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保孜
1975年6月9日这一天，是贺龙元帅含冤逝世六周年的日子。周恩来拖着病体来到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参加了“贺龙同志骨灰安放仪式”。他一连鞠了七个躬。
6月以后，他身体极度消瘦，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他与工作人员最后一次合影，告诉人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肝肠寸断的告别
1975年5月的一天，一直在周恩来身边的西花厅的几位医务人员来医院看望总理。在他们面前，周恩来自然没有什幺顾忌，坦诚地谈及自己的病情，说：“我估计还有半年。”医护人员一怔，马上竭力绽出笑容，想用几句轻松的话安慰他。在医护人员心中，此时的总理就是病人。放松病人情绪是他们义不容辞的责任。
但是周恩来听到他们说“再治疗一段就会好起来的，多休息少劳累，病情就会减轻……”之类的“老生常谈”，并没有轻松起来，而是不再说话。他抬眼望着窗外，忽然微微一笑，似乎觉得聊这些有些多余。毕竟和癌症进行了这幺久的斗争，身体的变化和精力的衰退也十分明显，医护人员怎幺可能将自己大限的日子告诉自己呢？
周恩来长长吁了一口气，渐渐收去笑容，用一种严肃的神情望着医护人员：“你们一定要把我的病情随时如实地告诉我，因为我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个交代。”即便是演技高超的演员，面对周恩来这样严肃而又坦诚的目光，也是无法演下去的。医生护士眼里陡然涌起一层泪花，声音哽咽、颤抖：“怎幺讲呢？总理，您叫我们怎幺说……”
周恩来脸上恢复一丝不易辨清的浅笑，缓缓点头，极轻地说出一句：“不用说了。”
不几天，这件事让他的侄女周秉德知道了，她十分难过，打来电话问伯伯这是不是真的，周恩来很平静地回答她：“这有什幺难过的？共产党员要唯物主义嘛！人生的规律，都有这幺一天。应该相信规律。”
接下来的日子，周恩来似乎知道自己生命的“限期”已近，还想尽可能多做一些事情。他想到了他的亲密战友——贺龙。为他平反昭雪刻不容缓，必须马上提上议事日程。
九个月前，在武汉的毛泽东见到专程陪外宾前来的邓小平，随即对其表示：要抓紧给贺龙平反。邓小平回京后，立即将毛泽东的指示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了传达。
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聂荣臻等人排除“四人帮”的重重干扰，终于起草了党中央关于贺龙问题平反的通知稿。在送毛泽东审定前，周恩来抱病仔细阅读了通知及有关附件全文，并提笔将原稿中对贺龙一生评价的那句“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要的贡献”，改为“几十年来为党为人民的革命事业曾作出重大的贡献”。这句公正、客观的历史评价，也体现了他对贺龙真挚的战友之情。
6月9日上午，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准备完毕，礼堂大厅中央安放着贺龙的骨灰盒，上面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大厅上方悬挂着“贺龙骨灰安放仪式”黑底白字的巨大横幅。大厅前面正中央悬挂着贺龙的遗像，骨灰盒的四周摆满了鲜花，摆放着党和国家领导人，党、政、军各界送来的花圈。
上午10时许，参加骨灰安放仪式的三百多位领导人陆续到来，他们当中以老将军居多。许多老同志在家人或警卫员、秘书的搀扶下挪进了大厅，在座椅上休息。刚开始，谁也没想到周恩来会来，但在仪式开始前几分钟，突然接到通知，说周总理已抱病从医院过来了，让仪式推迟一下。人们议论纷纷，为周恩来能亲自来为贺龙送行感到高兴和欣慰，这是中央和周恩来本人对贺龙的最大关怀，也是对老干部的最大关怀。
不一会儿，周恩来和邓颖超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周恩来一进大厅便在左臂上戴上黑纱。人们好久没见到总理了，发现他又瘦又黑，脸上布满了老年斑，加之又是为贺老总安魂吊唁，人们从心底里充满了悲伤。大家相望无语，只能默默地为总理祝福，希望他早日康复。
周恩来在邓颖超的陪伴下，走进第一休息室，屋里的领导人见到周恩来，都起身迎接。邓小平、叶剑英等人赶紧迎上前，叶剑英紧紧握住周恩来的手问：“总理，您身体不好，怎幺出来了？”周恩来神情悲哀：“我已经对不起贺老总了，这次我哪能不来！”
与陈毅追悼会几乎同出一辙，这次本应由叶剑英致悼词的，但他见周恩来来了，赶紧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几页纸递给周恩来，请他来做这项工作。周恩来没有推辞，他接过悼词，掏出笔逐句逐字地审看，不时做一些小的修改。之后，他收起笔，与邓颖超一起来到薛明所在的第二休息室。
贺龙的夫人薛明与家人已经在这里等候了，一见到总理和邓大姐，如见亲人，扑过去紧紧拉住周恩来的手叫了声“总理”，就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周恩来眼含热泪，嘴唇颤抖着，强忍着悲痛，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我来晚了，我来晚了……”
“薛明啊，”周恩来哀声哽咽，“我没有把他保护好啊……”说着，泪如泉涌，周围哭声立刻响成一片。
贺龙的女儿紧握住周恩来的手说：“周伯伯，您要保重身体，要保重身体啊。”周恩来无言地看着她，片刻，声音颤抖地说：“我的时间也不长了。”邓颖超流着眼泪紧紧抱着薛明，两人像姐妹那样相互安抚，相互鼓励。
骨灰安放仪式由邓小平主持，周恩来致悼词。周恩来缓步走到话筒前，扫视了一眼大厅里的老同志们，慢慢拿起悼词，声音哽咽地念道：“同志们……”他拿着薄薄的一张讲稿，像举着千钧重物一样手抖个不停。周恩来带着哭声，高度评价了贺龙的一生，赞颂他对中国革命做出的丰功伟绩。
邓小平宣布向贺龙致哀，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礼毕，人们抬起头时，惊异地发现周恩来再次向贺龙遗像弯下腰去，他又连续鞠了四个躬，和前面三个躬加起来，他一连鞠了七个躬。
仪式结束后，贺龙的骨灰盒安放在骨灰堂一室正面右上侧八十一号的骨灰匣里。此前，共和国元帅中已有罗荣桓和陈毅的骨灰先期安放到这里。
周恩来这次外出，医生们是不赞成的。可是他坚持亲临贺龙元帅骨灰安放仪式，不管医生如何劝告。他先是理发修面，9日那天拖着沉重的病体，同邓颖超一起来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
当打开车门，工作人员扶周恩来下车后，他便独自缓步走向摆着签到簿的桌子。若是换了其他一些人，那是一定要被搀扶着的。但周恩来不要，他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保持着自己的形象。和往常一样，他的衣服笔挺，容不得一丝皱褶和污垢；他的头发一丝不乱，威武的浓眉下，两眼依然熠熠放光。
可能因为悲伤，也因为病痛，他的手抖得十分厉害，已经无法连贯写字了，以至在场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周恩来”三个字，他费了很大的力气才写在签到簿上。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参加悼念活动。
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周恩来为参加贺龙追悼仪式去北京饭店找常年为他理发的朱师傅修面理发时，遇到了蔡畅。那天正好蔡畅在北京饭店理发，她突然看见周恩来身边的工作人员，惊奇地问，是不是总理也来了？
蔡畅话音未落，周恩来在医护人员的搀扶下，缓慢地走向他常去的房间。此时周恩来的身体已异常虚弱，但是他坚持来北京饭店请理发师傅为他理发。他要在还能走动的情况下将他以前常去的地方再走一遍，和当年为他服务的工作人员告个别。
蔡畅看见周恩来来了，也不等自己理好发，就急切地到周恩来的房间看望他。周恩来一见蔡畅进来了，也感到意外，吃力地站立起身子，伸出他那只略带残疾的右手，握住蔡畅的手。他们相视默默，许久说不出一句话。蔡畅用凝视的目光打量着周恩来……
周恩来憔悴瘦弱的面容引起她的不安。她握着周恩来的双手，忧郁地说：“恩来啊，按理你比我大两岁，可是五十多年你一直叫我大姐，今天看见你这样瘦，大姐心痛啊！”周恩来也感慨地说：“你是我们革命的大姐，是全国妇女同胞的大姐，富春都叫你大姐，我当然要叫你大姐啦！”
这时，蔡畅声音有点哽咽了，伸出双手挽住周恩来消瘦的双臂，深情地说：“恩来，让大姐好好亲亲你，行吗？”周恩来脸上又浮现了他那特有的笑容，爽朗地说：“好啊，大姐，我们是老战友了，我也想亲亲大姐！”说完，他们相互亲吻了面颊，又紧紧拥抱在一起，蔡畅用手掌轻轻地拍击着周恩来的后背，像是鼓励也像是安慰，更像是最后的告别……
蔡畅松开周恩来的双臂，几乎没有抬头，立即转身而去，因为她已泪流满面。她不愿意让生死与共的老战友看见她的眼泪。从法国认识起，几十年艰难险阻、风雨征程，他们从来都是笑迎困难、坦然面对死亡，眼泪不属于他们，最后的告别，依然不能用眼泪作为句号。
望着蔡畅步履蹒跚、不断抽泣的背影，周恩来的视线也模糊了……而他们身边的工作人员却哭出了声，这种无比沉重的场面表达了一个令人心碎的含义——人生最后的相见。
最后一次走进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
1975年6月间，在癌细胞的吞噬下，周恩来已经瘦得皮包骨，体重只剩下六十一斤，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一天，他在病榻上强撑着起来，用颤抖的手提笔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我第三次开刀后，这八十天恢复好，消化正常，无潜血。膀胱出血仍未断，这八十天（从三月二十六日—六月十六日）只有21cc（克）不到，但较去年十一月十二日到今年二月四日，中间还去主席处五天，一月开全会共两次，共八十多天只有13cc，还略多：那八十多天只有增生细胞二次，可疑细胞只三次，这八十天却有坏细胞八次，而最后十天坏细胞三次，所以我与政治局常委四位同志面谈，他们同意提前进行膀胱照全镜电烧，免致不能电烧，流血多，非开刀不可，十五日夜已批准，我现在身体还禁得起，体重还有六十一斤。一切正常可保无虞，务请主席放心。手术后情况，当由他们报告。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原文如此——作者注），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仍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反省，不仅要保持晚节，还愿写出一个像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
写罢这封信，周恩来又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一张便条：
玉凤同志：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1975年6月30日，周恩来在医院会见了泰国总理克立·巴莫及其主要随行人员。这次中泰将建立外交关系。对于周恩来来说，有生之年能看见两国建交，也是一个慰藉。
他这几天心情一直不错。后来大家才知道，与“四人帮”艰难斗争多年，以周恩来为首的老干部们取得了一个小小的胜利，这使得周恩来心情格外舒畅。
这一天，由李先念、乔冠华陪同周恩来在医院会见泰国的客人。周恩来竟然出乎意料地答应了乔冠华提出的与大家合影的请求。会见结束后，工作人员见杜修贤没有走，就赶快叫住他，为大家照一张合影。杜修贤开始不知道是什幺样的合影，就出去选景，选来选去，看看还是楼厅里开阔些，大厅的一侧有一排高坎似的台阶，正好可以站人。不过色调不理想，红窗帘、红地毯，太艳，给本来就炎热的夏夜带来一种燥热的感觉。可没有再宽阔的地方可去，只好将就吧。他将人分成两排，后排人站在高坎上，正好高出前排人一头。但是他发现前排的李先念与乔冠华之间始终空出一个位置。这是怎幺回事？杜修贤感到奇怪……这时，乔冠华不紧不慢地告诉大家一个意外的消息：“等会儿总理和我们一起合影。”
原来在医院的工作人员早就想和总理合影留念，但一直见总理精神不好，没敢提。今天大家见周总理精神特别好，又看摄影记者走得迟，于是乔冠华就向总理提了这个请求，没想到周恩来一口就答应了。
正说着，周恩来一身深色中山装，在两位护士的搀扶下，微笑着朝他们走来。他走到第一排中间的空位上，两位护士分别站在总理的两侧。
杜修贤知道总理不能多站立，于是迅速调整焦距，对好光圈，连着按了几张。拍摄完，大家三三两两地准备散开……猛然，大家被总理的声音震慑了，其实这不过是非常平缓的声音，内容却让大家惊恐万分：“我这是最后一次同你们合影，希望你们以后不要在我的脸上打叉叉。”
谁也不相信这话是从总理嘴里说出来的，大家愣愣地望着总理那平静和蔼却郑重其事的面孔，说什幺也反应不过来，万般谨慎的总理怎幺会说这样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打叉叉”是什幺含义。
霎时，大厅陷入沉寂，人们在困惑中感觉到了从未有过的沉重和惆怅。在场的人都心酸地望着消瘦的总理。一辈子忍辱负重的周恩来，在生命的尽头仍然是凄风苦雨、坎坷不平。
躺在病榻上的周恩来还在考虑一件事，那就是如何让毛泽东的眼睛复明。早在年初，周恩来曾抱病从医院到人民大会堂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主要议程就是听取从杭州回京的汪东兴和毛泽东医疗小组医生关于最近对毛泽东所做体检情况及治疗意见的汇报。根据汇报，毛泽东目前主要症状为因白内障导致视力下降和说话不清。会议研究了对毛泽东病情的治疗方案，表示完全赞成毛泽东本人提出的先治眼病的决定。
为此，周恩来亲自约负责毛泽东医疗的医生到医院谈话，具体研究毛泽东的病情及其治疗方案，他一边给医生打气，要他们增强信心，一边亲自起草政治局常委为毛泽东治疗方案的报告。报告由周恩来、王洪文、邓小平、张春桥、叶剑英五人联名发出。毛泽东后来圈阅了这份报告，表示同意这个治疗方案。
毛泽东返回北京后，开始做手术前需要进行的一些治疗，包括使用一种新型的眼药水。周恩来有些不放心，竟然拿自己的眼睛先做试验，在确信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才给毛泽东使用。1975年7月6日与20日，周恩来再次强撑着病体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疾治疗方案，并确定当月为毛泽东做白内障摘除手术。
7月23日晚上11点半，毛泽东在中南海由书房改造成的手术室里接受了唐由之大夫做白内障摘除手术。尽管周恩来的病情已经十分严重，但他坚持要到毛泽东驻地，守在手术现场。为了不干扰毛泽东的手术，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领导人提出不到手术室，不与毛泽东打招呼，坐在手术室外的大厅里，一直等手术做完之后才放心地离去。
手术结束后，唐由之大夫出来看见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要过去向他们汇报。周恩来却对他摆摆手：你先要看好主席，你不要过来了。
这是周恩来最后一次走进中南海毛泽东的住所，但两人并没有见面握手。
毛泽东的手术像周恩来预期的那样，非常成功，他的一只眼睛复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