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零后》是一部抢救式纪录片。片名中的“九零”是主角们的年纪，他们是：中国顶级的大师——98岁的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刚刚度过100周岁生日，国际翻译界最高奖项“北极光”获得者许渊冲;99岁的“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希季;102岁的《呼啸山庄》译者，翻译家杨苡……16人中，从拍摄到上映已经有3位过世。能拍到这样珍贵的影像，或许已经是最后一次了。

当我走进影院，看到学生时代出现在课本上高山仰止般的人物，在大银幕前与我对话，字字句句都是生命的轻盈、沉淀和通透。第一次，我感到他们离我这幺近，眼泪马上就掉下来。

一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企业停产、工地停工、百姓逃亡……国家在枪林弹雨中飘摇，满目疮痍，唯有学校还在坚持上课。11月，华北沦陷。学校被炸毁，只能解散，校长上台宣布：教师、同学各自回家。大家你看我我看你，全都哭了。一位女同学跑到台上，唱了当时最流行的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

回忆起这些往事的时候，97岁的巫宁坤（翻译家，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呜呜呜”地哽咽起来，像个小孩子。为了学生有书读，为了保存中华民族文化命脉之生生不息，中国最优秀的三所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当即做出决定——三校合并，临时组成西南联合大学。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共同领导校务，揭开了中国教育史上最传奇的一幕。西南联合大学存在仅仅8年，却影响中国长达80年，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西南联大最初的校址选在长沙，但开学一个月之后，南京沦陷，长沙被轰炸，大学临时决定迁往云南昆明。学生回忆，教授们坐车护送书籍，女生和身体弱一点的男生走海路，其他学生则走着去。一支近300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历时68天，行程1750千米，横穿湘黔滇三省，完成了一次教育史上的伟大“长征”。学生们没有说苦，反而在路上背起了英文字典、研究水车发电、采集了两千多首民谣、调查风俗、照相……一场徒步搬家变成了民俗研究、田野调查、生活实践，成了教育的一部分。

18岁的杨苡高中毕业的第二天，南开大学就被炸弹摧毁了。大学没了，她还是想上学，与家人抗争一年，终于去到昆明。她先到上海，再到广州，经过香港，从香港到海防，从海防坐火车，绕一个大圈才能到云南。

大家从四面八方赶来。到了西南联大，很多学生却发现上当了。学生宿舍是茅草房，一个茅草房住40个人，20张床，上下铺。木头床接缝的地方有臭虫，很多人被咬得睡不着觉，抓到一只捏死，全是血;马口铁打造的教室屋顶一下雨就“叮叮咚咚”;最要命的是，炸弹随时会来。艰苦环境带来磨难，更带来磨炼。晚上睡觉，你咬你的，我睡我的，大家和平共处。汪曾祺曾在文章中描述过大轰炸的场景：“当时，一个同学在洗头，一个在煮汤，你投你的炸弹，我读我的书，你不能一直投炸弹，我却能一直读书。”

二

清华永远的校长梅贻琦说过一句话：“所谓大学之大，非有大楼之谓也，乃有大师之谓也。”联大的教授全是一顶一的大师，大师学问大，上课的方式也是千姿百态。特别是国文系，采取了空前绝后的“轮流教授法”。朱自清、闻一多、沈从文、罗庸……这些国文系教授，每人开两个礼拜的课。闻一多先生的课上可以抽烟，伏羲女娲被他讲出思想的美、逻辑的美、才华的美。陈寅恪先生讲课时经常自己深陷其中，有时课已经讲了一半，才发现背对学生。罗庸先生讲课，伸手一指，一千三百多年前的长安城仿佛就在眼前。

课上，他们是教授，是神坛上的人物;课下，他们充满了烟火气。赵中尧先生为了补贴家用，在家里做肥皂卖;周培源先生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起床刷马、喂马;吴大猷去上课时，总是提着菜篮和一杆秤，下课便去市场买菜回家，有一次还买了两只小猪，打算养大了卖掉，赚些钱……他们更有脆弱的一面：“沈从文先生，吃着吃着饭，把酒杯一放就哭起来，他说国家到这种样子……”

从联大毕业后，大批学子选择留学深造。1950年，一篇名为《给留美同学的一封公开信》的文章发表：“同学们，我们都是在中国长大的，我们受了二十多年的教育，自己不曾种过一粒米，不曾挖过一块煤。我们都是靠千千万万终日劳动的中国工农大众的血汗供养长大的。现在，他们渴望我们，我们还不该赶快回去，把自己的一技之长，献给祖国的人民吗？”这封信一呼百应，截止到1956年10月，2290位留学生放弃了更好的生活、研究条件，陆续回到祖国。那份报效祖国的决心，从来都是滚烫的。

三

遍地烽火之中，联大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它是一个民族在生死存亡时爆发出的坚韧意志，以及生生不息的家国情怀。

西南联大的历史，仿佛是被厚重尘埃掩埋的书本，有太多久远的故事。但是，当一位位“九零后”在银幕前讲起那段往事，仿佛一切都活了过来，仿佛一切就在昨天。许渊冲爱追女孩子，在日记本上写情书，拍摄纪录片时已经90多岁的人了，谈起学法文的同学，还要比个高下，可爱到不行。杨振宁说起邓稼先：“有个人个子高高的，一张孩子脸，跟我商量，我手上的书看完了，能不能借他看一会儿。”100多岁的杨苡回忆起自己暗恋的李尧林，还像个少女……八十多年过去了，在影片中出现的这些“九零后”，都还记得自己的学号。他们眼中有火、心中有光，分明正是年轻时啊。

有人说，清华人喜欢穿西装，北大人喜欢穿长衫，南开人喜欢穿夹克。但到了联大，他们便是联大人。在这里，大家共同追求一种精神，叫做“pure”（纯粹）。赫胥黎曾在《通识教育》中写道：“他年轻时受到的训练，可以使其身体服从自己的意志，就像一台机器一样，轻松而愉悦地从事一切工作。”

90岁的潘际銮（焊接工程专家），还在带团队做大事。他说：“越是难的题目，我越想做，难，做成功了才有意思。”马上93岁的郑哲敏（爆炸力学家），早上要去半天单位，帮年轻人解决技术和理论问题。107岁的马识途（作家），耳聋、眼花，去年还出版了他的新书，下一部小说也快要收尾。102岁的扬苡（翻译家）还在用“Make the most of everyday”（每天一定要做得最好）的格言来要求自己。年轻时的教育，早已融进血液，融进生命。他们像永动机一样在一件事情上兢兢业业，坚持将近100年，把“pure”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难在自觉，贵在坚持。这种精神的根源是从联大而来，从闻一多而来。”它是星星之火，延绵不绝。无论是这个100年还是下个100年，联大精神依然如星辰大海、日月朝辉，历久弥新，是中国教育、学子心中最纯粹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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