵梅从儒家文化入手，表示：“与西方人好斗的天性相比，中国人是和平的，最激烈的战斗是与自我的战斗，最伟大的胜利是自我克制。”针对“鸦片问题”，她呼吁清廷加以严肃整顿，同时也以西方人凭借一系列侵华战争获取的在华特权表明“黄祸论”根本站不住脚，甚至毫不避讳地称这些白人侵略者为“白灾”。同时，金韵梅也不会一味“偏帮”中国，一样言辞激烈地抨击旧中国社会的种种陋习，比如嫖娼，纳妾，裹小脚，一再重申男女平等，积极促进妇女解放。
此外，金韵梅还呼吁美国帮助中国。即使是在多年后欧美陷入“日本热”，金韵梅依然冷静分析远东战争得失，公开告诫国人要对日本的教育援助保持警惕。因此，金韵梅也频频遭到日方警告。但是，她在面对跟踪和威胁时，镇定自若，依旧大声揭露日本对华侵略政策，赢得了无数和平主义者的尊重。
1905年，金韵梅准备再次回国，将儿子亚历山大托付给亲朋好友。美国各界得知此事后纷纷挽留，就连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也亲笔致信，并向金韵梅承诺“我没有能力让你成为美国公民，但你可以永久留在美国”。然而，金韵梅心意已决。
近代中国公立护理教育先驱
金韵梅终于又一次回到了祖国。此时的华夏大地已彻底沦为任人欺侮的半殖民地，日俄战争、抵制美货运动、同盟会成立……这迫使清廷开始现代化改革。西方护理技术开始在中国开放城市出现，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的妇婴医院——北洋女医局在天津诞生，随之而来的迫切任务是兴办公立医护教育，即由我国自主培养专业医护人员。
1907年，时任清廷直隶总督的袁世凯准备在天津创设“北洋女医学堂”（下简称“女医学堂”），邀请金韵梅担任“总教习”（校长）主持女医学堂工作，同时兼任北洋女医局总理（院长）。金韵梅义不容辞，欣然北上。
金韵梅一边管理医院，治病救人，一边为兴办学堂积极奔走。当时的北洋女医局和现代医院不同，并无专门建筑，场地也靠租借，因此只能辗转于新开河北岸、金钢桥北岸、窑洼、总督衙门等地。这不仅不利于收治病人，更不利于开展公立医护教育。因此，金韵梅决心要办一所真正意义上的女医学堂。她走访多地，最终选定东门外水阁大街育婴堂。育婴堂房屋年久失修，几近于危房；屋内都是土炕。但金韵梅看出了它的潜力，多次踏勘估建，细心谋划，还亲自为之设计图纸。
1908年，袁世凯拨银两万两作为女医学堂的启动资金，并由长芦盐运使张镇芳督办建设工程。这个夏天，教室、割症房、产科院终于在水阁大街次第而起，金韵梅随即着手设备设施采购，并确定分出产科、看护两科，将学制规定为两年。8月底，女医学堂开始招生考试，有三十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女孩报名，最后卢超远等十七人正式成为学堂女学员。
同年9月，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北洋女医学堂正式开学。考虑到女医学堂的培养目标是为北洋女医局这家妇婴医院直接输送专业医护人员，金韵梅以引入西方先进护理技术为核心，采取了理论与实践并举的教学设置。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产科、看护科及通用药理、卫生、种痘等西方医药科学基础专业知识。同时，学生还需承担卫生及女医局的初级护理工作，并且规定毕业前至少有五十次院内自管接生及二十五次院外自管接生的临床经验，以便两年毕业后即刻“上前线”。两年后，北洋女医学堂第一批九名毕业生经过严格的结业考试正式进入北洋女医局实习。这标志着第一代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护士诞生了，也意味着天津妇女率先告别危险落后的“接生婆”时代，开始享受科学卫生的现代产育护理技术。
1911年，金韵梅赴美探亲，走访各大医院，积极搜集医疗护理前沿信息，并就天津女医学堂的工作向美国媒体进行介绍，同时号召西方女性医护人员可以来华帮助中国的医疗事业。《美国护理杂志》对此进行了报道，称她为“最卓越和最能干的女医学工作者之一”。此次访美之行，金韵梅还特地带上了北洋女医学堂毕业生白秀兰，最终助她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护理专业进修。后来，金韵梅又作为中国政府的宣传代表赴美访问，进行多次宣讲演说。
1914年，女医学堂因经费停拨而关闭，金韵梅辞去院长、校长职务。尽管供职仅有六年时间，但她任职以来，一心所系唯此而已，除出差探亲，衣食住行都在学堂。初创时期，师资有限，金韵梅不仅要兼顾管理、诊疗等工作，还要亲自授课。后来，金韵梅又增设汉文教习、助教等职，逐渐组建出一支相对完备的专业师资队伍。女医学堂招收的学生还有不少来自广东、江浙等地普通人家的女孩，这对促进妇女解放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作为我国早期的职业女性，从女医学堂毕业的西医护士以金韵梅为榜样，纷纷走向时代前列。
可以说，金韵梅对我国公共医疗事业现代化进程贡献非凡，北洋女医学堂更是开创了近代中国公办护理教育两个第一：近代中国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护士学校，第一所设立附属医院的护士学校。金韵梅为中国近代护理教育创下的优秀传统和办学思想，犹如一颗火种照耀出我国现代公共医疗的未来。北洋女医学堂后相继改为护士助产学校、私立高级护士职业学校，还培养出了一百五十多名专业护士。而北洋女医局更为人知的是“水阁医院”，百年来享誉津门，金韵梅功不可没。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金韵梅受美国农业部委托，主持调研并推广中国大豆与豆制品。金韵梅借机推广中国饮食文化，并有多项研究成果被美国农业部采纳，用以优化民众饮食结构。此时，儿子亚历山大远赴法国战场，金韵梅则借住在食品研究中心实验室附近的西十一街老屋独立赡养九十岁高龄的养母。
1920年，年近六旬的金韵梅遭受了两次至亲死别的痛苦，一次是养母离世，一次是儿子死于炮火。也许是为了减轻这份巨大的悲痛，金韵梅立即回到北京，重新投身我国医疗事业和慈善活动。她资助中国着名妇产科学家、教育家杨崇瑞创建国立第一助产学校清河镇实习基地，为北平孤儿院募集善款；还经常利用闲暇组织公益宣传活动，普及公共卫生知识和日常保健方法；有时，她还亲自动手制作绣品参与义卖，希望能为同胞尽一份绵薄之力。
1934年，金韵梅因工作繁忙，身体每况愈下，最终于3月4日因严重的肺炎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享年七十岁。
回顾其一生，她漂泊半世，为祖国和同胞满面风尘，始终坚守初心，最终以女性、华人、医生三种身份在一个旧时代赢得了世界的尊重。临终前，金韵梅将房屋和积蓄全部捐给了燕京大学，并将所藏一百五十余卷外文书籍赠予天津木斋学校。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有民国政府教育部为她所立的墓碑，称她为“金韵梅大夫”。宁波教育博物馆里陈列着她的塑像，称她为“中国女留学生第一人”。而金韵梅始终觉得自己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只是千千万万中华儿女中的一个。
（实习编辑/侯文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