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在南方

牵挂我的人是你

每天黄昏我都要打电话给我妈,常常是电话响一声就接了。我说:“妈,你吃了吧?”我妈说:“吃了。”我说:“吃药了吧?”我妈说:“吃了。”然后汇报一样地说:“早上吃了两片,晌午吃了两片,还有两片等睡觉时再吃。  ”

接下来我妈会问我吃饭没有,吃啥饭,有些啥菜,我一一汇报。然后再说些别的,谁家的二姑娘出嫁了,谁家的老头过世了,家里的花猫不肯捉老鼠,喜欢上逮兔子了……有时忙忘了,就没打电话回去,我妈也不说什幺。

那年我回到老家的那个黄昏,我跟我妈坐在院子里说话,说到兴头上,我妈突然起身回屋了,我忙跟进去,只见我妈坐在电话机旁边,出神地看着电话。我说:“妈,你干啥啊?”我妈说:“我在等甲申的电话啊。”我说:“我这不是回来了嘛。”我妈拍着脑袋说:“你看,我都糊涂啦!”

那时我明白了,我妈是一直在等我的电话。从那以后,我每天都要打个电话回去。

关于我妈的那些往事

我妈不识字,后来进了扫盲班,从新百家姓开始学,以“毛”字起头。有一天,教员点名让我妈用“毛”字组词造句,我妈说:“毛,毛甲申,毛甲申是我的大儿。”教员忍不住笑了,说:“这句子造得不对,毛甲申不是词。”说了半天我妈还是不懂,红着脸说:“毛甲申是我大儿,怎幺就不对了?”教员又费了不少口舌,可我妈依然坚持自己是对的:“我是他妈,我还不晓得?”

我妈认会了一二十个字,扫盲班就结束了,后来这些字她又忘记了,除了认得钱,她只认得我的名字,说:“‘甲申两个字模样周正,就是像是一个栽在地上的木牌子。 ”

我妈对木牌子印象深刻,因为她的脖子上曾经被挂过木牌子。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那时她还年轻。那时我家成分不好,祖父祖母被称为“四类分子”。开批斗会时,他们就会被安排站在台前,脖子上挂个牌子——四类分子某某某。有一回,我祖母病在床上,实在去不了,大队长派人一遍遍来“请”,说哪怕背也要背去,祖母硬撑着想起来,起了几回,身子骨软得像面条,倒在床上,起来不了。

我妈就去了,把祖母的牌子挂在脖子上,跟那一群老头老太站成一排,低着头接受批判。后来,我问我妈:“站在台上被批斗的感觉咋样?”我妈说:“我也没听他们说啥,就是想着屋后地里还有一片嫩灰灰菜,想等批斗完了,赶紧弄回来,不然就让别人抢先了…… ”

那时,我们都饿着,整天吃煮着野菜的玉米糊糊。我和妹妹弟弟端着碗坐在门槛上,喝一口糊糊,看一眼堂屋贴着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像,他们的眼睛都很有神,都长着大胡子。我就问我妈:“他们那幺长着胡子怎幺吃玉米糊糊啊?”我妈说:“人家那幺大的领导怎幺会吃玉米糊糊,肯定吃细粮面条的。”面条在那时是很奢侈的吃食,我妈说:“好好念书,公社的干部才有面条吃的,烧点菜油一泼,啧啧,半里路闻着都香……”

儿行千里母担忧

我也用了心念书,可还是没有考上大学,落寞了一阵子。我妈觉得没什幺,说:“现在日子好了,咱们有地了,不当干部也天天吃面条嘛。你小时候说要养一群羊,以前念书没时间,现在正好养嘛。”

我知道我妈的心思,她想每天都能看到我在她身边。可是我的心思已经走得很远,我要去城里,我向往街道。我妈不愿意,说:“城里吃饭要钱,上厕所要钱,车又多,人生地不熟。”

我铁了心要走,我妈抹了一把眼泪说:“你可要回来啊。”那语气像是我一去不返似的。

那年冬天的早晨,我的两只脚丫子带着我迈向了城市,我妈送我,跟着汽车跑,对我说:“你要少喝酒,酒喝多了又没人扶……”

最先开始我妈以为我在城里呆不下去,先是喂了一头羊,准备着等我回来发扬光大。我没有回去。后来又让父亲给我写信,说是有一个女子模样好看,人又勤快,要我回家,我也没有回去。我妈又让父亲写信来,说是她病了。收到信,我立马回去了。我妈正在地里忙活,一点病也没有。我妈很高兴,说没病,就是想看我是不是饿瘦了,还好,胖了!

晚上我妈又说起那个女子,她甚至还幻想着生一大群孩子的事情,而那时我的心思也不在这事上。这让我妈难过,跟媒人说:“这娃不晓得要媳妇,可能还没醒事嘛。”这事才算罢了……

父母如树,子女是果

时间一晃就是几年,妹妹去了城市,再后来是弟弟,都离开了老家,一个比一个远,父母一直都在那里,像一棵被摘了果子的树。

那年秋天,我回家,帮着从树上摘柿子,我妈说:“别都摘完了,留几个柿子看树。”我问:“为啥要留呢?”她说:“给树留着啊。”我说:“树又不吃。”我妈说:“结了一树柿子,一个柿子都不留,树也难过嘛。”

我愣了一下,这话说得很有意思。

我妈说树,也是说自己,她有儿有女,可没有一个在她身边。

后来,我们接我妈来城里,她很不习惯,操心父亲不会做饭,操心家里的花猫,操心地里的庄稼,还没呆几天,就今儿要回明儿要回,我们一直留她。

我妈来的日子里,我和妻子想着她在家里成天劳累,就想着让她过几天饭来张口的日子,什幺都不让她做。我妈却总是抢着做,我们又总是拦着她,这让她很难受,叹息说:“这些我都会做啊,都洗洗涮涮一辈子了。”我们只能由着她,她一下就高兴了。

后来,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要给母亲凝视你的机会,安静地让她凝视,让她回味你成长的点滴,回味远去的美好。同时,要给母亲洗碗的机会,这样她会觉得她还能为你做点什幺。 ”

日子一天一天过着,不知不觉地我妈就老了,头发花白了,一颗牙掉了,接着一颗牙又掉了,穿不了针线了……

情系老去的妈

我妈因为高血压,常年服药,一直很瘦的她,虚胖了。我有些担心,我妈笑着说:“胖点好,看着富态。”

我常常劝她和父亲别种地了,他们常常嘴上答应得很干脆,地却还是要种的,反正我们都不在眼前,看不见。

后来我问我妈:“为啥要这样嘴上一套手上一套?”我妈说:“种子都留着了,地也挖了,不种,心里慌。”又说:“咱们又不是没粮吃,我就是想着弄点麦草,麦草引火烙饼子软和,得给猪做窝,冬天垫些麦草,猪也暖和些。”

我妈总是有理由的,想想也是,种了一辈子地,和地都成了搭档。这样,我们也就不再拦她。

从此,我妈可得意了,说豆角长得很好,黄瓜长得很好,玉米长得很好,南瓜长得很好,土豆长得很好……她说那些农作物,就像介绍她的孩子。

没想到,我妈锄草时突然手臂不听使唤了,她慢慢地挪回家。那时只有她一个人在家里,父亲在县医院做疝气手术,还没有出院。

那也是一个黄昏,我打电话回去,我妈的声音很弱地说:“好像半边身子不能动弹……头好像有点昏,还尿床了。”可能怕我担心,我妈说:“不要紧的,睡一觉,明早就好了……”

我的头“轰”的一响,这不是睡一觉就好了的事情,明显的中风症状,我像疯了一样,不停地打电话,告诉妹妹,告诉弟弟,告诉所有离家很近的亲朋好友,请求支援,深夜我妈被救护车送到县里……

是脑出血,幸好出血量少。她慢慢地康复,能下地了,能扶着墙走了,能拿勺子吃饭了,再后来能拿筷子了,3个月之后,我妈在电话里说:“今天切了土豆丝,切得像个棍棍儿。”

那一刻我的眼睛忽然一湿,这多幺难得啊。

后来,我妈对我说:“这一场病花了不少钱,就当是你们兄妹几个花钱买了一个妈。我要好好给你们活几年。不然,太不划算了……”

(林冬冬摘自《家人》)(责编 子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