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林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也是我母亲的百岁诞辰。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沧桑历史中，涌现出了无数位中华民族优秀的儿女。他们对党对人民赤胆忠心，不怕牺牲，把自己宝贵的一生全部献给了他们衷心热爱的党和人民。这其中，就包括我的母亲松伟。
母亲参加革命工作74年，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传奇的一生。在艰苦的抗日战争中，她12岁起担任北平地下党的交通员，与反动军警宪特周旋。她乔装打扮冒着生命危险为东北义勇军送军饷。17岁就参加了开辟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工作。她孤身一人入深山发动群众，敌人悬赏1.9万大洋要买她的人头。她与敌人斗智斗勇。解放后，她放弃了一切职务待遇，为人民鞠躬尽瘁。她是党和人民优秀的女儿。
母亲原名崔素贞，是吉林省磐石县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鬼子炮轰磐石县城，占领了母亲的家乡。不到半年，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丧， 3000万同胞陷于日寇铁蹄之下。还在上小学的母亲跟着我姥爷跑到了离家不远的钢叉山上，遇到了抗联的部队，见到了杨靖宇司令员。据母亲回忆，杨靖宇身材魁梧，长方脸，身着老百姓的衣服，说话带着河南口音。他亲切地摸着母亲的头 ，问他们从哪里来。姥爷回答说是从磐石县城里来，并告诉他日本军队已向城里开炮。杨靖宇对大家说，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我们的家乡，杀害我们的同胞，使我们有家不能回，成为了亡国奴，要想不当亡国奴，就得拿起枪抗日，赶走日本侵略者！这是母亲第一次听到革命的道理。虽说母亲那时只有10岁，但是从此立下了不做亡国奴，把日寇赶出中国去的誓言。
1932年，东北义勇军为了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决定在北平设立联络站。受义勇军派遣，我姥爷崔芳洲携全家几经辗转，从吉林省磐石县来到了北平，在东城区石雀胡同8号建立了东北义勇军的联络站。这个联络站实际也是北平地下党最早的联络站之一。在地下党的影响下，母亲于1933年4月12日加入了东北义勇军青年抗日先锋队，在杨靖宇部队的第九支做交通员。那一年，母亲12岁。
她的任务大多是为义勇军送口信和掩护地下党员。她东奔西走，和国民党的军警宪特周旋。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口信内容不能写在纸上，全靠脑子记。母亲记忆力超强，把情报信息都默记在心后去传递。她曾和杨靖宇部队第九支队政委曹格非乔装打扮成父女，将国民政府批给义勇军的约2万5千元军饷缝在棉衣里，历尽艰险，从北平安全送到了山海关。
那段时期，母亲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四处联络东北老乡，先后参加了“东北难民请愿斗争”和一二·九运动。在一二·九运动中，她和一位姓梁的女士一起为东北义勇军募捐。她们还冒着随时可能被捕的风险，参加印刷、散发和张贴共产党发表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工作。一二九运动后，组织决定让母亲从东北义勇军抗日青年先锋队转入民族解放先锋队。
七·七事变后，母亲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到了平西，找到了八路军独立第一师独立第一游击支队。当时，整个平西的重要城镇和广大地区都陷入敌寇手中，平西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在平西设立了平西地委、平西专署、平西军分区及平西工、农、青、妇等群众团体。
1938年1月，在河北阜平成立了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也叫边区政府，这是党在敌后建立的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就在边区政府成立时，母亲从平西来到了阜平，在妇女抗日救国会任委员，工作是将妇女们组织起来参加抗日。同年3月7日，山西省上寨县成立边区妇女救国会，母亲任副主任。后来，她又先后担任山西省灵丘县妇救会主任、房良联合县政府妇救会主任。
1938年，听说有一些人要去延安，母亲也萌生了要去延安的想法。在6月里的一天早上，她背上简单的行李“开了小差”。临走时给勤务员留了一张条子，写明自己要去延安，就一人出发，徒步来到河北涞源。没想到，人未到电话却先到了。当见到地委书记王国权时，受到了严厉的批评：“无组织无纪律”，让她先留在涞源工作。不久，晋察冀军分区地委工作团终于批准母亲去延安学习。她和100多人一起组成了一支奔赴延安的队伍，从涞源出发，踏上了奔赴延安的路。她们来到中央晋察冀分局（北方分局）——山西省五台山金岗库村，办理了有关手续，高兴地从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副官长刘显宜同志（我的父亲，多年后他们成婚）手中领取了军装。大约在1938年的9月份，经历两个多月的行程，这支队伍终于走到了延安。看到了巍峨的宝塔山，大家都兴奋极了。
到延安后，母亲被分配在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三大队学习。后来成立了女子八大队，母亲在第五队，住在延安的北城门楼上。在延安的生活，每天除了上课就是劳动，如砍柴、挖窑洞等，十分艰苦、紧张。学习的课程有政治经济学、社会科学概论、军事等。母亲回忆，毛主席每个星期六都给她们上一次课，大家都十分认真而兴奋地听着毛主席做国内外的形势报告。课后同学们还热烈地进行讨论，然后由课代表向教员汇报。同学们选她为社会科学概论的课代表。
母亲回忆，那时她们住的是窑洞，每个人只有一条被子。延安的冬天很冷，就到山上打草铺在炕上当褥子。那时，被子有两个用途，除了睡觉时将被子盖在身上保暖外，白天挖窑洞时，就用被子抬土。穿的是老粗布做的军棉衣，吃的是小米饭，菜是用七八根萝卜条做的汤，放点盐。开饭时，一个班12个学员，就吃这一盆小米饭和一盆汤。每天早上起来后，跑步到北门外西沟的延河边上。延河水已结成厚冰，每个人都是先敲开一个洞，然后脱下棉衣，用双手捧着冰冷的延河水洗脸。“站在河边上顺着延河的冰面望去，敲开的洞排成了一溜。”
尽管生活艰苦，但大家的学习情绪都很饱满，精神都很充实。经过学习锻炼，母亲的思想认识得到了明显的提高，政治觉悟也有了很大的进步，终于在1938年12月15日，经正副指导员张辉和冯佩章介绍，她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国民党轰炸延安，毛主席命令大家到前线去，抗大学习差3个月没毕业，母亲就离开了延安，后来在阜平抗大二分校学习至毕业。
在抗大期间，母亲一位叫刘丙荣的东北籍同学，患肺结核，发烧、吐血。那时部队的生活非常艰苦，食物紧缺，母亲宁肯自己饿肚子，也要把食物留给她。当时，每人只有一条被子，没有褥子。这位同学体弱，晚上冷得睡不着。母亲明知会被传染，为了让战友暖和起来，就把自己的被子拿出来，两床被子铺一床，盖一床，两人合睡在一个被窝里，用自己的身体来温暖她。母亲不可避免地染上了肺结核，在以后的二十多年里多次复发。
在离开抗大前，母亲和刘丙荣出于怀念被日本侵略军占领的家乡，想念可爱的松花江，分别改名为松伟和松辉。后来，这个名字一直伴随着她。
1939年四五月份，母亲离开延安回到晋察冀，参加了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工作。
1939年，北平的房山和良乡地区绝大部分都被日伪军占领，只有山区敌人才不常来。所以以房山的堂上村为中心，建立了党的房良联合县委，将附近的十几个村子组成抗日一区。在房山县一区召开的人民代表会上，母亲当选为主席。母亲那时也就18岁，她经常走门串户，向群众宣讲抗日救国道理，动员妇女们参加抗日工作。母亲回忆，开始一段时间，宣传在群众中并没有产生明显效果，大家及时研究，发现是因为同志们穿着军装，群众有些害怕。搞清原因以后，她们就换上了便衣，再次登门。由于不断地宣传，逐步唤起了群众。还召开妇女大会，进一步激发群众的抗日热情。母亲以自己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的大量事实，揭露日本鬼子的侵略罪行。在各种会议上，给妇女们唱抗日歌曲。唱到国土沦丧、人民惨遭涂炭的情节时，妇女们都落下热泪，她们懂得了“不抗日就要当亡国奴”的道理。
在初步发动妇女的基础上，一区各村先后成立了村妇救会组织，由贫下中农的妇女代表当主任。基层妇女组织的建立和巩固，为县妇救会的成立积累了经验，创造了条件。由于妇女群众的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其他社会力量的大力支持，在1939年的九、十月份，正式成立了房良县妇救会，母亲担任主任兼县大队大队长（后改称武装部）。
母亲回忆，一次，她一人从宝水村回到堂上村，天快黑了，刚从山上下来，看见一群黑影，发现是狼群。她捡起石头朝狼打去，一边打一边大声喊“狼来了，狼来了”。这时村子里的干部们听到了，立即用打土炮的方法把狼吓跑，这样她才安全地回到村子里。
根据党的指示，按照“巩固发展”的原则，在一区的工作全面展开以后，母亲便到以十渡为中心的二区去开辟工作。由于有了一区的工作经验，二区的工作进展比较顺利，推动了一区和二区妇女工作的不断发展。为了做好工作，她经常一个人在深山里翻山越岭，走几十里地才找到深山里的村子。有时走得累了、饿了，就到河里舀一碗蝌蚪，连水一起灌进肚子里充饥。为了扩大抗日统一战线，妇女组织在党的领导下，一方面向地主、富农宣传一致抗日的政策，动员他们减租、减息；另一方面动员广大群众积极参加二五减租和统一累进税的工作。减租减息运动开展以后，群众生活有所改善，抗日热情更高了。在工、农、妇、青联合组织下，人民群众支援前线的活动热烈地开展起来。在四次扩军中，男青年踊跃报名，妇女们高兴地送自己的丈夫和兄弟上前线。
在一区、二区妇救会巩固发展的基础上，母亲又去参与开辟三区的妇救工作。三区是以张坊为中心，地处半游击区。由于半游击区是敌我双方处于拉锯状态，因此，三区妇救会的工作较一区、二区更困难、更危险。但是，由于坚持了“广泛活动、慎重发展”的方针，终于打开了局面，建立了三区妇救会。从此，全县的妇救工作便普遍开展起来了。随着斗争发展的需要，妇救会逐步组建起一支由青年妇女组成的妇女基干自卫队。起初，这支队伍的任务只是做军装、军鞋、军被，参加识字班学文化和为八路军洗补军装等，以后又增加了军事训练。组织起来的妇女武装，担负起掩护群众，以及协助八路军伪装、隐蔽和支前运输的任务。后来，妇救会又把儿童团员和上了年纪的妇女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这些由群众组成的反奸网，常常使汉奸特务们寸步难行，自投罗网。有一次，敌人的一个情报处长化装成妇女进山侦察。母亲她们得到情报后，立即发出鸡毛信通知各村，所有山口、路口很快都封锁了，这个敌人的处长刚一进入根据地，就被群众抓获。在党的领导下，房良县的妇女抗日救国会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积极参加抗日根据地的建设和武装斗争，做出了令人敬佩的贡献。
以后，母亲在宣（化）涿（鹿）怀（来）、房（山）涞（水）涿（州）联合县以及蔚县等新开辟的根据地做妇女抗日工作，任妇救会主任，其中蔚县做了两任妇救会主任。
1940年8月，在组织安排下，母亲离开平西，到河北省平山县葛苏区苏家庄的华北联大学习，被分到群众工作部第七队，担任生活队长。9月秋季反扫荡时，因为患疟疾，组织将她安置在葛苏区的老乡家，并交给她两个任务，一是保护好生病的学员，二是配合村党支部保证老乡的安全，做好坚壁清野，锄汉奸。母亲机智勇敢，得知村里一位姓韩的大地主要召集一些地主汉奸在家里开会，只身潜入地主家，在窗外偷听他们开会。之后躲进伙房，把地主给日本鬼子准备的馒头都装进衣服里，用绳子扎好，之后又潜入之前开会的屋子，抄走记录的笔记本。之后，她和队员加强了对韩大地主的监视。一天深夜，和地主接头的汉奸到来，双方咳嗽发出暗号。母亲当即下令行动，自卫队员们将3人都抓了起来。由于工作做得好，在这次反扫荡中，不仅锄了汉奸，而且没有一个老乡牺牲。
反扫荡结束后，学员们回到联大，母亲作为锄奸模范受到表扬。根据地的锄奸工作震慑敌胆，敌人对母亲又怕又恨，曾悬赏1.9万大洋拿她的人头。母亲多次机智地躲过敌人设下的陷阱。工作环境的险恶、敌人的威胁不仅没有吓退母亲，她反而更加坚定地去战斗。
1942年，母亲到白求恩学校学医。学校的教员们都很有知识，有的还是协和医大毕业的。他们给学员们讲述100多种药的药理，包括中药和西药。上课时，只有教员有书，学员没有书。母亲就买纸钉成本子，上课时，把教员讲的内容都认真记录下来。加上早已练就的记忆能力，她不仅掌握了100多种药的药理知识，还被学校授予模范共产党员称号。在白求恩学校期间，母亲和同学们利用所学，自己生产雪花膏和香皂，除部队留用外，还卖给边区供销社，所得的款拿来为部队购买药品。
后来，母亲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司令部卫生所开始做司药，连续做了11年的司药工作。在以后11年的司药工作中，母亲配制了一些伤员急需的药品，如碘酒和酒精。医生给伤员动手术、清理伤口，用的都是母亲配制的碘酒。
母亲在阜平晋察冀北岳区党委党校参加学习期间，与我的父亲刘显宜确定了恋爱关系。1943年6月12日，他们在阜平县温塘结婚。据母亲回忆，他们结婚时没有举行什幺仪式，只是和党校的4位同学一起吃了顿面条。
父母亲的感情非常好，在几十年的共同生活中，他们相濡以沫，携手走过。父母共养育了6个儿女，战争年代出生3个，全国解放后出生3个。父母始终保持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光荣传统。解放后，家里的生活虽有所改善，但8口人的衣物都是母亲缝了又缝，补了又补，就连父亲用的洗脸毛巾上也都有几块补丁。我们6个孩子的袜子，都是母亲一双双加固过的。她把旧衣服撕成小块布，铺成4层做成袜底，再一针一针缝在袜子上。我们就穿着这样的袜子上学。
1955年母亲转业地方。她放弃了所有的职务和待遇，随着因伤病休养的父亲合家搬到了远离城区的香山，母亲把自己的组织关系转到青龙桥街道办事处，参加香山居委会的党组织活动。1961年母亲被选为香山居委会的支部书记。她是当时街道办事处唯一一个没有任何报酬的党支部书记。街道居委会的工作主要是为城市居民户服务，而当时整个香山地区绝大部分都是农民户，居民户极少。母亲的眼里似乎没有“居民户”和“农民户”之分，只有“老乡们”。或许是战争年代养成的习惯，母亲几乎每天都要出去走访各家。那时，香山一带的老百姓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
当时正值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时期，香山地区连续三年严重干旱，一些老乡家已经断了粮，母亲心急如焚，几乎每天都要到香山生产大队的大队部去开会，研究抗旱问题。一开始决定打井抗旱，母亲每天一大早就带上干粮组织人到卧佛寺一带去打井。那时国家困难，打井机器非常少，主要靠人工挖井。人工挖，挖不了深井，太危险，只能挖浅井，一连挖了四眼井都没有打出水来。母亲不甘心眼看着老乡们被干旱活活困死，她组织人上山找水，每天带着干粮顶着星星就上了山，跑遍了香山一带的所有山涧沟坎。一连十几天，还是没找到水源。母亲做出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决定，将自己的口粮接济绝境中的乡亲们。前两年我回香山，邻居跟我说：有个老头来找你们家的人，说是自然灾害那年，他差点饿死，躺在床上只有出气没有进气了，是你妈拿来了两个馒头救了他一命，他是想找你们家报恩。听二哥说，那年母亲饿得全身浮肿，肺结核的空洞已有鸡蛋大了，送到309医院，医生已经束手无策，是大姨用老家的偏方救了母亲一命。
2006年4月，母亲股骨颈骨折，住进了医院，当天做了人工股骨头置换。但在例行检查时，在胸片上查出左肺有一个阴影，后诊断是肺癌。年底，我收到了磐石党史办的信，是要收集她的材料，准备续到磐石市志里。我到医院看望母亲，疾病已把她折磨得不轻了。我将磐石党史办的信告诉了母亲。虚弱的母亲靠着输白蛋白维持体力，在病房里开始回忆起她的一生。看着母亲日渐消瘦的身体，我们抓紧时间，将她的自述整理出来寄给了磐石党史办。
2007年10月10日，母亲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们发现了她的遗嘱：“望我的孩儿做最坚强的革命后续人。你们也要教育你们的孩子做坚决的、好的后续人，接好革命班，永葆革命的胜利！”在装有母亲遗嘱的信封里，除了她的遗嘱外，还有一张剪下来的2004年7月19日《解放军报》，那是有关许光达大将夫人邹靖华阿姨处理自己后事的报道，标题为《大将夫人的遗嘱》。母亲看后特意将这篇文章剪下，与她的遗嘱放在一起。看得出，母亲是认真地阅读了这篇文章，文章的重点部分还用红笔画出。母亲在遗嘱中还交代了后事：“一、我走了，遗体由我所在党小组的同志和家人送到八宝山火化了事，此外不要再麻烦军队和地方各级领导和其他同志。二、我走了，不要搞什幺仪式，搞仪式会打扰许多人。老年人来了会伤感，影响他们的身体健康，中青年人来了会耽误他们的工作和学习。搞仪式会花很多钱，花圈那样贵，花的又是公家的钱，人民的钱，我感到心痛。三、我的存折上总共还有二万五千元钱，你们拿出一万元钱，替我交上最后一次党费”。母亲还在报头上用红笔一笔一划地写下了她的意愿：“我向邹靖华同志学习，学习她的革命精神，望我的孩子们做到。”我们将红色画线部分作为母亲遗嘱的另一部分，按此安排了母亲的后事，并代母亲郑重地向军休所党组织交了一万元党费，军休所开具了有纪念意义的发票。
我们还发现了母亲在晚年时抄写的多篇毛主席着作，如《纪念白求恩》、《改造我们的学习》等，以及连谱带词抄写的《国际歌》，真实表达了她对党的热爱。母亲写的诗《党是我亲爱的母亲》，抒发了她对党的真实情感：
“我是山里的娃娃，
是党培养我长大，
我做党的交通员，做了抗日的先锋。
党送我抗日军政大学学习，
党送我华北联合大学学习，
党送我晋察冀边区党校学习，
党送我延安中央党校学习。
党组织给我找婆家，
党给我介绍对象刘显宜同志，
我们结婚后生了六个娃娃，
我们的娃娃已经长大。”
我们的母亲，一生热爱党，热爱人民，她无愧是党的好女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