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菡丹

“我的研究方向是应用古人类DNA结合考古学、语言学和人类遗传学等，跨学科探究人类史前历史。我们从考古遗址出土的人骨中提取DNA，将古代人群和现代各个族群进行对比分析，跨越时空回溯人类祖先源流和发展历史。我喜欢做没有人做的事情，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解答‘我们是谁这一命题。”刚刚荣获第28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王传超说，他会继续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开展专业研究，利用古人类DNA技术实证中华民族的起源和发展历史，让国际社会真正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年仅37岁的王传超引领并实践考古学、语言学和遗传学的跨学科新兴交叉研究发展，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自然》（Nature）、《科学》（Science）等顶尖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他带领团队建设中国古代人群基因组数据库，从遗传学角度实证了黄河流域新石器时代农业人群是汉族和藏族的共同祖先，对中华民族的形成有着最主要的遗传学贡献。

多学科交叉，让骨头“开口说话”

王传超出生于山东阳谷，尽管他现在从事的是人类学研究，但他大学本科却是在中国海洋大学学习海洋生物专业。大三那年暑假，他到复旦大学参加夏令营，人类学研究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彼时人类学在中国尚属冷门专业，而他修读的海洋生物学正蓬勃发展。

在大多数人还搞不清楚人类学到底在研究什幺时，王传超一头扎进了更为新兴的“分子人类学”领域，他直言“多学科交叉毫不枯燥，更能激发我的灵感”。

中国历史悠久，考古遗址众多，古人类遗骸丰富，这是华夏祖先留给我们探索其源流历史无比珍贵的材料。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对古代人群的研究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文化特质，按照器物或遗迹的类型特征对人群进行区分。而分子人类学可以从古代遗迹发掘出的人骨中提取出遗传物质，即“古DNA”，按照遗传学特征对人群的迁徙和演变进行追踪。

“无论是考古学，还是历史学，关键点在于‘人，提取古DNA进行研究，相当于让骨头‘开口说话，这对考古研究来说意义重大，但我国的古DNA研究相对起步较晚。”在王传超看来，人类学研究于他有着巨大的吸引力，用生物学的方法去探究人类的起源与演化过程，与历史学、语言学、考古学交叉去回答一些玄而又玄的问题，比如中国人从哪里来、全世界的语言在哪里起源扩散、三皇五帝的传说在遗传学上有无证据等，都是十分有趣的事情。

为了更快、更多、更全面地采集到古今人群的标本材料，十多年、数十万公里，王传超披星戴月，寻遍全国的考古遗址，走遍少数民族聚居区，他的足迹遍布最偏远、最艰苦、最荒芜的地区。他坦言，“我们做人类学研究最难的就是取样本。”长途车、拖拉机、马车、驴车都是他的交通工具；没有餐馆，就嚼馒头、面包充饥；没有宾馆，就裹着大衣睡在车上；为了省差旅费，他最常选择晚上的火车。朋友们给他起了一个很特别的名字——“遗传超人”。

有一年暑假，王传超为了调查回族遗传基因，只身一人辗转13个省份取样，历经40天，行程两万多公里，取得了1000多份唾液样本。“回族是混合人群，就是由不同人群基因交流而产生的人群，是遗传学的基因定位研究的重要样本。但是回族却是我国居住得最分散的少数民族，为研究不同地区回民的不同起源、迁徙，我需要跑遍大半个中国，取样任务很重。”

王传超无论走到哪儿总是带着一个行李箱和一个放样本的冷藏箱，冷藏箱里放着冰块，但仍不能长时间保存样本，所以每到一个地区，他都把样本冻在朋友供职的研究所和实验室里。当全国回族取样结束时，他的手因拎冷藏箱而磨出了厚厚的茧子，皮肤也被晒成了小麦色。

“有一次，我在机场候机时睡着了，醒来时忘记拿双肩包就走了，双肩包里装的都是人骨样本，等我返回来找双肩包的时候，双肩包已经不见了。于是，我立刻找到机场工作人员寻求帮助，结果他们告诉我双肩包被一名保洁员捡到，打开一看全是人骨，吓得立刻报警了。”王传超笑着回忆道。

做群体遗传学研究，不但需要混合人群，也需要隔离人群，王传超参与的众多课题都着眼于偏远地区迁徙较少的人群，这些地方一般都比较荒凉。川西的羌藏取样让他至今印象深刻，“高原缺氧，一待就是20多天，且每两天要走过一个县，往往是中午赶在半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能啃面包，喝矿泉水。”

一年至少出差三个月是王传超生活的常态，但他以此为乐，因为在他看来，只有真正走过这些地方，深入各族群的日常生活，才能更好地体会生命的绚烂。

用数据回答：我们到底从何处来

2015年，王传超取得复旦大学人类生物学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哈佛医学院和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研究所做博士后研究。“我同时收到了哈佛医学院和马普所的录取通知，就在我纠结去哪里更好的时候，他们得知了我的情况，表示因为他们之间一直有合作，所以愿意对我进行联合培养。”他说。

在海外求学期间，在一次学术会议中，当王传超讲到中华文明灿烂辉煌时，国外同行反问他：“你们怎幺能证明数千年前创造了璀璨中华文明的古人，就是你们现在中国人的祖先？”

“当时，我感到无比震撼，过去我似乎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中华民族就是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的。”但这也激发王传超想用科学手段去证实中华民族的历史，“我可以用实证的方式证明，我们到底从何处来！”他在内心深处呐喊。

王传超更加坚定学成后回到祖国，用所学为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寻根溯源的信念。他说：“这个问题要由中国人回答，要由我们这一代人来回答，而且一定要回答得清楚！”

2017年，王传超回国入职厦门大学，决心从无到有建设国内顶尖、世界一流的生物考古实验室，建设中国古今人群基因组数据库。回想7年前，他感慨道：“回国后，我面临很多现实问题，比如实验室怎幺建、学生怎幺招、经费从哪里来。后来我向学校申请到了半间教室，40多平方米被分成了6个小房间，买不到进口设备就用国产，买不了昂贵的试剂耗材就自己配置、自己做，甚至有的耗材是靠3D打印出来的。”

多年来，王传超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开展研究，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学科视角下的汉藏语系的起源和演化研究”并获得滚动资助，承担国家民委、国台办和教育部联合委托项目“南岛语族的遗传溯源研究”。

2021年，王传超以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身份，联合全球43个单位的85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期刊上发表文章，通过古DNA精细解析东亚人群形成历史。

王传超介绍，古DNA是指从人类考古遗迹和古生物化石标本中获取的古生物的遗传物质。自有了二代测序技术以来的十多年里，古DNA研究已逐渐成为一个用途广泛、极有发展前景的领域。古基因组学革命正在以摧枯拉朽之势改变着我们对人类历史的看法，但这些研究都是集中于欧洲、美洲和非洲的，关系到东亚人群古基因组研究极少。

在这项工作中，王传超等研究人员发布了东亚地区距今8000到1000年前166个古人基因组捕获测序数据以及108个考古碳-14测年数据。他们利用古DNA数据检验了东亚地区农业和语言共扩散理论，有许多重要发现。

研究人员认为，5000年前黄河流域的农业人群是藏族和汉族的共同祖先，吐蕃古人也属于汉藏人群而不是来自鲜卑或印度，在全球首次发布中国台湾岛内新石器到铁器时代汉本和公馆遗址的古人基因组数据，发现台湾古代人群和现代高山族都和福建古代人群和华南壮侗语人群同根同源。这项研究使汉藏对立和台湾高山族“南来说”完全失去了立论基础，增进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自觉认同，为巩固民族团结和促进祖国统一大业赢得国际舆论话语权。

王传超讲道，因受到气候和土壤等环境条件影响，我国南方的古人骨骼样本保存状况较差，该研究使用1240K和外显子捕获测序方法，突破技术瓶颈，首次成功对中国台湾的古代样本进行了DNA提取、富集和高通量测序。综合考古学、语言学等证据，该研究系统性地重构了东亚人群的形成、迁徙和混合历史。这是当时国内开展的东亚地区最大规模的考古基因组学研究，此次所报道的东亚地区古人基因组样本量是以往国内研究机构所发表的样本量总和的两倍，改变了东亚地区尤其是中国境内考古基因组学研究长期滞后的局面。

打破学科限制，跻身国际一流行列

王传超带领的厦门大学生物人类学实验室会集了来自生物学、考古学、语言学、人类学和民族学、法医学等众多专业背景的学生。他鼓励学生勇于打破学科限制，多了解其他学科领域的知识，引导大家在学会学科的研究方法与知识架构后，运用这些知识去开展自己的研究，将自然科学方法引入人类史前历史研究能极大增加研究的精确性、说服力，帮我们真正走出“疑古时代”。

最初，王传超只是在课堂上进行答疑，而随着课程的进行，人类学系众多学生每周五下午都会自发聚集到他的办公室，办起了学术沙龙，来探讨最新进展和相应课题。学生们还能通过网络视频与海外顶尖实验室的专家学者们进行学术讨论。正是在这样的学科碰撞中，新的学术成果不断涌现，助力厦大分子人类学这一学科方向跻身国内顶尖、国际一流行列。

王传超带领学生们开展了大量的基于群体遗传学的法医学检测体系的开发和验证，多角度、多层面完善了中国人群的法医数据库。他与公安部联合开展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参与制定多项公共安全行业标准，应用生物技术助力打拐。

在此期间，王传超创新性地将古DNA技术改进后引入法医陈旧降解检材的鉴定中，协助公安部和各地公安机关等进行重大刑事案件的身源鉴定工作，为数十起重大刑事案件提供关键线索和证据支持。协助刑侦做鉴定工作耗时耗力，但是他仍选择在幕后默默无闻地付出，只为打击违法犯罪、维护社会稳定。

王传超说：“我们终于做到了——希望中国人有自己的数据，回答中国人自己的问题。今天，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而我们青年一代就是要把中华民族这种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下去。”

青年是祖国的未来，是民族的希望。王传超支持学生们去勇敢地追求梦想、探索未知，“给学生松松绑，你就会发现很多孩子可以更单纯地去追求自己内心深处的科研理想。现在，我可以愈发深刻地感受到很多学生开展科研不再只是为了做出多少科研成果，而是真正地想要解决科研的真问题，开始基于自己的兴趣和爱好参与科研”。

王传超说，推动社会进步、推动教育科研体制机制的改革与创新，这是他作为青年学者、青年教师要做的，更要做好的。“我希望青年科研工作者都可以将青春创新潜能尽可能地发挥到极致。如果能推动科学进步，哪怕一点点，那它所带给你的价值都将是任何时候的任何成功无法比拟的。”

责任编辑 赵汉琪